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恩丁懂得，任何人间信息，包括第一流的雇佣兵的姓名地址，在伦敦是必定可以设法了解到的。惟一的问题是要知道从哪儿开始找，向谁打听。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沉恩丁一个钟头，然后出去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舰队街”。通过在伦敦最大的一家日报社采访部做事的一位朋友，他得以走进剪报图书馆，请档案保管员替他找他想研究的剪报册。他花了两个小时研读那些代办处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过去10年英国各报有关雇佣兵的剪报。其中有涉及加丹加、刚果、也门、越南、柬埔寨、老挝、苏丹、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文章，包括新闻、评论、社论、特写和照片。他把它们都看了一遍，并且对作者的名字特别留意。
在这个阶段，他没有去寻找某个雇佣兵的名字。因为反正他们的真名、假名、化名、绰号实在太多，他有点怀疑其中有些是假的。他在寻找一个研究雇佣兵的专家的名字，一个作者或者是一个记者，他们的文章似乎使人足以相信作者本人对他的研究题目是jīng通的。这样的作者能引导他走出迷宫，不被对手的自诩或者尚未证实的功绩所迷惑，而能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来。看了两个小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寻求的名字，尽管以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人。
在过去的三年中，有三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他显然是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作者似乎对他所写的内容很了解，并且提到出生在十几个不同国家的雇佣兵。他既不对他们加以溢美之辞，也不过分渲染他们的经历来耸人听闻。恩丁记下了这个作者的姓名和登载那些文章的三份报纸。看来这个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他又挂了一个电话给那位报界的朋友，终于打听到那个作家的住址——在伦敦北区一套小公寓里。
当恩丁离开曼森大厦，从地下停车场找到自己的“柯维蒂”车时，已夜幕四垂。他驾车向北开去，寻找那个作家的公寓。到那儿时，他看见公寓的灯已经熄灭了，按门铃也不见有人答应。恩丁希望这个人别出国去，而住在地下室的一个女人证实他并没有出国去。他看见这所房子既不宽敞也不漂亮，心里很是高兴。他希望这个记者就像任何一个自由撰稿人那样手头桔据而希望捞点外快。他拿定主意明天再来。
第二天早晨8点刚过，西蒙·恩丁就又去按那个作家的电铃。半分钟后，从装在木框上的铁格子窗传来叮当一声。
“你好，”恩丁对铁格子窗说，“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我是一个商人。不知道是否能和您谈谈？”
门打开了，他上了四楼，那儿有一扇门向着楼梯口的走廊开着。站在门里的是他昨天来找过的那个人。当他们在起居室里坐定时，恩丁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我是中心商业区的商人，”他撒起谎来倒口齿伶俐，“我来这儿从某些方面说来是代表一个国际财团的朋友们，这些朋友所共有的，就是我们在西非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
作家谨慎地点点头，呷了一口咖啡。
“目前，不断传来那儿可能发生政变的报告。那个总统是个温和派，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政绩不错，深得民心。我的一个生意朋友听他的一个工人说，如果发生政变，很可能是共产党支持的。听懂我的话了吗？”
“懂，往下说。”
