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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阴见多云

就在德国总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蒋介石jīng心准备那份《应付时局对策》之时,日本正在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1935年7月16日,驻守广岛和福山的日本陆军第四十一联队的相泽三郎中佐,到陆军省访问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谈话内容十分奇怪:劝永田局长辞职。

相泽中佐以吼叫的方式完成对永田少将的劝说。

陆军中央部门中最重要的实权人物、巴登巴登“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竟然被驻地偏远的一个中佐指手画脚?

这是在代别人表达意志。永田立即就知道了。相泽是裕仁天皇的长辈东久迩宫中将的老部下。东久迩宫在一个中队当大尉时,相泽是该中队的一名少尉。

永田还知道相泽在士官学校教过剑道,jīng于剑术。

真是常言说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了。

相泽中佐在永田少将的办公室内大发雷霆,指责永田使皇道派将领真崎大将失去教育总监职务而下台。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矛盾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爆发了。

1932年以后,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组织一夕会发生分裂,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以“三羽乌”的二号人物小畑敏四郎少将为首,包括“三羽乌”的三号人物冈村宁次少将,拥戴陆相荒木贞夫大将。所谓“皇道”,荒木贞夫解释为是维护、宣扬皇德,所以日本军队就是“皇军”。是荒木贞夫使“皇军”这个名称流行起来。最初这个词很难被记住,荒木问一个士兵:“皇道的使命是什么?”士兵以立正不动的姿势大声回答:“是、是行军累不垮!”

在日文中,皇道和行动、皇军和行军发音相同。所以以荒木为首的皇道派,被很多士兵理解为“行动派”了。这一派也确实以行动见长。它聚集了大量青年军官,主张采取激烈行动改变国内政治,实现军人专政。

如果说皇道派更多注重法西斯军人的理想,那么统制派则更多注重法西斯军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统制派则以“三羽乌”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少将为首,包括巴登巴登聚会时在外看门的东条英机。所谓“统制”,即主张军队在国家现有制度下行事,不主张对内采取过激行为。永田铁山觉得,日本还没有作好同西方国家对抗的准备。在工业化改革于1936年底完成以前,日本进攻苏联的话连讲都不应该讲。相反,要首先争取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充分消化满洲。

两派的冲突不可避免。以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主张北进。永田铁山等人对此却毫无兴趣。

1934年1月,荒木贞夫大将失去了陆相职务。

1935年7月,陆军省又决定皇道派的另一首脑真崎甚三郎大将退役。

矛盾由此爆发了。

就在相泽中佐闯进永田办公室的前一天,1935年7月15日下午1点,日本陆军三长官会议。参谋总长、陆相、教育总监出席。不愿下台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拿出了杀手锏:“在这次会议后面,我看见不纯的动机。”

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永田铁山参与1931年三月事件的铁证。永田遗失已久、寻找已久的文件。

1931年3月,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加上作战科长山胁、俄罗斯班长桥本、中国课长重藤等人,制订了一个包围议会、要求内阁总辞职而由陆相组阁的政变计划。最后时刻,陆相宇垣一成得知天皇有意让他组阁,才蓄意将政变计划向外透露,使其流产。

这就是所谓的“三月事件”。

永田铁山当时起草了一份代号“小说”的政变宣言。他把这份宣言放在他的正式文件内。事件流产后,却怎么也找不着那份文件了。他不知道是tiáo查人员悄悄拿走了它,呈报在当时的陆相荒木贞夫大将的办公桌前。

永田的“小说”在荒木陆相的手中微微发抖。这个东西牵涉到天皇裕仁。荒木早就知道裕仁与永田10年前在欧洲建立起来的那种亲密关系。

所以他再未往上呈报,也未将它归入陆军档案,而是悄悄将它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荒木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搜集与天皇有关的各种秘密资料。直到他1967年去世,这些档案都妥善地保存在他身边。他曾透露说,档案中的每一页都已经影印,影印件都已加封,由另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测而死,这些文件将被启封,其内容将予散布。所以直至最终他平安地死去,珍藏这些档案的保险柜仍保存在荒木家中,天皇也奈何不得。

现在他把这发炮弹给了真崎甚三郎大将。永田的宣言证明天皇本人与三月事件有牵连。真崎深知这份杀手锏的分量。他在会议上大叫:“现在的yīn谋也是由三月事件的人制造的。统制派已经破坏了纪律和在陆军中引起混乱。我们向天神保证清除陆军中不良分子的誓言必须实现。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清除统制派!”

