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春季，启元的小院子里春光明媚，自他退休以来种的那些花卉已长得枝繁叶茂，蔷薇和紫藤分别在大门两边的围墙上爬得累累垂垂。天晴的时候走进院子，连现在耳朵有点儿背的启元都能听得清满院子是蜜蜂的“嗡嗡”声。一晃，退休二十年了。启元从没想到过自己能活这么久，能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七十岁，而且正奋勇向着八十进发。

在他种植这些花儿的时候，他还时常地想，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这些花儿盛开、成荫，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小小的一棵柿子树开花结果，不知道能不能尝到栽种下去时才一尺高的桔子树结的桔子。结果，他家去年的柿子多得吃不完，团团和脉脉家也不用买柿子吃了。他竟然活了那么多年。

可惜，启农却日薄西山。朝华家离医院近，朝华每天煮好汤水，一个人去医院看启农，帮启农的妻子分担辛苦，因启农家还有正读高中的两个孩子需要启农妻子的照料。朝华还经常在启农的病房里看到启仁，启仁而今几乎一半日子住院，住在很清静的干部病房，启仁也是几乎每天坐着轮椅去看望启农，与启农说上几句话。启仁而且不怕说重话，他打电话告诉启元，他怀疑启农没几天了。

启元接到电话当天，就跟团团说他打算去上海。团团得知原因后，没拦他，想办法搞到两张软卧票，她与司机一起将启元和忆莲送上火车，安顿好，然后再打本本手机，确认本本到点上站台接人。此时区区的生意已经遍布长江以南，本本驻扎上海看管大本营，开着一辆蓝鸟。区区经常跑得两三个月都见不到人，团团有事幸好找得到本本。

启元与忆莲都是有生第一次坐软卧，小小一间包厢里住四个人，另外两个看上去是做官的，启元与忆莲并排坐在一张床上，浑身不自在，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等另外两个收拾收拾，又出去吸好一支烟回来跳到上铺躺下，启元与忆莲才稍微放松下来。可列车员紧接着出现在包厢里，问两人要了票，塞进黑夹子里。然后要两人拿出身份证来登记。启元按照吩咐做了，可知道列车员出去，启元都没看到上面两个人拿出身份证来给列车员看。难道……只针对他俩？列车员抄了身份证号码去做什么？等会儿乘警会不会把他俩从软卧赶走？

启元一路忐忑不安，一直等待列车员再度上门驱赶他。他不敢告诉忆莲，怕忆莲也一起担心。忆莲很快躺下铺睡着了，启元一直保持着警觉，一个人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熬到上海，没有出事。等列车员拿票子过来，唤他俩到点下车，启元简直暗暗抹一把汗。

本本等火车一停就冲到软卧车厢门口等待，将吓了整整一程路，腿脚软麻的外公提下车，好在忆莲休息得好好的，健步如飞。等上了本本的车，启元终于忍不住问本本，火车上查身份证是怎么回事。本本毕业后一直也走南闯北，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直那样的，软卧硬卧上的人都要登记。中途上车的一般就不登记了，列车员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