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据说是存入国外银行了，帮助外国的党了，等等，——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宪法法院经过仔细斟酌，最后决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捕风捉影”不予调查。

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一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r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党正在出现，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病态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给千百万党员——政变分子的整个良心和那些支持过他们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首先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与此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进行辩解，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歪曲这些或那些关键部分。

我的任务不是要进行揭露——让历史学家们去作最后的判决吧。但是有一个人我不能不说；他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我把他提拔到国家第2号人物的地位，他在这场阴谋中又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卢基扬诺夫。

我已经援引过谢尔巴科夫写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事情都同卢基扬诺夫商量过。

但是退一步想，就算卢基扬诺夫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阴谋分子们使他误人歧途了——就像他在福罗斯向我辩解的那样。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呢？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之所在呀！要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赌徒打错了算盘一样：过一个星期——这段时间原则上并不违反规定——一切就会明朗的。如果阴谋得逞——他功不可没；要是阴谋失败——他可以溜之大吉。像人们常说的，他玩的是一身二任，左右逢源。但是他失算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卢基扬诺夫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政变，他不仅没有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划清界限，而且和他们一道出席会议，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出席国家杜马会议；他在继续玩自己的游戏。

1991年8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由尼沙诺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各委员会主席和许多代表们，请看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我们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原本从个人的角度就应该作出强烈得多的反应，可能的话，比如说，不是在21日，而是20日就应该直接诉诸于人民。何况这样的决议业已准备好了。这里错误也许首先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上帝明鉴，当时事情是如此繁多，3天内完成，能够睡上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诚然，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意见，指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政变分子们（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的帮凶，是政变的思想鼓动者。我现在可以果断地声明，这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有。”这种冒险行动本身就是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用完全非法手段所制造的一起阴谋……我一定要证明政变行为的非法性。”这是卢基扬诺夫在跟即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谈话时说的话，后来写进了8月20日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中：”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就所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该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是违反宪法的。”

由此可见，当时卢基扬诺夫承认发生了政变，只是坚决否认他在这中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话，政变则成了一次爱国行动，几乎是第二次十月革命了。这里再援引一段谢尔巴科夫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是颇为适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当着b.m.韦利奇科同志的面（3时～13时20分）我和卢基扬诺夫取得了联系，我请他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电台广播的消息和叶利钦广播讲话中所说的卢基扬诺夫承认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行为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和没有法律根据的这话的可信性。

卢基扬诺夫同志说，他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我问他：如果苏联宪法委员会主席团接受我所准备的（而且事先同韦利奇科同志讨论过的）声明——我向他讲了这个声明的基本要点，那么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卢基扬诺夫同志原则上支持这个声明，但是他指出，根据法律，我们没有权利不服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决定，特别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因此他建议在什么地方表明一下这种立场，意思是说，苏联宪法委员会服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副总统亚纳耶夫（而不是苏联总统执行机构的）决定。然后他透露说，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内，他和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将飞往克里米亚，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情况，使我能够肯定地认为，如果这次冒险行为一开始，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就召开会议，那么，毫无疑问，它会采取维护宪法制度的立场的，会坚决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行为的。的确，是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召开议会的明确立法程序。所以卢基扬诺夫利用了这一点：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文行事，指定会议”只能在一个星期后”召开。

重要得多的是从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们民主体制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我们代表机构的弱点。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卢基扬诺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戏，迟迟不开最高苏维埃会议。c.c.阿列克谢耶夫被吓住了——因此宪法监督委员会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其实这时已经完全没有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