永田铁山4年前写的“小说”变成了一发炮弹,由真崎甚三郎装进炮膛了。它将证明出卖天皇的,恰恰是那个自以为天皇亲信的永田铁山。

这真是一发重磅炮弹。“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被称为日本陆军中最具头脑的人物永田铁山被轰得粉碎。

三长官会议结束第二天,相泽中佐就出现在于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即使这时,他还不知道天皇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再委托他去办了。

永田忍耐着,不动声sè。他本身就是“下克上”的好手,非常明白这些“下”的心劲和能量。他们的力量,都来源于他们背后那些人。

永田对相泽说,他感谢相泽关心国家利益,但对罢免真崎之事不清楚。总之是为了维护陆军的纪律。最后他以那种不拘礼节的伙伴式态度亲自送相泽中佐出门。

反身回来的永田铁山立即tiáo来相泽的档案。迅速看过之后,以陆军省军务局长的身份下令,tiáo相泽三郎中佐赴驻台湾的日军服役。

相泽三郎很快就接到了tiáo令。但他没有返回部队,而是立刻启程前往四百多公里外的大阪,去见他的老上司东久迩宫中将。

没有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

相泽与东久迩宫谈话后,便直趋东京。

这个方向与tiáo令命令他前往的方向完全相反。

他先见真崎甚三郎大将。自称办事比天皇还公平的真崎手法十分隐讳。他对相泽说:“如果你想杀人,就对字垣将军chā上一刀。就是他在1931年搞了三月yīn谋,才开始把局面弄得这样糟。”

相泽又见了东久迩宫的兄弟、另一个皇室贵族近卫师团长朝香宫中将。这位日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与相泽又进行了一番无人知晓的秘密谈话。完后朝香宫去皇宫,称有急事,要私下谒见天皇。而且要求不能有外人在场,和天皇“绝对秘密地在一起待几分钟”。

连天皇的表弟北白川宫也不能在旁边。

永田铁山连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搞过多少yīn谋,现在yīn谋却搞到他的头上来了。

8月5日,陆相林铣一郎奇怪地派人劝说永田铁山离职,出国旅行。

事情很明显,天平上这块砝码已失去作用,要被抛出去了。

永田断然拒绝离职出国。14年来在陆军内部他充当天皇裕仁的重要耳目,出谋划策搞垮长州藩,集合了一群忠于天皇的少壮军人,参与夺取满洲和镇压国内反叛者,他不相信自己会出事。

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到达陆军省。在接待处,他提出要见山冈重厚陆军少将。山冈是永田组织一夕会的得力伙伴,但现在不再得力了。山冈现在是陆军省军备局局长,皇道派的重要分子,与军务局长永田的统制派势不两立。山冈本人还有一个嗜好,崇拜附在古代武士刀剑上的鬼魂。他本人收集了一百多把古代刀剑,并且负责制定条令,规定日本军官都要备一把指挥刀,并在出席一切公开仪式时佩带。他先让神情紧张的相泽坐下,然后派一人去探听永田铁山是否在办公室。

听差回来报告,永田在他的办公室里。山冈立即送相泽出门,并告诉他该走的方向。

军务局是陆军省最大的一个局。相泽竟然顺利地穿过若干个办公室,没有通报姓名就突然出现在永田铁山的面前。

永田正在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新见大佐谈话,他只来得及大喝一声:“干什么?”相泽已经嗖的一声抽出了指挥刀。

永田铁山只来得及跳起身来,躲过第一刀。没有等他冲到门口,相泽的第二刀已经砍在他的背上,鲜血涌流。乘新见大佐想阻止相泽的同时,他用力去开门,还想夺路而逃,无奈已经双膝瘫软,身不由己。相泽的第三刀从跪在地上的永田后背穿过,直透前xiōng。他xiōng口的鲜血就像那面旭日旗上的旭日。不同的是一把闪着寒光的钢刀从中穿过。曾是天皇亲信中亲信的永田铁山,像一个用旧了而被抛掉的弃物,几分钟内一命呜呼。

当侍从长本庄繁向天皇报告永田遇刺时,裕仁眼睛看着别处,首先表示非常遗憾,接着说:“我今天照常游泳,你说行吗?”

作为天皇,裕仁从来不在意他的工具。

1933年下半年,曾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侍从长向裕仁诉说,宫中没有建立一块纪念碑,以表彰在满洲的阵亡者;士兵们觉得陛下午后不理国事,乘船到相模湾采集海洋生物标本,是一种冷漠行为。裕仁心平气和地把本庄带到一艘旧游艇上解释:从爱国角度讲,没有钱建造毫无意义的纪念碑。倘若没有天皇本人日积月累的观测,海军水文局就不可能修正海图,将来某一天,日本的战舰就会弄错相模湾的深度。

1934年11月,裕仁去视察长野县两所学校。为皇家车队带路的保安警察不小心走错了路,将天皇带到了另一所学校。结果文部大臣没有在场。学校的教职员也没有作好准备。场面尴尬。几分钟后,那个带路的警察自杀了。明显不高兴的天皇说,他并不在意,不过倒是打扰了学校。

