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子挣脱了。没有再看他一眼，也没有告别。我只是转过身去，强作镇定，努力寻找逃离的路。直到那时候我才发现刚才那杯水大部分都洒在身上了，左脚的鞋子也湿透了。他没有来追我，也许是因为猜到追了也没用。他只是静静地在那儿坐着，当我快要走远时，射出了最后一箭：
我耸了耸肩膀。
“你在说什么，丫头？”她小声问道，声音支离破碎地从喉咙中飘出来，充满了茫然和难以置信。
我很清楚自己的出格行为会颠覆这份舒适温馨。我也知道除了伤害自己，还会葬送其他人的一生，但那时候我已经无法阻止自己了。我下定了决心，而且意志坚定：让婚礼和公务员考试见鬼去吧，我不想再埋头在小桌子上学习打字，也不想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生子、同床共枕、同甘共苦。我要抛弃他，即使这时候刮起龙卷风，也不可能让我改变心意。
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盯着我的双眼，主动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
我害羞地伸出一只手。伸手之前我迅速地看了一眼伊格纳西奥，希望能看到他欣赏的眼神。但是我没有找到。伊格纳西奥的注意力已经回到机器上去了。拉米罗·奥利巴斯大胆地抚摸着我的手指，充满了性感的挑逗，让我毛孔紧张，两腿像夏日风中的树叶一样发抖。直到伊格纳西奥从雷特拉35打字机上收回目光，询问如何付款时，他才放开我的手。两人商定当天下午先交一半货款，另外的一半第二天上午现金交付。
我强作镇定，沉默不语，试图掩饰冒失的言语背后那份紧张不安。母亲的反应让我害怕。对她来说，伊格纳西奥几乎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儿子，他的出现填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男性的空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性情相似，互相理解。母亲总是特地做他爱吃的菜，给他擦鞋，为他缝补磨损破旧的衣物；他则在看到她为他jīng心缝制的周末弥撒服装时大加奉承，时不时地给她带蛋黄甜点，有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比我更漂亮。
我们没等太久，一位穿深sè衣服大腹便便的人便出来接待了。他和善地问好，并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伊格纳西奥跟他聊了起来，告诉他我们的需求，向他索要资料、征求意见。这个店员拿出了看家本领，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他把店里陈列的每一款打字机的特性都介绍了一番。虽然详细、严谨、jīng确却单tiáo乏味。二十分钟以后我都快无聊得睡着了，伊格纳西奥却全身心地投人其中，专注于吸收这些信息，完全忽略了我，忽略了与店员的介绍无关的一切。我决定自己到一边去转转，因为我对他们的谈话实在是—点兴趣也没有。伊格纳西奥的选择一定是最佳的，这我完全相信。而打字机对我来说，不就是键盘、回车和侧铃的组合吗？
其实我那时并没有什么宏伟的人生规划，所有的抱负都和家庭相关，无非是些家常琐事，与当时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很相配，几乎触手可及。我的世界只围绕着一些人和事缓慢地转动。在我看来，他们永恒而坚固。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小小世界里最坚实的支柱。她是名裁缝，在一家专门为贵族定制时装的工作室上班。她经验丰富，品味高雅，但终其一生只是个劳劳碌碌领薪水的裁缝。就像其他裁缝一样，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手眼不停地进行裁剪、缝纫、比量、修改，最终将凝结着汗水和心血的衣服穿到别人身上，而当这些作品受到赞誉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出自谁人之手。关于我的父亲，我知之甚少，确切地说一无所知。他从未露过面，这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我对他没有多少好奇心。八九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冒险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他的零碎信息：他有另外一个家庭，不可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我一心只想着吃完最后几勺四旬斋期间聊以充饥的豆菜饭，母亲的话就跟眼前的饭一样让我极不耐烦，囫囵吞枣地听了进去。对我来说，赶快到楼下广场上去玩比了解这个不相干的人的生活有趣多了。