“好，人们认为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支持政变，除非政变发生得太快，使他们不知怎么才好，军队里群龙无首。换句话说，一旦政变发生，如果大部分军队看到政变会成功，无论如何，他们是会去支持政变的，可是，如果发生政变而成败参半，那么军队里的大部分人——我们可以肯定——是会支持总统的。正如你所知道的，经验表明政变之后的20小时是成败的关键。”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作家问。
“听我解释下去，”恩丁说，“一般的看法是，为了要使政变成功，yīn谋家就必须刺杀总统。如果总统健在，那么政变就会遭到失败，或者连企图政变都不可能，这样，一切就都会平静了。因此，总统府的安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并且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和外交部的几位朋友联系过，他们认为tiáo派一个职业英国军官去做总统府内外的安全顾问是办不到的。”
“是这样？”作家又呷了几口咖啡，燃上一支香烟。他认为这个来访者大圆滑了，圆滑过头了。
“因此，总统准备根据合同，接受一个职业军人来做顾问，对有关总统个人的一切安全事务提出建议。他寻找的对象是能到那儿去，并对总统府和总统府的一切安全方面的布置作完全彻底的检查，堵塞总统周围现有一切安全措施上的漏洞。我相信这样一种人，一种无需在自己国家的旗帜下打仗的称职的军人，他们的名字叫雇佣兵。”
这个自由撰稿人连连点头。他有点怀疑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说的话，觉得不免失实。首先，如果总统府的安全果真那么重要，英国政府是不会反对提供一个专家去当加强安全事务的顾问的。其次，在伦敦斯隆街22号还有一个完全专门化的公司，叫“环球表链公司”，它的专门业务恰如它的名称所示。
他三言两语就把这些疑点给这个哈里斯指了出来，但这丝毫也没有使哈里斯觉得狼狈。
“啊，”恩丁说，“显然我只好直言相告了。”
“那才有用哩。”作家说。
“问题的要害是，你知道，英国政府可能会同意派一个专家只是去做顾问，不过，要建议总统府的保安部队普遍进行重新训练，以及对此提出应急措施，从政治上说，这个由政府派去的英国人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总统希望给这个人在幕僚中委任一个长期职务，恐怕也不行。至于说‘表链公司’，一个退伍的特种空军勤务处的军人固然很好，不过，即使他身居总统府卫队之中，政变还是照样会策划，仗还是照样会打起来。你知道非洲别的地方会怎么看‘表链公司’去的人员？那些黑人多数认为‘表链公司’和英国外交部有某种方面的联系才派人去的。然而，一个纯粹的局外人，虽说没有相当的身份，却至少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不会使总统被人讥笑为卑劣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走狗。”
“那么你需要什么呢？”作家问。
“一份称职的雇佣兵的名单，”恩丁说，“一个有头脑和有主动性的雇佣兵，为了挣钱而去干一件熟练的活儿。”
“可是找我干吗？”
“我们当中有一位从你几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记起了你的名字。那篇文章是信得过的。”
“我是卖文度日的。”自由撰稿人说。
恩丁轻轻从口袋里抽出20张10英镑一张的钞票，放在桌上。
“那么，给我写吧。”他说。
“写什么？写一篇文章？”
“不，写一个摘要。一张名单以及那些人的行踪。你也可以口述。”
“我写吧。”自由撰稿人说。他走到一个墙角里，那儿放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是一台打字机和一堆白纸。在这个隔墙很少的公寓里，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工作的地方。他把一页纸夹进打字机里，不停地打了50分钟，有时查阅一下桌旁的一叠卷宗。他打完后站起身，手里拿着三页四开的纸，走向等候着的恩丁，把纸递了过去。
“这些人是眼下最bàng的，有6年前在刚果的比较老的一代，也有后起之秀。他们能胜任指挥一个排，这个我不担心。光个子大而没有头脑对你毫无用处。”
恩丁接了过来，神情专注地研究起那几页纸。