“多么宽宏大量呀!”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在日记中写道。

那个倒霉的警察,不过是一只蚂蚁。

相泽三郎不知道这些。知道了,也许就不做刺客了。

他的刺杀行为受到天皇两个长辈的鼓动。朝香宫曾私下觐见天皇,弄清楚了行动完将会平安无事。所以xiōng有成竹的相泽杀完人以后,并不急于逃跑,而是首先到医务室包扎流血的手指。完后他说必须立刻返回驻福山的部队,以执行被他杀死的永田铁山的命令,收拾行装前往台湾。

使他大感意外的是,秘密警察迅速将他扣押。

“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

无怪天皇那个最善于玩弄yīn谋的叔辈东久迩宫对相泽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

所谓昭和维新,不过是让复杂的人做复杂的工具,简单的人做简单的工具而已。

永田铁山被刺杀的表面原因是天皇及其小集团同三月事件有牵连的证据被泄漏。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永田铁山已经显露一些迹象,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同天皇分道扬镳。他到底主张什么样的政策,却来不及说出了。

永田铁山先是天皇的敲门砖,后来便成为了绊脚石。

敲门砖敲开了门后,就是绊脚石。

在永田铁山的葬礼仪式中,皇族、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送来悼文,称颂永田是一个具有超凡天才的人,堪称表率。

优质工具的表率。

14年前在巴登巴登浴室给永田点烟的东条英机,从驻扎南方九州岛的第二十四旅团司令部特地请假前来东京吊唁。从此以后直到1948年他被绞死为止,他每月给永田的遗孀小额津贴。

陆相林铣十郎被迫辞职。天皇裕仁训戒新陆相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军必须是天皇的陆军。”然后是:“天皇本人意欲亲自监督一切外交事务及军事工作,因此,在作一切决定之前先要向他禀奏。”

只有人为日本战车加速、再也无人敢为它减速了。

三、开裂的坚冰

1935年8月是一个多事之月。华北危机爆发。法肯豪森为蒋介石草拟《应付时局对策》。永田铁山被刺身亡。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日本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在迫使世界发生改变。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

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变。

力量在重新趋向联合,利益在重新开始交换。

外界发生的这一切,唯独仍然苦行于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毫不知晓。准备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也不知晓。

蒋介石要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红军17勇士抢渡安顺场、22勇士夺占泸定桥的时候,王明正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

除了看到少量的外电报道,知道那些红sè火种依然在顽强燃烧之外,他根本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的“苏区代表”是一直待在莫斯科的周和生(即高自立)。周和生的发言由王明、康生领导炮制,说“今天苏区占有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600万”,“现时的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队。红军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六次‘围剿’,挫败了法西斯将军冯·塞克特领导下jīng心制订的计划,进军3000公里,英勇地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的任务”。除夸大其词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这种不实事求是似乎已经成为王明的一种理念。他费力地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去粉饰什么,去掩盖什么,去获取什么。

有些时候变本加厉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1937年底王明回国前,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见斯大林。王稼祥回忆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chā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人们说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骗得太深了呢?周围有多少个王明,在拼命夸大每一分成绩,拼命掩盖每一个缺陷?

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

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疗养回来后写的这份《八一宣言》。

受两个因素促动,一是国际政策的转变,一是中国的华北危机。

1934年2月27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bào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新的领导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当然对王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上华北危机。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从疗养地回来的王明写了3天。其妻孟庆树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点。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集体修改。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8月1日,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审阅通过,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是对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配合。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寄去《八一宣言》。指示他们铅印3万到5万份,设法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个政府、军队、机关、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他们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

不久,《八一宣言》通过法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多种途径传到中国国内。

两个关键人物都看到了这个宣言:蒋介石、张学良。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

把蒋介石这些举动都归于一纸《八一宣言》,便太轻看了这个人物。《八一宣言》掌握了一个恰好的时机。蒋介石正在感受华北面临的重大危机。耳边正在回响日军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叫他下台的吼叫。也在回响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劝他坚决抵抗的言辞。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整整一年,也未能将红军消灭。这时候看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他不能不发生极大兴趣。

他开始考虑是否可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

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而言”。

鲍格莫洛夫大使写信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一再暗示,最好订立一项互助条约。”

11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蒋介石的意旨向鲍格莫洛夫大使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恰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国共双方都将注意力移向了新疆,这个最可能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方向。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议决对日国策时蒋介石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对日本的侵略“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求各友邦的政治协tiáo,以互惠平等的原则,谋求各友邦之经济协作,否则国民党下最后之决心”。

