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庄在皮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象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xiōng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伍，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大部分都一跛一跛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xiōng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象旁的人一样，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我听见有人从我后面走近，在车后门的卡波都脱帽立正。走来的人肯定是个党卫军军官，我也跟着那样做。那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身后的那个人走到前面来了。他是罗施曼上尉。他点点头让其他卡波继续干，然后用他那双灰蓝sè的眼睛盯着我。我想他无非是见我脱帽脱迟了，那天晚上该要抽我一顿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温和地问道。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说，仍旧站得笔直。
“嗯，陶伯，你似乎有点迟钝。你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使你活泼一点吗？”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判决已经下来了。罗施曼对那个妇女瞟了一眼，眯缝起眼睛，好象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这时他脸上浮起他那种缓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你认识这个女人？”他问。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她是谁？”他问道。我不能回答，我的嘴好象被胶粘住了。
“是你老婆吗？”他继续问。
我默默地点点头。
他狞笑得更厉害了。“好吧，我亲爱的陶伯，你怎么不讲礼貌呢？把这位太太扶上车吧。”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动弹不了。他把脸靠近我，低声说：“限你十秒钟，扶她上去，不然你自己就上去。”
我慢吞吞地伸出胳臂，伊斯帖靠着我的胳臂。
她扶着我的胳臂爬上车去，旁边的卡波等着关车门。
她上车后，从车上注视着我，两颗泪珠涌上来，一边一颗，滴落在脸颊上。她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互相讲一句话。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车开走了；我最后见到的，就是她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试图理解她眼睛里的神sè。
是爱还是恨？是蔑视还是怜悯？是迷惘还是理解？
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煤气车开走后，罗施曼仍然狞笑着，转过头来对着我，“陶伯，你可以继续活下去，直到我们认为适宜消灭你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等于是个死人了。”
他说对了，这一天是我灵魂死亡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年八月以后，我变成一个机器人，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知寒冷或痛苦，根本没有任何知觉。
我望着罗施曼和他的党卫军同伙的兽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对于任何能触及人们灵魂的事和大部分能触及人们肉体的事我都无功于衷。我只是记下每一件事，每个微小的细节，把它们记在心上，或将日期刺在我的腿上。运人的列车不断来到，走向“处决山”或上煤气车，被处死，被埋葬。有时当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走在他们旁边把他们送出犹太区的大门时，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这使我回忆起我读过的一个英国诗人的诗篇，描述一个被迫活下去的古代水手，注视着他的因干渴而死亡的同伴们的眼睛，从他们眼神里看到了诅咒。不过我没有发觉什么诅咒，因为我甚至没有犯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若干年后才到来。我才有一种行尸走肉的空虚……〗
（彼得·密勒看到深夜。对种种bào行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单tiáo又沉闷，好几次他重新在椅子里坐正，做三两分钟的深呼吸振作起jīng神，然后继续看下去。
一次在接近午夜时，他把日记本放下，再煮了些咖啡。
在拉上窗帘之前，他站在窗口俯视大街。马路的远方雪莉咖啡馆的灿烂的霓虹灯光射过斯坦大街。他看见一个业余的妓女挽着一个商人的胳臂，这种姑娘是为了增加点收入才走向街头的。他俩消失在远处的一所公寓里，商人将在那里为半小时的肉欲发泄而付出一百马克。
密勒拉上窗帘，喝完咖啡，又拿起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了。）
〖一九四三年秋，从柏林来了命令要把“高林”的几万具尸体发掘出来，用火或石灰永远灭迹。这桩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天气已经入冬，大地快封冻了。这个命令使罗施曼好几天情绪恶劣，不过为了执行命令而做的琐细安排已够他忙于一阵，没有空闲跟我们打交道。
日复一日，可以见到新成立的劳动队带着尖镐和铁锨走向山里，进入森林；日复一日，一股股长龙似的黑烟冲向森林上空。他们把森林中的松树作为燃料，但是大部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不容易燃烧，所以工作进度缓慢。最后他们改用生石灰，在每层尸体上盖上生石灰。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土地化冻后，再填上土。