“我傍晚之前来不了，我得上班。”伊格纳西奥说。他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条无形的绳子慢慢勒住了他的咽喉，不久便会让他窒息，他却浑然不觉。拉米罗几乎不需要亲手去拉紧绳子。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货？”伊格纳西奥问。
“我是这家商店的经理。很抱歉刚才没能接待你们，当时正准备开会。”
拉米罗在等我。一看到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马上中断了同一位雇员的交谈，拿起礼帽和华达呢大衣，向我迎来。看他来到我身边，我想告诉他我包里带着剩下的货款，伊格纳西奥让我向他问好，也许当天下午我就要开始学习打字。但他根本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甚至都没有跟我打招呼。只是在嘴里叼着一支烟，微笑着轻抚我的后背说：“我们走！”我就跟着他走了。
“就叫希拉吧，神父，您就给她取名叫希拉吧，至少比较好记。”这是我母亲作为唯一家长的最终决定。所以，我就成了希拉。
“男朋友。”我说。
年华似水，生命如梭。时尚不停在变，车间里的工作也紧随着改变。欧洲大战之后直线剪裁风行，xiōng衣过时了，人们开始不知羞耻地卖弄腿部。但是当快乐的二十年代结束时，服装的腰线又回到了正常位置，裙子开始变长，袖子、领口和人们的心态也都归于端庄稳重。我们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更多的变化让人应接不睱，一个接一个地，始料不及地，都赶到一起了。二十岁的时候，西班牙人民迎来了第二共和国，而我认识了伊格纳西奥。那是一个星期日，在一场乱哄哄的满是工厂女孩、坏学生和休假士兵的舞会中，他把我拉过去跳舞，逗我笑。两个星期后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还在透过大厅和办公室之间的百叶窗偷偷地观察我，我心想。他没说，但是从那探遼的眼神、稳重的嗓音里，我能清晰地感觉出来。他先来找我而不是伊格纳西奥，握手的时候把我的手捧在掌心里半天，所以我知道他一直在偷看我，看我闲逛，看我在玻璃柜门前整理自己：梳好发髻，tiáo好衣襟，双手滑过腿面整理长筒袜。他躲在办公室里欣赏我扭动的身体和每一个动作的韵律，仔细掂量我的身形lún廓和面容线条，也一定在心里给了我一个评价。他用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研究我，这双眼睛的主人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惯于在表达愿望的同时直接命中目标。现在，他的目标就是我。我从来没有从其他男人身上接收过这样的信息，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能力对别人产生如此赤裸裸的肉欲吸引力。但是就像动物能嗅到食物或危险一样，与生倶来的本能令我感觉到，这个拉米罗·奥利巴斯，像一头狼一样，冲着我来了。
当他知道我们买打字机是为了让我练习打字时，便对这个主意大加赞赏，好像由衷地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想法。伊格纳西奥来说，他只是一个称职的专业人员，如数家珍般介绍这些机器的技术细节，以及各种付款方式的利弊。但对我来说，他像一块神秘的磁铁，散发着自信和魅力，牢牢地吸引着我，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籐动。
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里，上门的顾客越来越少，订单越来越少，活计也越来越少。在艰难的挣扎与抉择中，时装店开始辞退工人。先是学徒，然后是普通裁缝，到最后只剩下马努埃拉女士、母亲和我。当我们做完因特拉格斯侯爵夫人的最后一件衣服后，无所事事地连听了六天收音机，连个敲门的魂儿都没有，马努埃拉女士不得不叹息着向我们宣布关闭时装店。
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摩洛哥人。
我开始在大厅里转悠，想找一些可供消遣的东西。我看看墙上悬挂的广告海报，花花绿绿的，在用我看不懂的语言宣传店里的商品。我又走近橱窗，透过玻璃观察街上来往的行人，最终恹恹地回到了大厅里。
