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昭和军阀的皮靴连续踏过三位首相。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时,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张作霖爱国家,但更爱张家。吞下万斛泪水的石原流出鳄鱼的眼泪。即使政府首相,也只是军队的司务长。
一、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932年,日本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再次获胜。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日本政府签署的这些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军部正在崛起的一伙少壮军阀的胃口。
10天以后,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东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闯入内阁首相犬养毅官邸。来者共有9人,分成两批。一批走前门,一批走后门。警卫官邸的警察在枪口下很快被制伏。
在官邸餐厅内,三上卓见到了犬养首相。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没有响。枪机戏剧般地出现故障。
“如果听我说了,你们就会明白。”犬养首相被拉到满是军人的会客室时,力图镇静地解释道。他还想说服这些配带武器的不速之客。
“我们为什么来,你清楚!有什么话快说!”三上卓吼叫着。
“讲话没用!”“开枪!”
黑岩勇和三上卓一齐朝犬养的头部开了枪。犬养毅满身血wū,倒在榻榻米上,当即毙命。
“把皮鞋脱掉吧!”是这位不赞同军部专制的首相说的最后一句话。
军官们是来刺杀他的。没有人按照习惯,进屋脱鞋。
随着犬养首相的葬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政党政治,在日本寿终正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才有人出来说,犬养毅被谋杀使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日本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评论说,“五一五刺杀推翻了两次护宪运动中先辈们费尽心血才粗具规模的议会政治,倒退到在帝国议会中没有基础的超然内阁时期。”
军人飞扬跋扈的时期已经到来。
近代日本政界的每一起刺杀,几乎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日本几届首相纷纷跌落。
刺杀犬养首相,起因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歧。
犬养毅是日本政界著名民主人士,与孙中山交情很深,一生致力于确立政党政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列出对中国革命提供有力帮助的22位日本友人,排第三位的便是犬养毅。
排第一位的日本革命者宫崎滔天曾经说过:“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唯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
犬养毅为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当孙中山落难,他就为收容孙中山在日本奔走斡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很快到上海,卖力地声援孙中山上台,激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
犬养毅的身材十分矮小。他是在既不能控制军部一手cào纵的“九一八”事变,又不能制止国联派出tiáo查团的若槻内阁倒台后出任首相的。与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是他独特的优势。甚至蒋介石落难日本时他对蒋也有过帮助。南京政府的很多要人都与他有私人联系。犬养毅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应是:承认1922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公约第一条就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权的完整。”日本也在公约上签了字。犬养毅坚持认为,若按照军部的意思,否认中国对满蒙的主权,即使一时能够使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两者最终仍会合为一体。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决定走一条危险的钢丝:使日本的权益和中国的主权在满蒙都能顾及。
1931年12月20日左右,他秘密派遣萱野长知为特使前往南京。
萱野是退役军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达30年之久,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比犬养毅更深。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对萱野以广东革命军顾问之重任相托。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他是唯一侍奉在侧的日本人。由他来tiáo解日趋紧张的日中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萱野在南京活动期间,为了询问犬养首相的意向,拍发了一份很长的密码电报,却没有任何回音。于是连续拍发好几份电报,都杳无音信。
犬养毅的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些电报bào露了。扣下电报的是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他与军部的少壮军人关系密切,森恪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犬养毅本人。
森恪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九一八”事件后又投靠日本军部,最先出卖其好友和同党犬养毅。森恪一人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政治百科全书。为了心目中的日本利益,他可以做任何事,也从不在乎出卖任何人。
而且还是几乎完全公开的出卖。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正在与伪满洲国政府谈判,并且在“使中国本部政权对满蒙死心,使之面对既成事实只有加以承认”这一方针上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决定了不与南京政府就所谓“满洲问题”谈判。忽闻犬养毅首相悄悄往南京派去了特使,咄咄bī人的少壮军人无不感到难以容忍、义愤填膺。
犬养毅之子犬养健担任其父的秘书官。二战结束后,他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森恪曾数次警告我,说总理大臣采取与军部和满洲方面的武力政策相对抗的政策,对总理自身是非常危险的。在几次谈话中,森恪都说过,如果我父亲继续采取反对军部的政策,那么父亲的生命必有危险。”
在日本,军部泛指日军统帅部。包括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和陆军省、海军省。
开始被军人视为眼中钉的犬养毅,其实最初与军部的关系也不错。在整垮上届首相滨口雄幸时,还做过军部的好帮手。滨口内阁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田中内阁又因皇姑屯事件倒台后上台的。上台半年便赶上要了他性命的伦敦海军会议。
说到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必须扯出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曾规定:日本海军大型舰只能为英美两国的60%。日本军界长期对这一比率不满,于是伦敦会议前定出方针,要提高10个百分点,将比率tiáo整到70%。潜艇则保持已有的78000吨水平。
