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日记中是那么说的，我在他死后读过，我是新闻记者，我要设法找到罗施曼，检举他。你明白吗？”

“明白。”

“但是，假如罗施曼已经死了，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能记起陶伯先生知不知道罗施曼是否还活着，并且还是自由的？”

马克斯凝视着“香田丸”正在消失的船尾达好几分钟。“罗施曼上尉还活着，”他简单地说，“并且是自由的。”

密勒热切地倾身向前，“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陶伯看见过他。”

“是的，我读到过，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

马克斯迟缓地摇了摇头，“不是的，是在上月。”

密勒瞪眼瞧着这个老人，面马克斯则凝视着河水，又沉默了好几分钟。

“上月？”密勒最后重复说，“他说过他怎么看见他的吗？”

马克斯叹了口气，然后转向密勒，“是的。他晚上很晚还在散步，他往常不能入睡时常常去散步。当他经过国家歌剧院走回家时，正好一群人从里面涌出来，在他们走上人行道时他停了步。他说他们都是有钱人，男人穿着长礼服，妇女穿着皮大衣，戴着珠宝。有三辆出租汽车排在人行道边等候他们。看门人拦住过路人好让他们登上车子。这时他看见了罗施曼。”

“在那群歌剧观众当中？”

“是的。他和另外两个人登进了一辆汽车开走了。”

“请你注意，马克斯先生，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能绝对肯定那是罗施曼吗？”

“是的，他说他能。”

“可是自从他最后一次看见他以来，已经大约有十九个年头啦。他一定有很大的变化。他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他说他微笑了。”

“他什么？”

“他微笑了，罗施曼微笑了。”

“那是大有讲究的吗？”

马克斯点了几次头。“他说你只要看见过一次罗施曼那种微笑法，你就永远不会忘记它。他没法形容这种微笑，他只是说，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上百万人当中，他都能把它认出来。”

“我懂了。你相信他的话吗？”

“是的，是的，我相信他看见了罗施曼。”

“好吧，就算我也相信。他记下这辆出租汽车的号码了吗？”

“没有。他说他简直就发愣了，只是眼巴巴望着汽车开走了。”

“糟糕，”密勒说，“它很可能开到一家旅馆去。假如我有号码，我就能问司机他把那一伙开到哪儿去了。所有这一切是陶伯先生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上个月我们领到津贴的时候。在这儿，坐在这条长凳上告诉我的。”

密勒站起来叹了口气，“你一定明白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吧？”

马克斯的眼光离开河面，转到记者脸上。“哦，是的，”他轻轻地说，“他明白那一点。你清楚，那就是为什么他要自杀的原因。”

※※※

那天晚上，彼得·密勒照例对他母亲进行了周末的探望。也和平常一样，她唠唠叨叨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一天抽多少香烟，衣服洗了没有。她是一个矮矮胖胖、五十开外、管家婆式的人物，她总是不那么甘心承认她的独生子的全部志愿竟只是当个记者。

当晚，她问起他此刻正在干些什么。他扼要地告诉了她，提到他想追踪下落不明的爱德华·罗施曼。她吓了一大跳。

彼得闷着头吃饭，对他母亲滔滔不绝的非难和责备充耳不闻。

“你老得东跑西颠地去报道那些下贱的罪犯和坏人的勾当，那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她说，“那毕竟还没有跟那些纳粹分子厮混在一起啊。我不知道要是你亲爱的爸爸地下有知该会怎么想，我真不知道。”

他忽有所思，“妈妈。”

“什么事，好孩子？”

“在战争的时候——在许多集中营里……党卫军对人们的所作所为，你有没有怀疑过——你有没有想过它还在继续？”

她气呼呼地忙着收拾饭桌，过了几秒钟她说：“可怕，英国人在战后让我们看了一些影片。我一点儿也不想再听这种事情了。”

她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彼得站起来跟她走进厨房，“你还记得一九五零年我十六岁时，我和一个学校团体到巴黎去的事吗？”

她踌躇了一下，往水槽里放水准备洗碟子。“是的，我记得。”

“我们被带去访问一个叫做圣心的教堂。那儿刚刚做完一个祈祷仪式，为追悼一个叫做让·穆林的人的祈祷仪式。一些人从里面出来，听见我跟另外一个孩子说德国话。这群人当中有个人转身向我啐了一口。我记得唾沫顺着我的外套流了下来。我记得后来我回家告诉了你。你还记得你说了些什么吗？”

