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德国前海、陆、空军人员竟然能认为前党卫军成员值得被称为“同志”，更不用说值得与之团结一致，保护他们不被起诉了，这实在是一个谜。然而敖德萨的真正成就也就在于此。

逐渐地，敖德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挠了西德当局对党卫军战犯的追捕和审讯。它取得成功是靠它的残bào手段，有时甚至对可能向当局彻底坦白的同伙下毒手，靠盟国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各种错误，靠冷战，以及靠德国人通常在道义问题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这种怯懦和他们在战斗任务或重建战后的德国之类的技术问题面前迸发出来的勇气适成强烈的对比。

当西蒙·维森塔尔结束叙述以后，密勒放下他的铅笔，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他说。

“知道这个的德国人没有几个，”维森塔尔承认说，“实际上，知道敖德萨的人也很少。这个词在德国几乎没有人提起，就象美国黑社会的人会强烈地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一样，任何前党卫军的成员也同样否认敖德萨的存在。坦白地说，敖德萨这个词儿现在已经没有以前使用得那么多了。新的代替词是‘同志情谊’，这就象黑手党在美国被称为‘我们的事业’一样。但是，名称又算得上什么呢？敖德萨还存在着，而且只要还剩下一个需要保护的党卫军罪犯，它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你认为我将面对的是这样一些人吗？”密勒问道。

“我确信这一点。他们在哥德斯山温泉对你的警告，不可能来自任何别人。要当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

密勒的思想已转到别的事情上。“当罗施曼的妻子bào露了他的新名字，他便再次失踪后，你是说他需要搞一张新的护照吗？”

“当然啦！”

“为什么你特意指出需要一张护照呢？”

西蒙·维森塔尔往后靠在椅背上，点点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感到纳闷，让我来解释给你听吧！在战后的德国，在奥地利也是如此，有成千上万没有身分证的人在各处流浪。有的人的确是遗失了，另外一些人则是故意扔掉的。

“要想得到新的身分证，正常的手续是出示出生证。但是从苏占区逃出来了几百万人，你用什么方法能证明某个人是否生于远在铁幕后面的东普鲁士的某个小村子里呢？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存放出生证的房子已被炸毁了。

“因此现在的手续十分简单，只要有两个证人保证某人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人，一张新的个人身分证就可以到手了。战俘也同样没有证件。当他们被释放时，英美的战俘营主管部门就签发一张释放证，证明约翰·舒曼下士已从战俘营获释。这个土兵把释放证交给民政当局，当局就按同样的名字填发身分证。其实只是这个人自己告诉盟军他叫约翰·舒曼罢了，他的真姓名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反正也没有人去查问。就这样，他获得了一张新的身分证。

“战争刚结束后的时期里，这种作法是行得通的，大多数暗藏的党卫军战犯都这样获得了新的身分证。但是对这个在一九五五年被bào露出来的罗施曼可怎么办呢？他没法去找当局声明他的证件在战争中丢掉了。他们保险会问他这十年来是怎么混过来的。所以现在他需要的是一张护照。”

“这些我都能明白，”密勒说，“可是为什么非得需要一张护照呢？为什么不搞一张驾驶执照或身分证呢？”

“因为共和国成立不久，德国当局察觉到有成百成千的人用着假名字在各处游来荡去。因此需要有一种经过周密审查的证件作为验证其它证件的根据，他们挑中了护照。你要想得到一张护照，就必须出示出生证、若干旁证和许多其它证件。只有对这些证明作了详细审查以后，才发给护照。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你有了护照，你凭着它就可以得到其它一切证件。因为既然事先有官吏详尽地审查过持有护照的人，当然对出示护照的人就无须再作进一步的审查了。罗施曼拿到了新护照以后，就可以迅速地弄到其它的证件，例如驾驶执照、银行户头、信贷卡片等等。所以在今天的德国，护照成了取得任何其它证件的万能钥匙。”

“这个护照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敖德萨来的，他们之中一定有某个能够制造假护照的人。”维森塔尔说。

密勒思索了一会儿。“谁能找到伪造护照的人，谁就能找到可以证实罗施曼身分的人，对不对？”他提出说。

维森塔尔耸耸肩膀：“也许可能，可是这就费大事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设法打进敖德萨。只有一个前党卫军人员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下一步该上哪儿去呢？”密勒问。

“我想你最好的一着是想法找找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不敢说他们能进一步对你有多少帮助，但他们是一定愿意帮助你的。我们全想设法找到罗施曼。”他把书桌上的日记打开，“看，这儿提到一个从慕尼黑来的奥莉·阿德勒，她在战争期间一直和罗施曼作伴。说不定她还活着，又回了慕尼黑呢！”

密勒点点头。“她如果回来了，会到哪儿去登记呢？”他问道。

“在犹太会馆。这个组织还存在，它那里保存着慕尼黑犹太社会的档案，那是从战争以来的全部档案，其它一切都被毁掉了。我要是你，我就去那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