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笔徭役的征银由官府出面，不经过当地乡绅里长之手，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贪墨。

张居正改革后，丈量土地、一条鞭法推行之下，那些瞒报的大户，才得以显现了出来，才使得国库充盈，而为了督促官员们，张居正才不得已出了考成法，用来督促这班懈怠政务多年的官员们干活。

在张居正过世后，他的改革也停了下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国库留下的银子不过是张居士时积累下的，万历三大征下来，国库又开始吃紧，皇帝是不能打自己脸的，遇到辽东战事只能是加派辽响。

许多地方的百姓苦不堪言，因而才放弃户籍成群结队的离开原籍四处游荡，人都跑了，地方官府也就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透过白露的那本账册，可以清楚的看见，一个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职权，攀附在大明这棵大树上贪婪的吸食着大明的枝叶，正在将这个帝国的气数一点一点榨干。

此次的四川永宁土司叛乱，便可通过那本账册清楚的看到，四川永宁的土司奢崇明起兵叛乱，朝廷调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的大军进行剿灭，这些平叛大军的军费从户部的太仓库运出京城时只剩下了八成，军费还未运到四川布政司这笔军费只剩下了五成不到。

户部拨出的十五万两响银作为此次平叛四川土司的军费，这十五万两银子在户部的流水账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即使是仔细瞧也瞧不出什么端倪，可被白露归入表格后，问题一下子就出来了。

四川永宁土司叛乱军情紧急，户部拨出的十五万两银子作为军费，这十五万两银子到地方上采购军粮，京城的米价为一两二钱一斗米，一石等于十斗，也就是说一石米需要十二两银子，十万两银子大约能买一万两千多石米。

可问题就在于，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必须马上集结部队平叛，军队不能都开到了京城买好了粮食在出发，而是带上部分口粮，在拿着户部拨出的军饷到地方上采办粮食。

而地方上的米价却并非是一两二钱一斗米，户部拨出的这十五万两银子也是按照地方上的价格去采办的，四川此时正在战乱，米价必定上涨，诺按照户部给的预算购买，可就落不到什么好处了。

于是，这批军饷并非是在地方上购买的，而是从杭州府采办的，因为杭州府粮食多，米价也就低，这样一来，同样的粮食却能从中剩下不少的军饷，省下的这笔军饷当然不可能上交户部，也不会犒赏军士。

这件事实在是巧合，若是白露不去那一趟杭州府，还不知道这些事，账册上的所写的购买地并非是杭州府，而当时白露在杭州府见有人大肆采购粮食，还以为是奸商想要屯粮，误以为是什么商机，便派人打听，这才得知了此事，便多留了个心眼。

当时四川永宁叛乱已起多时，朝廷怎么会还在杭州府采办军粮，因此回了京城便让谭老三去了一趟户部，将账册拿来比对一下，这一对，便于杭州府的购粮账册对上了，只不过采购军粮的地点是在杭州府，户部的流水账上是在四川成都府购买而已。

军情如此紧急，叛军都已然杀到城下，既然还有人盯上这笔本不该动的军饷，想必当时辽阳城的援兵迟迟未到，也与这军饷中的门道不无关系。

白露便将此种厉害关系都写入账册之中，这便是一个契机，哪怕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白露也要一试。

舍近求远，军粮一再耽搁，前来会剿的大军也因此而耽搁，奢崇明的叛军已经兵临成都府之下，仅凭成都府的守军，是绝对守不住叛军的攻势。

兵贵神速，可按日子算来，这会儿从杭州府购买的军粮还在路上，成都府的守军如何受得住土司的攻势，几日后成都府必将失陷，到时白露的这份账册所体现的厉害便能立竿见影。

孙承宗是白露目前唯一能找到与皇帝说上话的人，虽然魏公公也能说上话，可魏公公到底思想觉悟不够高，不是跟皇帝大人说自家的椅子坏了就是桌子缺了几个角，是让皇帝大人一展身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