我们研究了所有可能的选择，进行了无尽的比较和计算。我不了解功能，只觉得小巧轻便的机器更合适。而伊格纳西奥不在乎体积大小，相反，他非常在意价格、分期付款和功能。我们找遍了马德里所有卖打字机的地方，在商店的橱窗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学习那些品牌的外国发音，这些发音让我想起了电影里那些遥远而富有艺术感的地方：雷明顿、皇家、安德伍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牌子，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可以在一家美国商店买，也可以在另一家德国商店买。但最终我们决定在马格尔大街的意大利品牌好利获得专卖店购置我们的机器。我们怎么可能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个决定，仅仅是往前走两到三步，跨过那个门槛，就给我们共同的未来判了死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道路。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终于抬起目光，“最近时装店里没什么生意。”我补充道。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刻意去一个官僚机构待一辈子呢？”他抿了一口咖啡，问道。
还没坐稳，他就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昨天你走了以后，我一分钟都没停止过想你。”
“仓库理货员出去办事了，今天下午应该无法回来。恐怕明天上午才能从库房提出货来。”
她正准备穿针，我的话让她一下子呆住了，指间还捏着没有穿过去的线。
一台打字机彻底粉碎了我的命运。还记得那是意大利好利获得牌打字机，我透过商店橱窗看了它好几个星期。如今再回首，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让人难以相信一台简单的机器居然可以在短短四天之内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把已经成形的计划全盘碾作粉末。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它面前，我无能为力。
他的嗓音如此亲昵而性感，与我们周围的嘈杂格格不入。身边充斥着玻璃和陶瓷器皿与大理石台面的碰撞声，上午茶时间的闲聊声，还有侍者向吧台点餐的叫喊声。
他一边侧身让我过去，一边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腰上，好像一辈子就在等待这一刻。他友善地向伊格纳西奥问好，把店员打发走，轻而易举地掌握了牵引整件事情方向的缰绳，这对他来说就像驯鸽人击掌让鸽子飞翔一样，小菜一碟。他像一个魔术师，头发用发蜡打理得整整齐齐，脸部lún廓鲜明，带着深深的笑意，有力的脖颈，挺拔的身躯，果断潇洒，具有男人气概。站在他旁边，我可怜的伊格纳西奥看起来好像再长一百年也长不成男子汉。
他再次缓缓向我靠近，再次用他炙热的声音烧灼着我的耳朵。
—群七嘴八舌的学生呼啦一下涌进了咖啡馆，他们的交谈和大笑打破了那个神话般的时刻，就像有人无情地戳破了五彩的肥皂泡。我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一样，一下子意识到脚下的地面没有融化，意识到我差点吮到一个陌生人的手指，意识到有一只充满渴望的手正在我左腿上一寸寸地移动，意识到我正要纵身跳进万丈深渊。这一点点幸存的清醒让我一下子跳起来，惊慌地抓起随身带的小包，把侍者送来的一杯水一饮而尽。
他的语tiáo充满了私密和亲近，好像我们相识已久，又好像我们两个人的灵魂从生命的最初就一直在等待这次相逢。
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连剧院的包厢里都充斥着政治争吵。政府不断更迭，没念上三遍天主经就换了个朝代，我们都没有时间为失去或错过的东西惋惜。时装店被迫停工三个星期后，伊格纳西奥手捧一束紫罗兰出现在我面前，并带来了他终于被录用的消息。我们小小的婚礼计划暂时掩盖了对未来的迷茫，大家开始坐下来策划婚事。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上形成了很多新风气，开始流行新式世俗婚礼，但我的母亲，在灵魂深处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意识和对已经倒台的君主制乡愁般的忠诚。她鼓励我们在邻近的圣安德雷斯教堂举办一场传统的天主教婚礼。我和伊格纳西奥都接受了。我们怎么可能不接受呢？对伊格纳西奥来说，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而对我来说，母亲的愿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另外，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它，我对这场婚姻的实现没什么幻想，对我来说，在祭坛前由身着长袍的神父主持婚礼，或是在礼堂里的三sè旗下成婚，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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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手指放到我下chún的另一端，继续轻抚着，更加缓慢，更加柔情。我背上升起一股凉气，打了个寒战，手指紧紧抓住坐椅的丝绒坐套。
