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西班牙从阿尔赫西拉斯协议中得到的这部分摩洛哥领地很小，人烟稀少，而且土地崎岖贫瘠，但是想要牢牢地控制住也并非易事。西班牙国内就曾出现过很多抗议和混乱，而在突然爆发的里夫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和北非人埋骨沙场。最终，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保护区成立近二十五年后，所有的内部抵抗都被镇压了。我的同胞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并把首府牢牢地安在了得土安，使这个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各部队的军人，邮局、海关和其他公共事业的公务员，审计员，银行职员，企业家和他们的太太，教师，药剂师，店员，商人，泥瓦匠，医生，修女，擦鞋人，酒店老板，还有漂洋过海来寻找新生活的整个家庭，受其吸引的更多家庭，一起开创一个同其他文化和宗教共存的未来。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西班牙虽然强行统治了这里，但作为交换，也在二十五年间给摩洛哥带来了先进的设备、卫生设施和建筑，奠定了其蓬勃发展的农业基础，建立了艺术和传统手工艺学校，还有很多其他设施。虽然本意是满足保护区殖民者的需要，但当地人也获益匪淡。比如电线、饮用水、学校和学术机构、商业、公共交通、诊所和医院，连接得土安和塞乌塔的火车，通往马尔丁河滩的火车……相反，从物质上来说，西班牙从摩洛哥得到的却很少，因为这里儿乎没有任何可开发的资源。只是在人力上获益良多，西班牙内战中的一方得到了这里的鼎力支持，成千上万摩洛哥士兵开赴西班牙，征战在海峡另一边，为了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事业浴血奋战，支援西班牙国民军。
除了这些知识，菲利克斯给我带来的还有陪伴、友谊和层出不穷的创意。有些创意非常出sè，有些却荒谬无稽，但也至少能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这两个孤独的人开怀大笑。他常试图说服我把时装店变成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室，比如将帽子做成鞋子的形状，或者在服装图样上画一些帽子上带电话机的模特儿，当然从未得逞。他还试图劝我用海螺或者小块的针茅来代替腰带上的小玻璃珠，或者把哪位他认为毫无品味的阔太太拒之门外。不过，在其他很多事情上我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比如说，在他的提议下，我改变了自己的说话方式，抛弃了一些土里土气的发音和方言，重新创造了一种更文雅世故的语言风格。我开始在说话时不时地蹦出法语词汇，有的是在丹吉尔的各种高级场所经常听到的，也有的是在那些我几乎从不参与的谈话中偶尔飘进耳朵，或者是偶然遇见什么人的时候听来的，虽然我跟这些人说过的话加起来都不超过三句。这些零星的单词，也就十来个，在菲利克斯帮助我纠正发音、告诉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适合使用后，都被我用于接待顾客，现在的和将来的。“请允许我”用于在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前征求同意，“当然没问题”表示肯定，“太美妙了”则是对事情的结果非常满意。谈论“高级时装”时，人们会猜测也许我曾是这些高级时装主人的朋友，而那些“世界人民”，也许是我在周游世界的时候认识的。所有为她们建议的风格、模特儿和饰品，我都会贴上“来自法国”的标签，所有的顾客都被称呼为“尊贵的女士”。而针对在漂泊的西班牙人中盛行的思乡之情，我们决定不失时机地提起以前我在马德里“最好的时装店”工作时认识的那些人和地方。假装不经意地从嘴里蹦出一些名字和职务，就像不小心掉下一块丝巾一样，低tiáo、随意、轻描淡写。比如，这件衣服的灵感来自于几年前我为我的朋友普嘉女伯爵做的一套礼服，她当时穿着在依埃罗大门宴会上艳惊四座，这个料子跟我给因西纳尔公爵的大女儿用的一模—样，她就是穿着它在维拉斯凯斯大街的别墅里开始进人社交场合。
按照菲利克斯的建议，我让人做了一块金sè的牌子挂在门口，上面用英文字母写着“chez skah（切丝·希拉赫髙级时装）”。在非洲纸张店里我定制了一个小小的名片盒子，里面装着象牙白的名片，印着时装店的名字和地址。据他说，法国顶级的时装店都是这么命名的。最后那个字母“h”是他的另一项创意，为了赋予这个店一种国际气息。我也就随他去了，有何不可呢？不管怎么说，这点小小的自吹自擂无伤大雅，不会伤害任何人。在这件事情，还有其他很多细节上我都采纳了他的建议。得益于这些改进，我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不但越来越自信地走向未来，而且也慢慢地把自己从过去的泥淖中解救了出来。我不需要刻意宣扬，只需几个不经意的动作，一些轻描淡写却恰到好处的描述，引证了所谓特殊经历的推荐，就让那有限的几个顾客在几个月内完整地描绘出我的人生背景。
