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契尔年科少言寡语，不爱讲话。往往认为这样的人矜持甚至谦逊，在他们的衬托下，另一种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我者，可能显得自命不凡。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坦荡开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对契尔年科这类不爱说话的人怀有戒心，他们那表面上谦逊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选举我的决定是否经过周密的考虑。我说，我了解农业的情况，但是目前农村所需要办的事.情我是否能够办到，却还没有把握。契尔年科仔细听完了我的意见后，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反驳：”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我有意将谈话进行下去，契尔年科却打断我说：

”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试图说这项任务很艰巨，许多东西都得变革。凭斯塔夫罗波尔的经验我知道，变革是多么地不易。这时我却听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

”得了吧你！打了 23500万吨粮食，还在老说艰巨，艰巨！你知道吗，库拉科夫干啥你干啥，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明白他不单单是说农业。库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亲密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最近我同库拉科夫没少争论。”但是我的插话并未改变谈话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关于农业有重要文件（他大概指的是197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你照着做就是了。要是还想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改变，就给列昂尼德?伊里奇讲一下，不过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们可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不会给你出坏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尔年科已无意将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再说我也该识相了。我问明天全会开会前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否要找我谈话。

”不知道。没说过这事儿。他委托我把刚才说的话对你讲了。” 契尔年科匆匆说道。

最后，我还想知道明天的会上要不要讲话。

”你在全会上的讲话未必需要。建议由列昂尼德?伊里奇亲自提出来。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赞成…… 再说你不久前刚刚讲过话嘛。” 契尔年科挖苦地补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为什么会选中我？

每次到莫斯科，我都住在俄罗斯饭店。在莫斯科饭店只住过两三次。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按”级别”我应该在住莫斯科饭店。但我不知为什么习惯了俄罗斯饭店。这里的十层有个房间，大概是98号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宫。晚上或者深夜回来，忙碌一天之后感到精疲力尽，这里则寂静无声，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饭店餐厅门口那醉酒后的辩白和午夜的斗殴。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夜间，尤其是当克里姆林宫内有辅助照明时，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后来克里姆林宫成了我常住之地，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大教堂、广场、花园和公园也并未失去兴趣。我们喜欢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时节日期间我们也去克里姆林宫，为的是在那里观看焰火。

是夜，我无法人睡。我没有开灯，将安乐椅挪到窗户跟前，只见瓦西里大教堂的尖顶、克里姆林宫雄伟的轮廓在夜空中翱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过这样的任命！

大学毕业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干了将近25年，其中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乎当了9年。作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但是不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里关键已经不仅仅在我的身上，问题的解决卡在现行体制上。边疆区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感到满意。我干起来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基米德杠杆”，使边疆区来个彻底改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人向我提起调动工作的问题。

70年代初，彼?尼?杰米契夫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央当宣传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谈到农业部长的职务。原来，还曾经讨论过推荐我当苏联总检察长的问题：鲁坚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提出了接替他的问题，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里要考虑到当时作出此类决定所遵循的标准。后来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h.h.萨温金对我说，是a.基里连科不同意对我的推荐，其原话是：”牛头不对马嘴。” 萨温金听了还以为对我另有安排呢。

对于这些建议，我的态度都不积极。

其实，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我的倾向性。政治局委员对我的看法各不相同。从与某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私下交谈中得知，有的中央领导人对我这个有着独立个性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并不中意。确实，诚如我的朋友、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卡尔波维奇?基里琴科所言：”不要与众不同，专打出头鸟啊！” 因此事情就仅仅停留在交换意见上了。我想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为在领导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当时我的愿望并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们这方面有个屡试不爽的晴雨表：出国访问。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委员会各部打来的电话，问我能否以代表团团员或者团长的身份访问某个国家。往往我表示同意，但到了最后一刻便让别人顶替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您知道吗，领导认为边疆区很大，让您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