密勒太太使劲地擦洗着一个盘子。

“你说法国人就是那么回事，脏习惯，你说。”

“是的，他们有这种脏习惯。我向来不喜欢他们。”

“嗳呀，妈妈，你知道我们在让·穆林死前对他都干了些什么呀？不是你，不是爸爸，不是我。但是我们，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是盖世太保，这在千百万外国人眼里似乎是一码事儿。”

“我不想听。好啦，已经够了。”

“好吧，我也没法告诉你，因为我并不清楚。毫无疑问，总有地方留下记载的。但问题是，我被啐并不因为我是盖世太保而因为我是德国人。”

“你应当为此骄傲。”

“哦，我是为此骄傲，相信我，我是的。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该为纳粹、为党卫军、为盖世太保而骄傲。”

“行了，没有人为他们而骄傲，不过没有必要再继续谈了。”

象平时他跟她争辩时一样，她给缠得很狼狈，在抹盘巾上擦干双手之后就忙着回起居室。他尾随着她不放。

“咳，妈，你听我说。在我读到那本日记之前，我甚至从来都没有问过，所谓我们谁都有份的那些事究竟是些什么事。现在，至少我开始去了解啦。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找这个人，这个恶魔，假如他还在的话，他应当受审判才对。”

她坐在长靠椅上几乎哭出来了。“小彼得，请别管他们了，就别再继续追究过去了，追究没有任何好处。它这会儿是过去了，过去了也就完了，最好把它忘掉。”

彼得·密勒面对着壁炉架，那上面摆设着钟和他死去的父亲的照片。他穿着他的上尉军服，带着密勒忘不了的那种和蔼的、有点忧伤的微笑，从像框里向外凝视着，这是在最后一次离家重返前线之前拍摄的。

彼得在十九年之后，当他的母亲请求他中止对罗施曼的追究时看着他父亲的照片，他对他父亲的记忆还异常清晰。

他能记得战前当他五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哈根贝克动物园，给他逐个指出所有的动物，耐心地读着每个笼子前小洋铁牌上的详细介绍来回答这个孩子没完没了的问题。

他能记得一九四零年他父亲应征入伍后如何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又如何哭哭啼啼，他又如何觉得妇女们因为有个穿军服的爸爸这种了不起的事去哭，那是多么愚蠢。他回忆起一九四四年他十岁的一天，一个军官上门来告诉他的母亲，她的英勇战斗的丈夫在东线牺牲了。

“再说，没有人再需要这些可怕的揭露了，也再不需要这些没完没了，把什么都公诸于众的可怕的审判了。即使你真的把他找到，也没有人会为此来感谢你。他们干脆就会在街上给你指出，我是说，他们不需要再有什么审判了，现在不要啦，太晚啦。彼得，看在我的面上，就此罢手吧。”

他记得十月末那一天报纸上用黑边框起来的姓名栏，跟每天的一样长，但那天可不同，因为半腰里有这么一条：“为元首和祖国而战死。密勒·欧文，上尉，死于十月十一日，在奥斯特兰。”

就这么几个字，再没有别的了。没有说明地点、时间或死因。只是成千上万的名字中的一个。这些名字从东线源源而来，填满了不断加长的黑框框，一直等到政府认为它有损士气才停止刊登。

“我是说，”他的母亲在他后面说，“至少你该考虑你父亲死后的名声。你想，他愿意他的儿子苦苦追究过去，想要再扯出一次战争罪犯的审判来吗？你想那是他所希望的吗？”

密勒转过身走向房间另一端他母亲跟前，双手放在她的肩上，向下盯着她那双惶惶然的青瓷sè的眼睛。他弯下身轻轻地吻着她的前额。

“是的，妈妈，”他说，“我想那的确是他所希望的。”

他走了出去，上了车，驶回汉堡，感到怒火中烧。

※※※

每个熟悉汉斯·霍夫曼的人和许多并不熟悉他的人都一致同意他是个合适的角sè。他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一头已趋灰白的头发经过细心梳理，剪成最新流行的式样，指甲也是修饰过的，这使他成了个漂亮的老少年。他那套不深不浅的灰sè衣服来自沙维尔街，他的质地厚实的丝领带来自卡尔丁。他身上那种豪华的高级趣味全都是只要有钞票就能做得到的。