上面写的内容如下：
拉莫林上校。比利时人，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1964年在莫伊斯·冲伯领导下进入刚果。可能是得到比利时政府完全同意的。第一流的军人，按照“雇佣兵”这个词的真实意义来说，他算不上是真正的雇佣兵。建立过第六突击队（说法语士兵），指挥该队直至1965年，他移交给德纳特，然后离开那儿。
罗伯特·德纳特。法国人。警察出身，并非行伍中人。1961年至1962年在加丹加省脱离刚果时，可能当过宪兵队的顾问。在脱离刚果的行动失败、冲伯流亡之后，他也离开了。替雅克·福卡特指挥过法国雇佣军在也门打仗。1964年返回刚果，加入拉莫林的部队。在拉莫林离职后，接任指挥第六突击队至1967年，他半心半意地参加了1967年第二次斯坦利维尔反叛（雇佣军的哗变），被自己军队的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受了重伤。飞往罗得西亚去治伤。1967年雇佣军从迪洛洛侵入刚果时，试图返回部队。战事拖了很久，终于大败，有些人说是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贿赂。自此以后，他住在巴黎。
雅克·施拉姆。比利时人，由种植园主转为雇佣兵，外号“黑雅克”。早在1961年就在加丹加省组成自己的部队，在加丹加企图脱离刚果时，他显得出类拔萃。此次行动失败后他是最后一个飞往安哥拉去的人之一。他和加丹加入部下在安哥拉等待着，直至冲伯返回，然后重又开入加丹加。经过1964至1965年的平定西姆巴叛乱，他的第十突击队多少得到了独立。没有参加1966年首次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加丹加入的哗变），把雇佣军和加丹加入合为一体。发动1967年斯坦利维尔哗变，后来德纳特也参加了进去。在德纳特负伤后担任联合指挥之职，领导向布卡武进军。1968年被遣返回国，自此尚未获得任何雇佣兵的工作。
罗杰·福尔奎斯。是一个得过许多勋章的法国职业军人。在加丹加脱离刚果行动中，他可能是由法国政府派往加丹加的。后来指挥曾在也门替法国打过仗的德纳特。他没有卷进雇佣兵在刚果的战役。在尼日利亚内战中，他接受过法国的命令，发动过小规模的战役。作战勇猛异常，不过，由于负伤，目前几乎残废了。
迈克·霍尔。英国人，后为南非人。在加丹加脱离刚果行动中任雇佣军顾问，与冲伯结为密友。当冲伯恢复力量，组成说英语的第五突击队时，他被邀请回到刚果。指挥大部分平定西姆巴叛乱的战役。1965年退休，把指挥权交付彼得斯。相当富有，半退休了。
约翰·彼得斯。1944年在首次雇佣军进行的战争中加入霍尔的部队。晋升为副指挥。作战勇敢，残忍至极。几名在霍尔手下的军官不愿意受彼得斯领导，纷纷tiáo职或离开第五突击队。1966年末退休，很有钱。
注意：上述六名算作“老一代”，由于他们系参加加丹加与刚果人的战争的最早的几名雇佣兵，并且由此出名。下列五名除了鲁现年45岁以外，其余年龄均较轻，而被视作“年轻一代”，可能因为他们在刚果时是青年指挥官，或者由于刚果而出了名。
罗尔夫·斯坦纳。德国人。初次开始雇佣兵生涯是福尔奎斯组织的参加尼日利亚内战的军队里。他坚持留了下来，并且领导这支军队的残部达9个月。后被解雇。签约替南苏丹打仗。
乔治·施罗德。南非人。在刚果第五突击队的霍尔及彼得斯手下服务。在那个部队的南非小分队里是很有名的。他们选择他继承彼得斯做头儿。彼得斯勉强同意，把指挥权交付他。第五突击队解散后几个月被遣送归国。自此音讯杳然。现住在南非。
夏尔·鲁。法国人。在加丹加脱离行动中，他还非常年轻。很早就离开那儿经由安哥拉到南非去。一直待在那儿，1964年才随同南非人回刚果，在霍尔手下服务。和霍尔吵翻后，加入德纳特的部队。晋升后tiáo至第六突击队辅助部队，在第十四突击队任副指挥。参加1966年在斯坦利维尔的加丹加入叛乱。在此次叛乱中他的部队险些全军覆没。后来由彼得斯偷偷送出刚果。1967年5月和几个南非人一起飞回刚果，加入施拉姆的部队。也参加了1967年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在德纳特负伤后，被提议担任第十及第六突击队的全盘领导，那时两队已经合并了。战败，在布卡武的一次出击中负伤，经过基加利逃回国去。自此没有参加过战争。现住在巴黎。