干这种活的人不是从犹太区派去的。他们不跟任何人接触。他们也是犹太人，但被囚禁在附近最坏的集中营之一——沙拉斯·彼尔斯集中营。他们后来被断了粮，不少人饿得去吃人肉，最后还是全都死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当这桩工作基本上完成后，犹太区终于被消灭干净。犹太区的三万囚犯绝大部分被送往森林，成为松林里在劫难逃的最后一批牺牲品。我们大约五千来人被转移到皇帝森林集中营，留在我们后面的犹太区被付之一炬，然后用推土机推去灰烬。那儿原有的东西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块几百公亩的土地覆盖着推干了的灰烬1。〗
『1原注：一九四四年俄国的春季攻势把战线向西推进得如此之远，以至苏联军队经波罗的海诸国的南面挺进到他们西面的波罗的海海岸。这就把整个奥斯特兰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并引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将领们看到前景不妙，与希特勒力争要撤回包围圈里的四十五个师。希特勒拒绝这个建议，重复他那鹦鹉学舌式的叫嚣：“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给包围圈里的五十万军队提供的全部东西就是死亡。这支部队被切断了供应，只能以日益减少的弹药作战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投降了。其中绝大部分作为战俘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季里被运往俄国，只有少数人在十年后返回德国。』
（陶伯的日记中又用了二十页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营里，在饥饿、疾病、苦役和营地警卫的bào行的重重压力下进行的垂死挣扎。在此期间，没有见到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的任何踪迹。但他显然还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那些党卫军军官想到他们可能被复仇心切的俄国人生俘，不禁惊恐万状，准备不顾一切从里加的海路撤退，带上最后残存的一小批囚犯作为他们返回西面的“帝国”的通行证。当俄国人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时，这成了集中营的党卫军人员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他们还能借口需要完成一项对于“帝国”是重要的任务，他们就能继续享有高于国防军的优越地位，躲开被tiáo去与斯大林的师团面对面战斗的可怖前景。他们给自己分派的这项“任务”，就是把他们的过去统治的集中营里少数残存的可怜虫押解回仍旧是安全的德国心脏地区。有的时候党卫军警卫的人数竟比蹒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戏变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后我们到达里加市时，已仅剩下四千人。我们的队伍直接走向船码头。我们能够听见远处一种奇怪的响声，象打雷一样，沿着地平线传来。我们愣了一会，因为我们从未听过炮弹或炸弹的声音。消息随即在我们这些被饥饿和寒冷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间传开——是俄国人的迫击炮弹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当我们到达码头区时，那里已布满党卫军的官兵。我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地点见过这么多的党卫军。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一定比我们多。我们在一座仓库前面排成几行，大部分人又以为要在这里用机枪把我们毙掉。但是并非如此。
显然党卫军部队打算利用我们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来过里加的犹太人中的最后残余，作为他们从俄国人的挺进中脱逃的口实，作为他们返回“帝国”的通行证。运输工具是一艘货船——逃出包围圈的最后一艘，停泊在六号码头。在我们望着它的时候，德国人正开始把靠码头较远的两座仓库里几百名德国陆军的伤兵用担架抬上船。
罗施曼上尉到来时，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在发船的状况，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装运的是德国陆军的伤兵，便转过头来对抬担架的看。
护兵大叫一声：“停下来！”
他越过码头冲到他们面前，打了一个看护兵的耳光。他快步绕到我们囚犯的队伍跟前吼道：“你们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这些人撵走。把他们弄下来。这艘船是我们的。”
在跟我们一道来的党卫军的枪托推搡下，我们开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后面观看装船的几百名党卫军士兵跟着我们涌上船去。先头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担架往码头抬去，或者不如说，他们刚要往码头抬去，另一声吼叫制住了我们。
当我听到吼叫声时，我正走到舷梯下面准备往上爬，我转过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陆军上尉正跑下码头，在舷梯口离我相当近的地方停下来。上尉抬起头瞪着甲板上抬着担架准备卸人的那帮人叫道：“谁命令把这些人抬走的？”
罗施曼从他后面走上来说：“是我。这艘船是我们的。”
上尉转过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艘船是派来运陆军的伤兵的，”他说，“它要装走的是陆军的伤兵。”
他说着就转过头去吆喝陆军的看护兵继续抬伤兵。我打量着罗施曼。他站在那儿颤抖，我以为他是在发怒，后来我看出他是恐惧，他害怕要留下来面对俄国人。俄国人不象我们，他们是带着武器的。
他对看护兵尖声叫道：“把他们撂下！我以‘帝国’的名义征用了这艘船。”
看护兵不理会他，他们服从国防军上尉。上尉离我只有两米远，所以我看清了他的脸。他因过度疲乏而脸sè发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侧满是皱纹，下颌上留着几个星期没有剃过的胡碴。他看到装载伤兵的工作重又开始，便打算从罗施曼身旁走过去监督他那些看护兵。