对于我的顾客，也就是那些高傲挑剔的贵妇来说，我俨然一个年轻又资深的高级时装师，一个破产的百万富翁的女儿，一个英俊诱人又爱冒险的贵族的未婚妻。她们推测我们曾在好几个国家居住过，为马德里的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关闭了在那边的生意。我的未婚夫正在阿根廷，而我则在西班牙保护区的首府等他回来，因为我体弱多病，而这里气候温和，对健康很有益处。我的生活一直动荡、忙碌而丰富多彩，实在受不了无事可做、白白消磨时光，所以决定在得土安开一家小小的时装店，基本上是为了消遣。我不会开出天价，也不会拒绝任何种类的服装订单。
对于在菲利克斯的建议下，成功地让别人勾画出的那个“我”的形象，我从来不做任何澄清。当然也不做任何渲染，只是尽量保持神秘感，半遮半掩似是而非的过去，让一切都不那么具体而确定，让神秘变成无穷的魅力，像诱饵一样吸引更多的顾客。如果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里的其他裁缝看到现在的我，如果当年巴哈广场旁边的那些邻居看到现在的我，或者如果母亲看到现在的我，唉，母亲。我试着尽量不让自己想起她，但是她的影子却时时刻刻浮现在心头。我知道她很坚强很有毅力，也知道她懂得坚忍和反抗，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希望能得到她的消息，知道她在什么样的困境中挣扎，孤身一人既无陪伴又无生活来源时，怎么把日子过下去。我多么想让她知道我现在很好，单身，开始做针线活。我每天都不错过收音机里关于西班牙的一切消息，哈米拉也会每天早上去阿尔卡拉斯烟草店旁边买《非洲学报》。现在报纸的版面上已经全是“佛朗哥领导下的第二个胜利之年”这样的内容。虽然所有的时政消息都经过了国民军的过滤，但是我能大致知道马德里的形势和抵抗情况。当然，依旧无法得到任何关于母亲的直接消息。我想她，想她跟我一起在这座奇怪而五光十sè的城市经营时装店，想再尝一尝她做的菜，想再听一听她永远简洁jīng辟的话。可是她不在这里，只有我，独自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哪儿也去不了，为了生存奋斗，还要编造出一套虚假的身世，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把自己装进套子里。谁也不知道我曾经被一个无耻的花花公子伤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谁也不知道为了开始这个生意我曾背着一身的手枪在黑夜里奔走，而现在，这个时装店是我维持生计的唯一出路。
我也常常想起伊格纳西奥，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其实我并不是思念他，因为拉米罗给我留下的感觉太过强烈，所以伊格纳西奥那甜蜜轻柔的爱，对我来说遥远又模糊，几乎成了一个快要消失的影子。但是无可避免地，带着些许乡愁，我常常想起他的忠诚、他的温柔，还有那种只要在他身边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安全感。虽然根本不愿意想起，拉米罗的影子还是常常会突如其来地浮上心头，让我的内心像被针猛地扎了一下。很疼，真的很疼，令人难以忍受。我慢慢地开始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鞭笞，就像那些扛着大包的人肩负着沉重的痛苦，有时候会不得不放慢脚步、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克服，但是向前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所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象：拉米罗，伊格纳西奥，我的母亲，失去的一切，逝去的时光，渐渐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得不学奢同它共处。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当我在寂静的傍晚坐在样板堆里穿针引线的时候，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或者在那些没有菲利克斯和他的奇闻逸事陪伴的夜晚，在客厅幽暗的光线中，他们就像cháo水一样向我袭来。其他时候，则让我平静地度过，也许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想。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断地向前推进生意，继续假扮成另一个人。