献给比努埃萨·洛佩一家和阿尔瓦雷斯·莫雷诺一家，为了那些在得土安共度的岁月以及对他们的永远怀念。
一个巨大的玻璃门柜子挡住了半边墙。我看着玻璃里自己的倒影，发现有几络头发从发髻里散落了下来，便重新把它们别好，然后捏了捏两颊，让无聊到毫无生气的脸庞有点血sè。接着我漫不经心地检视了番身上的衣服，当然了，那天我穿的是最好的衣裳。不管怎么说，买打字机对我们而言都是件大事。我弯身从脚踩处向上整理长筒袜，时不时抚抚裙腰、前襟和领子。然后又重新理了理头发，正面照、侧面照，细细地打量着玻璃中的另一个自己。我做着各种动作，跳了几个舞步，然后对自己笑了。厌倦了这番自我欣赏后，我又继续在大厅里游荡，无聊之极就将手放在各种家具上，在柜台与橱架间有意无意地轻轻滑过。对于此行的真正目标——打字机，我几乎没有注意，对我来说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体积。有些很庞大，有些很小巧，有些看起来很轻便，有些却很笨重。但是不管外形如何，在我眼中它们都只是一堆丝毫不能引起我任何兴趣的深sè铁块。我不经意地来到一台打字机前，把手放到键盘上，然后假装在上面打我的名字：s-i-r-a，希拉，我轻声念道。
“很好听的名字。”
献给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内过去的所有居民，
“我想，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宽裕些吧。”
我很清楚，但是我假装不知道。第二天我一直等着母亲出去买东西，因为不想让她看到我如何jīng心打扮。如果她看到我一大早起来就打扮得这么漂亮，一定会产生怀疑，猜测我的心事。一听到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匆匆忙忙地准备起来：打了满满一盆水洗了澡，用薰衣草水擦拭身体，在火炉上加热熨斗，把唯一的真丝衬衫熨平，收回头天晚上晾在外面的长筒袜。就是前一天穿的那双，我只有这一双。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穿上它们，生怕自己因为着急而手忙脚乱。这些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每天都重复的机械动作，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目标：拉米罗·奥利巴斯。因为他，我穿上最美的衣服，把自己熏香。为了让他看到我，闻到我，再次抚摸我，再次迷失在我的眼中。因为他，我决定就这样把头发披散着，尽情展示闪耀着光泽的过肩长发。为了让他紧紧搂住我的腰，我使劲束紧裙子的腰身直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他，一切都是因为他。
就这样，我们与教区神父约定了婚礼日期。二十四年前的六月八日，同一个神父按照圣徒祭日表给我取了希拉这个名字。萨比妮亚娜、维多利亚、高登西亚、埃拉科里亚和福尔图纳塔是根据当天的圣徒表可选的其他名字。
我步伐坚定地穿过大街小巷，消失在一片或渴望或谄媚的无耻目光里，强迫自己不去思考，不去想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也＋愿意停下来仔细辨认一下脚下的路会把我带往天堂还是地狱。我路过圣安德雷斯小教堂，穿过卡罗斯广场，经过下街角，往大广场走去。二十分钟后我已经到了太阳门，不到半小时我就到了目的地。
“还有这儿。”他又说。然后他开始抚摸我的整个嘴chún，一寸一寸，从这边的嘴角到那边的嘴角，像是和着节奏，并且越来越慢。我仿佛掉入了一口深深的井，心里有说不出的柔软。我不在乎这一切是否都是谎言，不在乎我的嘴chún上是不是真的有巧克力wū渍。我顾不得旁边桌上三个大惊小怪的老头中断了交谈，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激情澎湃的一幕，恨不得让时光倒流三十年。
我假装没听见，在嘈杂的学生中加快了脚步，很快消失在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拉米罗·奥利巴斯看了下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