从积雪码头上拥挤的担架堆里，我听见一个汉堡腔的声音叫道：“上尉，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
国防军上尉正走到罗施曼跟前，这个党卫军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个转，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见惯，但今天这样的下场倒从未见过。上尉挨了这一家伙，摇晃摇晃脑袋，紧握拳头，对着罗施曼的下巴用右手狠狠给了一拳。罗施曼跌跌跄跄倒退了几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股血从嘴里流出来。上尉向看护兵走去。
我看着罗施曼从抢套里掏出党卫军军官的“鲁格尔”手枪，仔细地瞄准，对着上尉的后颈开了一枪。枪声一响，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国防军上尉摇晃地转过身来。罗施曼再开一枪，子弹射进上尉的咽喉。他旋转着朝后倒下，在着地之前就死去了。
当子弹击中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的什么东西飞出来了。后来我奉命把尸体投进水里时，我路过那个东西，发现那是个挂在绶带上的奖章。我始终不知道这个上尉的名字，但这个奖章是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密勒读到日记的这一页时大为惊愕，渐渐又将信将疑起来，最后则深信不疑，怒火填膺。他把这一页反复读了十来遍，确定还是无可怀疑的了，然后继续阅读日记。）
〖此后我们奉命把国防军伤兵卸下船去，并让我们把他们放在码头旁边的雪堆上。我搀扶一个年轻士兵走下跳板往码头上去。他已经瞎了，他的双目用从衬衣尾襟撕下的一块布做为绷带包扎着，绷带很脏。他已经陷于半jīng神错乱的状态，老在找他妈妈。我猜测他肯定只有十八岁上下。
伤兵终于都下船了，命令我们囚犯上船。我们都被塞进一前一后的两个货舱里，直到我们挤得几乎不能动弹。然后舱门钉上了板条，党卫军开始上船。刚刚在午夜之前我们启航，上尉显然希望在破晓之前安全驶入拉脱维亚湾，以避免遭受俄国巡逻机的袭击和轰炸。
花了三天时间才抵达但泽，已远离德国的防线。在甲板下这个漆黑一片、上下颠簸的地狱里的三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三天里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尽管没有食物可以呕吐，每个人还是因晕船而干呕。许多人就这样吐死了，有的死于饥饿或寒冷，有的死于窒息。还有些人只是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后一躺，向死亡投降了。船终于又停泊了，舱门打开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气流冲进臭味扑鼻的货舱。
当我们走上但泽码头时，死尸也搬出来成行地排在活人旁边，以便计算人数与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党卫军在数字方面总是很jīng确的。
后来我们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国人之手，当时我们还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难重重的航行要到达终点了。活下去的人从但泽用驳船送到但泽郊外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潜水艇工厂劳动，晚上住在集中营。在斯图特霍夫又有好几千人死于营养不良。他看着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当俄国人挺进迫近但泽时，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幸存者又被赶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里向柏林进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这支活死人的队伍，被他们的党卫军警卫当作在西方手里谋求庇护的工具，被赶着往西穿过整个东德，一路上，冰冻雪寒，他们象苍蝇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陶伯还是活了下来。最后残存的人抵达柏林西面的马格德堡，党卫军在那儿终于扔下他们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们被安顿在马格德堡监狱里，由当地“民卫”组织的那些不知所措、无依无靠的老头们照管着。“民卫”组织没有食物可供他们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进的盟军将来找到他们时不知会怎样处理，于是准许囚犯中最健壮的人到附近农村去觅取食物。）
〖我上一次见到爱德华·罗施曼，是在但泽码头上被点数的时候。他穿戴得暖暖和和地以抵御冬寒，正爬进一辆汽车。我以为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但我还有一次见到他的机会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东面的一个小村庄加德来根去，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弄到一小口袋马铃薯。在我们背着马铃薯艰难地往回走时，一辆往西开的汽车从后面驶来。汽车停了一会与路上的一辆马车打什么交道，我向周围瞥了一眼，并没有特意想看看那辆驶过的汽车。汽车里坐着四个党卫军军官，显然是在往西逃跑。有个人坐在司机旁边，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陆军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爱德华·罗施曼。
他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脑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块从旧马铃薯袋子上割下来的头巾里，以抵御凛冽的春风。但是我看见他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汽车西驶时，四个坐在车里的人显然都在脱换他们的制服。当汽车在公路上消逝时，一件衣服从车窗甩出来落到地上。几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停下来瞧瞧是怎么回亨，这是一件党卫军军官的外套，戴着部队党卫军银sè的两道闪电的领章和上尉军阶。党卫军的罗施曼消失了。