蒋日矛盾尖锐了。

这股潜在的暗流中,又加入了一个张学良。

张学良11月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八一宣言》。他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杜重远帮助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

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的基础,已在悄悄建立。

此前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与个人野心妥协,吃了大亏。

1930年,蒋、冯、阎大战。两派都争着拉张学良入伙。双方都把全部力量投上去了,东北军成为全国仅存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这块砝码放到哪一边,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沈阳城说客如云。张学良见了哪一派人物、谈了多长时间,立即会产生种种猜测。4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冯、阎代表都参加致祭。6月3日张学良30岁生日,蒋介石派50岁的李石曾前往沈阳祝寿。6月21日,蒋介石又派张群带着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到沈阳。张学良到葫芦岛,说客们跟到葫芦岛。张学良到北戴河,说客们追到北戴河。个个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那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他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最后,从东北军事集团的利益出发,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

静观了半年,就观出这么一个结果。一个将他自己、将整个东北拖入灾难深渊的结果。后人多只知道张学良1931年那个悲伤的“九一八”,却不知道在此一年前,他还有一个更加悲伤、更加令他追悔的“九一八”。

在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前者导致了后者。

张学良发表出兵通电之后,从9月21日晨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车运兵南下。9月21日占领天津。22日进驻北平。仅用十多天时间就完成了对华北、平津的占领。

东北军占领华北的速度,与一年后关东军占领东北的速度一样。

可惜这是内战。

张学良在内战中踌躇满志。出兵通电中他言辞恳切:“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实际从张作霖开始,奉系就一直觊觎华北,后来干脆把华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奉系赶出华北的就是蒋介石。现在,他从上海给张学良汇来500万元,作为东北军的开拔经费,又拨1000万元公债款资助东北军,不但把东北军又请了回来,还把河北、平津、青岛的行政管辖权都交给张学良。

这些实惠确确实实打动了野心勃勃的少帅。

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京成立副总司令行营。虚岁30的少帅将东北、华北尽握在手,地位仅次于蒋,好不风光。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他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带东北军主力入主华北,久居北平,还不断抽tiáo部队入关,使东北防务日益空虚,造成危险局面而不自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正携妻带妾在广和剧场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戏来唱完,得讯事变爆发,沈阳危急。他急忙回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军将领会议。虽然8月16日有过蒋介石的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但此电毕竟发在事变之前。事变进行中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的会议决定是:赞成抗战,但要依靠全国,东北军不能单独行动。为避免冲突扩大,不予抵抗,一切等待速报南京请示办法。

如此决议,能说不抵抗的仅仅是蒋介石一人吗?蒋介石在事变前提出的不抵抗政策有罪,张学良在事变进行中作出的不抵抗决议就无罪吗?军人在战争爆发关头连自己的防区都弃之不顾,突然间想起“依靠全国”、“不能单独行动”,全国老百姓勒紧裤带养如此多之兵又何苦来呢?

后来说蒋介石不准他抗日。少帅忘记了自己不准自己抗日的时候了?

前一个“九一八”占尽的所有便宜,后一个“九一八”不但丧失殆尽,还把老本都赔了进去: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95000支,各种机枪2500挺,大炮650门,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沟帮子的铁甲车队全部被毁。东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洗劫,资金流失不计其数。其他物资的损失更加无从计算。

“不能单独行动”,就可“避免冲突扩大”、保平安了吗?

将祖坟家业丧失殆尽后张学良方才明白:倾巢之下,安得完卵!

蒋介石把他涮惨了。个人野心也把他涮惨了。所以他后来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可以想象,当这位少帅发动西安事变时,内心那灼热的灵魂,怎不能一瞬间变成冲破地壳的岩浆?!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为了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的jīng神,让久已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了解和执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新方针,同时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

这种任务就是风险。首先需要的就是勇气。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发言宣称: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万人口,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事到临头要派人去找这200多万平方公里苏区和50万红军了,代表团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红军和苏区到底在哪里。

王明、康生决不会承担这个任务。这不是在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大吹大擂那些激起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纵情欢呼的随意炮制的数字,而是要回到yīn冷的、黑暗的、白sè恐怖的、到处悬挂着共产党人头的世界中去,寻找自己写在纸面上那些辉煌的数字和代表这些数字的仍在舍身奋斗者,派谁去为好呢?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来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sè职工国际代表之前,在东北坐了一年多日本人的监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在党内有“钢人”之称。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bào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张浩领受任务后,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跨越沙漠经由内蒙古,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定边。这时长征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从定边开始,边区赤卫队一直把张浩送到了根据地瓦窑堡。

在瓦窑堡见到张闻天、邓发、李维汉,张浩才知道出了两个党中央:一个是瓦窑堡的中共中央。

一个是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的伪中央。

工农红军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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