如果他的全部本钱仅仅是外貌，那他是成不了西德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杂志出版家之一的。战后，他以一个手摇印刷机开始，为英国占领当局印刷传单，他在一九四九年创办了一家属于最早一批的画报周刊。他的公式很简单——文字写得耸人听闻，配上那些足以使所有竞争者相形之下就好象是初搞花边读物的生手似的图片。这条公式很有效。他的八家联营杂志，从以少年为对象的爱情故事，到记叙富人和尤物行当的花哨的新闻记事，使他成为大富豪。然而新闻时事杂志《彗星》仍然是他的爱物，他的宠儿。

横财使他能在奥特马兴购买了一所奢侈的农家风格的房屋，一座农舍式的山间别墅，一座海滨别墅，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和一辆“弗拉里”牌汽车。他顺便还搞到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她的全部穿戴都来自巴黎）和两个他很少见面的漂亮孩子。在德国，只有汉斯·霍夫曼这么一个百万富翁，尽管到处金屋藏娇，经常tiáo换情妇，但他那一串相好的照片却从来没有上过他那些飞短流长的杂志。他也是非常jīng明的。

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他读了所罗门·陶伯日记的头几页之后，就阖上了封面，背向后靠，瞧着对面的这个年轻记者。

“好了，我能猜着其余的了。你想要干什么？”

“我认为那是个重要的记录，”密勒说，“整本日记中都提到一个叫爱德华·罗施曼的人，党卫军的上尉，整个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杀了八万个男人、妇女和小孩。我相信他还活着而且就在西德。我想找到他。”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密勒简洁地告诉了他。

霍夫曼噘着嘴，“证据太不充分了。”

“那倒是真的。不过，值得再tiáo查一下。我弄回过许多报道都是从很少一点开始的。”

霍夫曼想起密勒过去发掘出使政府大为狼狈的新闻故事的才能，他莞尔笑了。只要通过核实，证明是千真万确，霍夫曼很乐于发表的。它们使得发行量直线上升。

“那么，估计这个人——你称呼他什么？罗施曼？估计他早就列在通缉名单上了。如果警察都没能找到他，你根据什么认为你能够呢？”

“警察真是在查吗？”

霍夫曼耸耸肩，“想必在查吧。我们给他们付工资就是为了这个。”

“给他们帮一点忙没害处，不是吗？就查一查他是否还真的活着，抓到他没有；如果已经抓到，下文又如何？”

“那你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霍夫曼问。

“授权试它一试。如果没有什么结果，我就罢休。”

霍夫曼转动他的椅子，把脸转向眺望风景的窗子。窗外是一大片码头区，在二十层楼底下相隔一哩开外的地方，起重机和停靠码头蜿蜒数哩。

“你有点越过你的路子了，密勒。为什么突然感兴趣？”

密勒苦苦思索。设法出售主题常常是最费劲的一关，一个自由记者必须首先向出版人或编辑出售故事和故事的主题，与读者见面那是在很久以后。

“这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好故事。如果《彗星》杂志能够找到本国警察都没有找到的那个人，那可是个独家新闻，这种事人们会想要知道的。”

霍夫曼向外凝视着十二月的天空，慢悠悠地摇着头，“你错啦，我不授权给你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认为那是人们最不想要知道的事啦。”

“但是你瞧，霍夫曼先生，这可不一样。罗施曼杀死的这些人——他们不是波兰人和俄国人。这些人是德国人——是的，是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德国人。为什么人们不想要知道呢？”

霍夫曼转回身来，背向窗户，把他的胳臂肘放在书桌上，下巴放在指节上。“密勒，你是个好记者。我喜欢你的采访故事的方法，你已经有你的风格了。而且你是一个发掘者。我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雇到二十个、五十个、成百个人，而且告诉他们做的他们都会做到，派他们去采访的他们都会采访来。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能去发掘。你能，因此你从我这儿得到大量的工作而且将来还会更多，不过这一件不行。”

“那为什么呢？它是篇好故事。”

“听着，你还年轻。我要告诉你关于新闻界的一些事情。新闻界是一半人负责写jīng彩的故事，另一半人负责把它们卖出去。你能做第一部分工作，而我能做第二部分，因此你我所处地位不同。你认为这是一篇人人愿读的故事，因为里加的牺牲者是德国犹太人。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什么确实没有人愿意读这篇故事，它是世界上他们最不想读的东西。除非有一天这个国家有条法律强制人们去购买刊物并阅读对他们没用的东西，否则他们就只肯买刊物去读他们想要读的东西。而我给他们的就是那种东西，他们想要读的东西。”