二十四天以后当地解放了。我们根本不外出了，宁愿在监狱里挨饿也不愿意上街去冒险。街上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静下来。那天早上九、十点钟时，我在监狱的院子里与一个老警卫谈话。他似乎怕得要命，花了将近一小时解释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无干系的，当然也就跟迫害犹太人的勾当毫无干系。
我听见锁着的大门外开来了一辆汽车，并听到重重打门的声音。这个老“民卫”走去开门。那个进门来的人警惕地手上拿着左lún手枪，那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全副战斗装备的军人。
他显然是个军官，因为有一个戴着浅口圆顶钢盔手持步枪的士兵跟着他。他们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向监狱院子四周打量。院子的一角堆着大约五十具尸体，这是在最近两周里死去的，谁也没有气力把他们掩埋掉。其他的人半死不活地沿着院墙躺着，想得到一点春天的阳光，他们的伤口在化脓发臭。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看，然后看着年已七十的“民卫”。他也看看他们，不知该怎么办。然后他说了一句一定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到的话：“哈啰，汤米。”
那位军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当清晰的英语说：“你这该死的德国猪！”
我突然哭泣起来。
我并不太清楚我怎么又回了汉堡。但我是回来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儿还有没有什么过去生活的遗迹。那儿什么也没有。我出生和成长的街道在盟军空袭引起的大火中全部烧光了，我工作过的办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东西都完了。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马格德堡的医院里呆了一阵，但我自动离开那里，搭便车回了家。当我到家看到什么也没留下时，我终于心力交瘁彻底垮台了。我在医院里与那些从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地方来的人住在一道，当了一年病号；次年在医院里当看护，照顾那些比我健康状况更糟的人。
我离开医院后，在我出生的汉堡找了间房子，消磨我的余年。〗
（这本日记以显然是最近打上字的两张干净的白纸作为后记而结束。）
〖从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尔托纳区的这个小房间里。我离开医院不久，就开始写我和其他人在里加的遭遇。
但早在我写完之前，我就发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图是要作为证人，把事情经过告诉全世界，因为我当时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任何一个处在与世隔绝状态下的人都会那样想的，现在很清楚，这件事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没有把我的日记公开发表出来。我留着它，留着这些笔记，是希望某一天我至少可以作为在里加这个小范围里发生过的事情的证人。我甚至从来未让任何人读过我的日记。
回顾过去，为求幸存，为能写下证词而进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时间和jīng力的浪费，因为别人已经把这些事干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当年不如在里加与伊斯帖一道死去。
甚至我最后的希望——看着爱德华·罗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证明他干过的那些事——也永远不会实现了。现在我明白这一点。
有时我在街上漫步，回忆这儿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难复原了。我试图与孩子们交朋友，但他们嘲笑我，躲开我。有一次我跟一个没有逃开我的小女孩说话，她妈妈却尖叫着走来，把她拉走了。
所以我没有同多少人谈过话。
有一次一个妇女来找我。她说她是从赔偿处来的，并说我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费。我说我什么钱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坚持说由于过去的那些事，我有权利得到补偿。我仍旧拒绝了。他们又派一个人来找我，我还是拒绝。他说拒绝补偿是非常违反常情的。我意识到他的意思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好结账。但我只去拿了他们给我定的那份钱。
我还在英国医院的时候，有个医生问我，为什么不移居到即将取得独立的以sè列去。我怎么能向他解释呢？我不能告诉他，在我对我的妻子伊斯帖做了那种事情之后，我永远也不能到那块土地上去了。我常思念那块土地，并梦到那儿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不死到那里去。但是，如果我这几行文字将来能够在我永远见不到的以sè列土地上被阅读，那里会有人为我念超度经文吗？
所罗门·陶伯。
阿尔托纳，汉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彼得·密勒放下日记本，在他的安乐椅上靠了好一阵，抽着烟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快到早上五点的时候，他听见门开了，西吉下班回来了。她惊讶地发现他还没有睡觉。
“你搞得这么晚在干什么？”她问。
“看东西。”密勒回答。
后来他们躺在床上时最初的晨曦已烘托出圣迈克尔塔的尖顶。密勒则默默地望着天花板浸入了沉思。
“想什么？”过了一会儿西吉说。
“没想什么。”
“我知道，知道你在想。想什么？”
“考虑下一个想写的故事。”
她转过身来打量着他，“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密勒往后一靠，掐掉他的烟蒂。
“我要去追踪一个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