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

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

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

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

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sè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

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

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

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

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tiáo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tiáo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

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

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