卡洛·香农。英国人。1964年在霍尔的第五突击队服务。不愿在彼得斯手下干。1966年tiáo至德纳特部队，加入第六突击队。在向布卡武的进军中由施拉姆领导，杀出重围。1968年4月随同最后一批雇佣兵回国。志愿参加尼日利亚内战，在斯坦纳手下服务。1968年在斯坦纳免职后接管残部。领导这支部队直至失败。据信正待在巴黎。
卢西恩·布鲁恩。别名保罗·勒鲁瓦，法国人。说一口流利英语。在法军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是应征入伍的军官。正常退伍。1964年在南非，志愿赴刚果。随同南非分队到刚果，参加霍尔的第五突击队。有战功，1964年末负伤。1965年回刚果。不愿在彼得斯手下干，1966年初tiáo至德纳特部队的第六突击队。1966年5月因察觉到即将发生的反叛离开刚果。尼日利亚内战中在福尔奎斯手下服务。负伤后回国。重回刚果，谋取军队指挥权。这一企图失败后，1968年回国。现住在巴黎。聪明过人，并且非常有政治头脑。
恩丁看完后仰起头。
“这些人都能找来去干这份差事？”他说。
作家摇摇头。
“我很怀疑，”他说，“我把所有能干这份工作的人统统写了进去，至于他们是否愿意，那自当别论。这取决于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他们将指挥的人数，因为老一代的雇佣兵有一个声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迫切需要干这份工作。老一代的，有些大概都退休了，日子过得很富裕。”
“请把这些人指出来。”恩丁请求道。
作家弯下腰，在名单上寻找着。
“首先是老一代。拉莫林你别想找到了。其实，他一直是比利时警方的外围，他是坚强的老手，受到部下的尊敬。如今他已经退休了。另一个比利时人黑雅克·施拉姆，现已退休，在葡萄牙经营养jī场。至于法国人罗杰·福尔奎斯，也许是法军退伍军官里获得勋章最多的一个。他也受到在他指挥下作战的外籍军团内外的尊敬，被别的雇佣兵看作君子。可是他也负伤致残，最后一次签约去打仗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委派一名部属去指挥作战，结果吃了败仗。如果这位上校当时亲自在那儿，可能不会被打败的。
“德纳特在刚果战绩不错，不过，他在斯坦利维尔头部受了重伤。现在也不行了。法国雇佣兵仍然和他保持联系，想找一口饭吃。不过，自从在迪洛洛惨败之后，他没有领导或者执行过一项雇佣军的行动。这有点奇怪。
“至于那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迈克·霍尔，已经退休了，生活相当富裕。也许他会被100万英镑的计划所引诱，不过，即使有那么多他也未必肯去。他最后一次入侵是到尼日利亚，在那儿他给内战双方都提出一个方案，开口就要50万英镑，而内战双方都拒绝了他。约翰·彼得斯也退休了，现在新加坡开办工厂。这六个人在全盛时期挣过不少钱，可是对于那种在今天可能被称为比较小的。技术性也较强的任务，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适合的，其中有些原因是他们不愿去，或者干不了！”
“那么其余五个呢？”恩丁问。
“斯坦纳曾经混得很不错，可是后来情况变坏了。报纸披露了他，对一个雇佣兵来说，这永远是件糟糕的事。人们开始认为他们就像星期日的报纸上所说的那样胆怯。夏尔·鲁在德纳特负伤后想夺取斯坦利维尔的指挥权，并且要求领导全法国雇佣军，这个企图失败后他一直很痛苦。不过，自从在布卡武被打败后，他一直还没有受雇。后面两个比较好一些，他们都是三十几岁，聪明，受过教育，打仗有足够的勇气，能够领导别的雇佣兵。顺便提一句，雇佣兵只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领导之下去打仗。因此，雇一个蹩脚的雇佣兵去征募别的雇佣兵就达不到目的，因为他们一听说是在曾经山穷水尽的人手下干，就不会来。由此可见，一个雇佣兵的战绩是很重要的。
“卢西恩·布鲁恩，别名保罗·勒鲁瓦，他能干这份差事。问题是，你无法十分肯定他是否给法国情报机构——法国保安总局递送过情报。这有关系吗？”
“有，很有关系。”恩丁简捷地说，“你说漏了那个南非人施罗德。他怎么样？你说他在刚果指挥过第五突击队？”
“对，”作家说，“最后，在最后阶段。在他领导下的那个队分崩离析啦。他是个第一流的雇佣兵，但有局限性。比方说，如果一个营有一个旅的编制，并且装备jīng良的话，那么他就能出sè地领导那个营。他打仗很有办法，不过很保守。他的想像力很贫乏，不是那种能白手起家的角sè。他需要参谋们来管理军务。”