1930年1月,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举行。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修改,坚持华盛顿会议的60%比率,而且要废除所有潜艇。
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正值大萧条波及日本。滨口内阁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现象,决心紧缩财政,协tiáo外交,达成裁军协议以缓和处于灾难中的国民经济。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在皇室和军阀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沿政党政治爬到首相高位的滨口,深知必须照顾军部情绪,否则后果难料。
滨口内阁在会谈中为日本讨价还价,异常艰苦。终于在3月13日签订了日美妥协案,日本拥有舰只总吨位为美国的69.75%。
军部要求上tiáo10个百分点,滨口内阁在美国人那里拿到了9.75个。日本的主张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贯彻了。69.75%与70%,仅仅相差0.25%。
但就是这0.25之差,竟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首先发难,大表不满,指责内阁不顾军令部反对而签约,违反宪法。
日本军人在日本政治中之蛮横霸道,可见一斑。
倘若反对浪cháo仅仅来自军方,问题还要简单一些。在野党政友会也立即随声附和,说滨口内阁“明知军令部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却无视这一意见,轻率地决定了有关国防的重大问题”,利用伦敦条约开展倒阁运动。其中最积极甚至把它上升到“侵犯统帅权”高度的,就是政友会总裁犬养毅。
犬养毅因为自己的政党政友会在大选中遭到失败,与民政党的273个议席相比只获得174个议席,便为倒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决定军事力量发展这一最为重要的国政也说成是内阁管辖之外的事,虽然搞垮了滨口内阁,却也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时滨口内阁还硬顶了一会,不顾军令部的抵制和犬养毅的政友会的反对,签订了日、英、美三大海军国《关于限制和缩减海军军备的条约》,即《伦敦条约》。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于1930年10月27日在英国外交部举行。滨口出席。18天之后,他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bào力主义者行刺,身负重伤。
刺客佐乡屋留雄与臭名昭著的皇室成员、yīn谋家东久迩宫有联系。
近代日本发生的多起刺杀事件,都与这位东久迩宫有关。
滨口首相1931年8月26日去世。
他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却死于无法无天的帝国。
1932年5月就lún到指责滨口“侵犯统帅权”的犬养毅了。当血盟团青年军官黑洞洞的枪口开始瞄向犬养毅的脑袋的时候,不知他能否记起自己对滨口的指责?
犬养毅是自1890年日本第一次众议院大选开始,连续1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著名民主人士,议会内打倒藩阀和拥护宪政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日本近代最富盛名的民主政治家,却亲手葬送掉惨淡经营起来的民主政治,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日本国家发展的巨大悲剧。
被刺杀前两个月,犬养毅已经意识到了危险。1932年3月15日,他给青年时代的朋友上原勇作元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军人犯上的现象表示十分忧虑,另一方面竭力表白自己的对华政策:“为了在形式上停留在政权分立,而事实上已达到我方目的,我煞费苦心”;“如不迟早改善这种关系(注:指同中国的关系),一旦俄国的五年计划完成,国家的实力真正得到充实,它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保持长久沉默的。作为对俄国的防备,本人认为应尽早改善与中国本部的关系。”
战败后的日本历史学者们称赞这段思虑为“卓越见识”。
犬养毅本人何尝不想吞并满蒙。只是比起那些狂躁蛮干的军人来,他忧虑的眼光更加jīng细、长远而已。就是当初卖力地资助孙中山,他也有独特的考虑。在写给派去照顾孙中山的陆羯南的一封信中,他说:“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
国民党那些与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元老们,若知道犬养毅这封密信,知道连孙中山都被称为“无价值之物”却又“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然后“以备他日之用”,对他们心目中那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资助孙中山是一张牌,承认中国在满蒙的权益也是一张牌,核心都是为了日本利益,特别是为了躲避日本即将面临的现实危险。
犬养毅留给中国的所谓“权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空壳而已。
即使如此,军部也认为他在背叛。
想走钢丝的犬养毅,是在刀尖上跳舞。
1932年5月15日,他终于从刀尖上掉了下来。
二、大和民族的血祭
主持刺杀犬养毅的,是极右翼军人组织“血盟团”。在军法审判中,行动头目、霞浦海军航空兵军官古贺清志中尉对法庭说:“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要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三上卓大声在法庭上说:“我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有开第一枪的黑岩勇略表后悔:“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被审讯的军官们收到了110000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血盟团人员宽大处理。新泻市竟有9个人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泡在酒jīng里送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并附信说,虽然被告“犯了法,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jīng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这样说: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由于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致国民jīng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因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所致。必须铲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联合声明几乎成了被审判者的宣言书。可见日本的法律当时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如上所述,审判期间,公众对杀人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每天都有请愿的人群聚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首犯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信啦、礼品啦、点心啦,另外还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是想做古贺的妻子……”
辩护律师介绍,还有很多姑娘自荐到三上卓中尉那里。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说,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埋葬了犬养毅之后,新首相是海军大将斋藤实,美其名曰“举国一致内阁”,举国一致干什么?
