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银行还倡导储蓄运动，“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往来存款户，借款按透支手续办理”。“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大家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20】发行公债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它既可以避免过多发行货币，又给老百姓提供投资机会。苏区政府共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二期都是战争公债，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20万元，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金额是300万元。第一期公债的购买人可以拿债券来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结果债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实际上造成了财政损失。后来政府意识到不能让债券在赎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后就禁止了债券直接交税的做法。

苏区公债的发行，没有像上海滩那样把公债全部销给银行，由银行去做证券投机买卖，而是发动广大群众，走直销的路子。公债的发行，充实了苏区的财政收入，支持了反“围剿”的战争。

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红军军费，又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统一的货币！

如果没有统一的货币，收入国库的是形形sèsè的各种杂币，将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麻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简直就是噩梦！而正是货币的统一，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统一的载体。

在苏区的后期，国家银行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违背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则【21】，超量发行货币达800万元。

由于红军在“左”倾主义的军事领导下，战争不断失利，根据地不断缩小，而货币发行却不断扩大，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大跌，严重损害了苏区人民对革命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