“那么香农呢？他是英国人？”
“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混合种。他是后起之秀；一年以前他才初次指挥打仗，不过干得很不错。他思考问题不保守，非常大胆。他能有条不紊地组织起一支队伍。”
恩丁起身要走。
“请你告诉我，”他走到门边说，“如果你要进行一项……要去寻找一个人去完成任务，那么估计一下，你将选择哪一个？”
作家拿起早餐桌上的笔记本。
“猫儿香农，”他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干那件事，或者完成一次任务，我就会选择香农。”
“他住在哪儿？”恩丁问。
作家说了巴黎一家旅馆和一家酒吧的名字。
“你可以在那两个地方去找找看。”他说。
“如果找不到那个香农，或者因为某些别的缘故他不能受雇，名单上还有谁能递补？”
作家思索了一会儿。
“如果不是卢西恩·布鲁恩，那么就只有夏尔·鲁啦，当然，他差不多总能找到，并且很有经验。”他说。
“你有他的地址吗？”恩丁问。
作家轻轻地翻动着一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笔记本。
“鲁在巴黎有一套公寓。”说着他递给恩丁一张地址。几秒钟后他听见恩丁下楼梯时沉重的脚步声。他拿起了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是卡里吗？喂，是我。我们今晚出去，到一个阔气的地方。我写了一篇新闻特写，才拿到稿费。”
“猫儿”香农沉思着缓缓走到布兰斯街上，又向克里希街走去。大街两旁的小酒吧间已经开门纳客了，一伙妓女从门道里走出来，要拉他进去见见巴黎最漂亮的姑娘。他们不论漂亮与否——不消说，多数是不漂亮的——都透过花边窗帘凝视着昏黑的大街。这当儿正是3月中旬下午5点刚过，冷风袭人。这个天气和香农的心情很合拍。
他穿过广场，又迅速走进另一条小巷，向他住的旅馆走去。住这家旅馆很不便利，可是由于它离蒙马特尔高地很近，可以从楼顶眺望景致。他想起了邓奥依斯大夫。一个星期前他来给他做过全身体检。邓奥依斯是一个退伍的伞兵和军医。他是一个登山家，曾经作为医疗人员参加过法国登山队攀登喜玛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两次探险。后来，他志愿参加过好几次赴非的艰苦的医疗任务。在整个紧急时期，他临时给法国红十字会工作。他在那儿遇见了那些雇佣兵，替他们从战场下来后包扎伤口。他已经以雇佣兵医生的身份闻名于世了。甚至在巴黎，他还给雇佣兵缝过许多子弹打穿的伤口，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许多迫击炮弹片。如果他们有病求医，或者需要体检，他们通常就到他在巴黎的诊所去。如果他们混得不错，腰包里鼓胀起来，就当场付美元。如果不付，他也不像那些法国医生似地去要账。
香农转身走进他住的那家旅馆的大门，走到柜台去要钥匙。一个老头儿在柜台里值班。
“啊，先生，有人从伦敦来电话找你，整整一天。他留下了一封信。”
老头儿把一张塞在钥匙孔里的纸条儿递给香农。纸条上是那个老头儿潦草的笔迹，显然是一个字一个字笔录下来的。上面只写着“小心哈里斯”，下面是那个作家的签名。他在非洲战争中结识了那个作家，知道他现在住在伦敦。
“先生，还有一个人。他在客厅里等你。”
老头儿对门廊旁的一间小屋做了个手势。香农从拱廊看去，瞧见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那人身穿伦敦商人常穿的淡灰sè衣服。当他站在柜台旁的时候，那人一直盯着他看。香农走进客厅，那个来客以伦敦商人少见的悠然姿态起身向他迎了上去，并没有上下打量他。香农以前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总是代表着年纪更大、也更富有的人。
“是香农先生吧？”
“是的。”
“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
“是你找我？”
“正是要找你我才等了两三个钟头呀！我们在这儿谈，还是上你的屋里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