举国一致走向战争而已。
疯狂野蛮的日本战车,被卸下了最后一道限速锁链。
如此主动、如此积极、如此自觉、如此大面积地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今天却振振有词地说这一切是根源于别人。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就当年日本的政治转型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日本的压迫、尤其是美国的压迫。
美国主张废除日英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日本海军主力舰的吨位、废除石井/蓝辛协定、限制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制定排日的移民法案等,给日本的前途投下yīn影。
其二,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经济排挤。
随着工业化的跃进,日本日益需要从海外进口物资和向海外开辟市场,但欧美国家纷纷高筑关税壁垒保护自身产业,面临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的日本,逐渐被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生存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
其三,中国的排日运动。
认为中国收复国家权利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相结合,矛头直指日本,排日政策同时为中国提供了统一国家的手段,抵制日货运动弥漫中国,发展到了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地步,终于酿成满洲事变的爆发。
这就是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提出的日本转向法西斯的缘由。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都是别人的错。
侵略别的国家,占领别国土地,屠杀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财富,不但不应由日本负责,日本自己还满肚子牢sāo、满内心委屈、满脑袋不服。至于日本应负什么责任?一点儿也没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珍珠港”事变竟然都是别人的不是,没有日本的不是。
这样的书竟然被选定为日本的教科书,看来还不仅仅是用岛国国民性的狭隘来解释那样简单。如果早些把这些堂堂正正的法西斯理由、战争理由炮制出来,当年的日本为什么还要无条件投降呢?
日本现在年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为日本的战争受害者搞和平祈祷,却从来不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死难的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泰国人、缅甸人这些战争受害者的和平祈祷。只记住两颗原子弹,只记住自己受了原子弹之害,忘掉当年雪片一样支持法西斯分子的信件,忘掉主动愿意嫁给他们的姑娘,忘掉剁下来泡在酒jīng里的那些手指,忘掉当年张灯结彩、扶老携yòu为其军队攻城夺地而欢呼、游行、庆祝,能够总结出真正应该铭记的教训吗?如果仅仅祈祷把和平和生存留给自己而不在乎别人的死亡和苦难,甚至还要删改教科书中的有关记载,甚至再编纂那些满纸谎言的所谓“教科书”,军国主义真的能够在日本根绝吗?我们也有一些“xiōng中有数(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目中无人(国民特质、思维习性)”的学者,认为日本转向法西斯的原因虽然在内部,却主要是少数军人不满现状所致。认为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实行裁军,军费由1921年的7.3亿日元下降为1930年的5亿日元以下,减幅达40%,引起军人的强烈不满。“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东郭先生一样善良的学者又为对方想出一条多么绝妙的出路:军费削减竟然也成了转向法西斯的理由。前者说转向法西斯不是日本的选择而是美、英、中迫使日本作出的选择,后者说即使是日本的选择,也是日本军人的选择而不是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选择。
法西斯禾苗为什么在日本长得如此茁壮、如此疯狂?其土壤在哪里?养分是什么?根须在何处?仅仅是少数坏分子蒙蔽了广大人民群众?