“为什么关于罗施曼的就不想要读呢？”

“你还不明白吗？那我就告诉你。战争刚开始前不久，每个在德国的人至少认识一个犹太人。事实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在德国没有人恨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我们给予我们的犹太少数民族的待遇是最好的。比法国好，比西班牙好，比波兰和俄国更好得没法说，在俄国屠杀犹太人是很残酷的。

“后来希特勒上台了。告诉人们犹太人应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对失业负责，对贫穷负责，对一切的错事负责。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是好。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一个好犹太人。再不然也是无害的。人们有犹太朋友，是好朋友；有犹太雇主，是好雇主；有犹太雇员，是工作刻苦的工人。他们服从各项法律；他们不伤害任何人。然而希特勒在这儿说他们要对每一件事负责。

“所以当囚车开来把他们带走时，人们没有任何行动。他们躲在一旁，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甚至开始相信叫嚷得最凶的人。因为人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德国人。我们是一个顺从的民族。它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它能使我们在英国陷于罢工时创造经济奇迹，但也使我们跟随象希特勒那样的人进入一个大得不得了的万人冢。

“多少年来人们没有打听过德国犹太人的遭遇。他们就是失踪了——没有别的。每次战犯审判都让人们了解一些华沙、卢布林、比亚里斯托克的从无识别的不知名的犹太人——那些无名的，未详生平的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遭遇，这就已经够呛的了。现在你却想有根有据地告诉他们，他们隔壁邻居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你能懂了吗？这些犹太人，”——他拍着日记——“他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在大街上和他们打过招呼，在他们的铺子里买过东西，当他们给带走让你的罗施曼先生去对付的时候，他们就在附近站着。你想他们愿意阅读有关这些的报道吗？你再也挑不出比这更叫德国人腻味的故事了。”

汉斯·霍夫曼说完，背向后靠，从书桌上的烟盒中挑了一支上等雪茄，用金的“杜邦”打火机点燃它。

密勒坐着细细琢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一定也就是我母亲所说的意思了。”他终于说。

霍夫曼哼了一声，“可能。”

“我还是要找那个杂种。”

“别管它啦，密勒，否了它。没有人会感谢你的。”

“公众的反应，那不是唯一的原因吧？还有另外的原因，不是吗？”

霍夫曼通过雪茄的烟雾锐利地盯着他。“有。”他干脆地回答。

“你是怕他们吧——还怕吗？”密勒问。

霍夫曼摇摇头，“不是的。我就是不想惹麻烦，就是那么回事。”

“什么样的麻烦呢？”

“你听说过一个叫汉斯·哈贝的人吗？”霍夫曼问道。

“一个小说家吧？听说过，他怎么啦？”

“他本来一向在慕尼黑经营一个刊物，是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也是一个好刊物——象你一样，他是一个极好的记者。刊物叫做《星期回声》。他恨纳粹，所以他写了一系列揭露自由自在居住在慕尼黑的前党卫军成员的文章。”

“他出什么事啦？”

“他没出事。有一天他收到比平常更多的信件，有一半信来自广告客户，取消了订单。另外一封信来自他的银行，要求他去一趟。他去了，银行告诉他即日起对他停止透支。一星期内，刊物破产了。这会儿他在写小说，都是些好小说，不过他不再经营刊物了。”

“这么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让人吓得不敢出声吗？”

霍夫曼从嘴上把雪茄一抽。“我并不是一定要阻拦你，密勒。”他说，他的眼睛闪着光，“过去我恨这些杂种，现在我也恨他们。但是我了解我的读者，而他们并不想知道爱德华·罗施曼的事。”

“好吧，我很遗憾。不过我仍旧要搞。”

“你知道，密勒，如果我不了解你，我会以为这背后有个人恩怨呢。不要把个人恩怨扯到新闻事业里去，这对新闻报道不好，对记者也不好。再说，你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呢？”

“我有些积蓄。”密勒站起来要走。

“祝你顺利。”霍夫曼说，站起来走过书桌，“我告诉你将来我要干什么，有一天罗施曼被西德警察逮捕并投进监狱，我将授权你报道这个故事。那是道道地地的新闻，所以要公诸于众。如果我决定不印出来，我也会出钱把它买下来，这就是我的作风。但是在你寻找他的过程中，你不能拿着我的杂志当后台。”

密勒点点头，“后会有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