以少壮军官为主的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疯狂,根源于日本社会情绪的疯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热血青年。都想用热血开辟出一条理想的前进道路。但一个人会走入误区,一代人也会走入误区,甚至包括一个民族。导致整个国家转向法西斯的责任,绝不能仅仅归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几个甲级战犯。当俄国的热血青年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实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的热血青年推翻了爱新觉罗王朝,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日本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1926年12月25日,当北伐军正在中国大地摧枯拉朽、莫斯科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正就中国革命问题争辩不已的时候,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即位,改元“昭和”。由此开始了一场以少壮军人为前导、以清除腐败为旗号、将整个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渊的“昭和维新”运动。
这伙少壮军人也是日本的热血青年。他们对日本现存社会充满了批判。但他们批判的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青年军人组织樱会在宗旨书中说:“我们必须首先指出作为国家核心的执政者们的重大责任。”“他们无视自己的职责,在施行国策中缺乏雄心,毫无振兴大和民族的根本jīng神,只是醉心于谋取政权、财物,上瞒天皇,下欺百姓,政局汹汹,腐败已极。”“社会即将沉于wū秽的深渊,高级当政者的悖德行为,政党的腐败,资本家不顾大众利益,华族不考虑国家将来,宣传机关导致国民思想的颓废,农村凋敝,失业,不景气,各种思想派别组织的活动,糜烂文化的抬头,学生的缺乏爱国心,官吏的明哲保身主义等等。”
政党行径丑恶和以夺得政权为目的相互倾轧,造成政界和社会的纷扰不安,形成了党贼;财团贪得无厌,cào纵金融与市场,不顾国计民生,形成财贼;政府依靠其权势横征bào敛,贪wū腐败,民不聊生,形成权贼。
“三贼”相互勾结,横行国内,必须将其打倒。
怎么打倒?用北一辉1919年在上海用清水米饭泡出来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只有军人奋起,才能打破腐败的政党政治。
热血与献身,在日本导致的竟是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整个20年代,在日本以军人为主干的法西斯组织真如“雨后春笋”。
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建立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
1923年“三羽乌”之首永田铁山回国,建立二叶会。
1924年平沼浅一郎发起成立国本社,大川周明成立行地社。
1926年赤尾敏领导成立建国会。
1927年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组织木曜会,西田税成立天剑党。
1928年海军出现王师会。
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流,成立一夕会。
1930年9月,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成立樱会。
由永田铁山的二叶会开头,整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出现一百多个法西斯团体。参加者从七十多岁的退休元帅、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直到士官学校刚刚毕业的少尉官佐。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夕会和樱会。佐级、尉级军官中所谓有志、能干的“英俊人物”多集中在这两个组织里面。这两个团体云集了昭和军阀集团的jīng锐。
一夕会1929年5月19日成立。
成员中大佐军衔的有河本大作、山冈重厚、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小笠原数夫、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渡边久雄、工藤义雄、饭田贞固、山下奉文、冈部直三郎、中野直晴;中佐有桥本群、草场辰巳、七田一郎、石原莞尔、横山勇、本多政材、北野宪三、村上启作、铃木贞一、冈田资、根本博;少佐有沼田多稼藏、土桥勇逸、下山琢磨、武藤章、田中新一。
樱会成立的时间稍晚于一夕会,于1930年7月17日诞生。成员中大佐只有重藤千秋一人;中佐有坂田义郎、樋口季一郎、桥本欣五郎、根本博;大尉有马奈木敬信、长勇、田中清、樱井德太郎、田中弥。
名单不短。但对日本现代史、东亚战争史、中国抗战史感兴趣的人应该记住这些名字。昭和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在里面。
现在,这些名字又几乎全部出现在“靖国神社”里面。
一夕会的核心是永田铁山。它以打破长州藩对陆军的人事控制为第一目标,对外主张首先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日本夺取生存空间。
樱会的成员则更加年轻,也更加激进。其核心人物桥本欣五郎担任驻土耳其大使馆武官期间,对基马尔自上而下革命颇感兴趣,想在日本也实现这样的革命。
这两个少壮军人组织,前者着眼于对外使用武力,完成法西斯扩张;后者着眼于对内使用武力,完成法西斯改造。
两个集团的终极目标都是军部控制日本政治,实现军事独裁政府。
日本已经作好充分准备,要向法西斯急剧转向。
这一过程从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爆炸事件正式开始,昭和军阀初露锋芒。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8天之后,田中义一内阁在日本上台。
田中义一是日本政界的强人,其个人历史与日本陆军紧紧相联。他189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1894年以陆军中尉军衔参加甲午战争。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18年至1921年任陆军大臣,主持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山县有朋死后,他便成为在日本陆军中占首要地位的长州藩的首要人物,也成为日本反藩阀政治,以巴登巴登“三羽乌”为代表的青年军官打击的重点人物。
田中内阁的首要命题是所谓“满蒙问题”。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在会上拿出了一个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对华政策纲要》,核心就是一句话:“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