春天来了，店里的活也多了起来。到了换季的时候，顾客们纷纷订购轻薄的衣物，用于晴朗的上午以及即将到来的摩洛哥夏夜。店里也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两个德国人，更多的是犹太人。由于菲利克斯消息灵通，我对她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经常在门厅、楼道、楼梯平台和街上碰见她们在店里进进出出。通常他都能认出她们，而且清楚她们各自的身份。如果有什么细节不太明了，他会到处去打听，最后几乎可以写出一份完整的人物传记：她们是谁，她们的家人是谁，她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等等。然后，等他把母亲guàn倒在椅子上，看着她翻着白眼，满嘴酒气，流着口水后，就跑过来给我讲述他的每一个新发现。
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弗拉乌·兰根赫姆的背景。她是店里最早的一批常客之一，父亲是意大利驻丹吉尔的大使，母亲是个英国人。兰根赫姆是她丈夫的姓，他是一个矿业工程师，很高，秃顶，在得土安这一小撮德国人里面声名显赫。“他是个纳粹，”菲利克斯告诉我，“bào动发生没几天，共和党人还没反应过来，国民军就出人意料地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第一笔外部援助。”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弗拉乌·兰根赫姆那个总是面无表情的丈夫对西班牙内战的走向有多大的影响。正是得益于兰根赫姆和本哈尔德（另一位居住在得土安的德国人，我也曾为他的太太做过一些衣服）的穿针引线，佛朗哥的部队才神不知鬼不觉搬来了大部队救兵，把自己的人马闪电般地运送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几个月后，为了感谢与表彰兰根赫姆的卓越贡献，兰根赫姆太太从哈里发手中接过了西班牙保护区最高勋章，为了出席那个活动，我还为她做了一身真丝薄纱礼服。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一个四月的早晨，弗拉乌·兰根赫姆来到店里，带来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客人。门铃响的时候哈米拉赶去开门，我则在客厅里，对着阳台上倾泻而入的阳光，假装观察着一块布料的质地。其实我根本什么都没看，只是摆出这个姿势，让自己在顾客面前看上去更加专业。
“我给您带来了一位英国朋友，她也想见识一下您的手艺。”这位德国人的太太说着端庄地走入客厅。
她身边出现了一位白皮肤的金发女郎，非常瘦，一看就知道是个外国人。我猜测她跟我年龄相仿，但是从言谈举止的老练上可以判断她的阅历非常丰富。她清新自然的气质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浑身上下散发着自信，同我握手问好时款款地拂开了遮住脸庞的一绺金发，显出低tiáo沉着的优雅。她叫罗萨琳达，皮肤又白又细腻，好像包花边的玻璃纸。但说话的方式很奇怪，不同的语言混杂在一起，一顿一顿地往外蹦，有时候甚至令人费解。
“我需要一些衣服，紧急地，so…i believe（所以……我相信）您和我注定……呃……to understand eacher，i mean（相互理解，我是说） 我们能很好地沟通。”说完她轻笑起来。
弗拉乌·兰根赫姆一分钟都不肯多待，只说了一句：我有点急事，亲爱的，我得走了。虽然嫁了个德国人，自己的血统也比较复杂，但是她的西班牙语非常流利。
“罗萨琳达，亲爱的，我们下午在莱昂尼尼领事的jī尾酒会上再见吧。”她向朋友告别，“再见，甜心，再见。”
罗萨琳达和我一起坐下。我又开始了每次接待新客人时的固定流程：摆出各种练习过一万遍的姿势和表情，跟她一起翻阅杂志，浏览布料。我提建议，她来挑选。然后她重新考虑了一下，修改了决，，重新挑选了料子。她的言谈举止优雅自然，自始至终都让我感觉很舒服。有时候我会对自己做作的言行感到不自在，尤其面对特别挑剔的顾客时。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一切都轻松自然。
我们来到试衣间量尺寸。她的骨架小得像猫一样，是我量过的最小尺寸。接着我们聊了聊料子和款式、袖子、领子之类的细节，又重新检查了一遍挑选好的款式，确认无疑后，我才拿笔记了下来。一件真丝印花衬衫、一套珊瑚红羊毛套裙，还有一件从法国浪凡最新一季的设计中挑选的晚礼服。我跟她约了十天以后来试穿，以为第一次见面会就此结束。但是这位新客人却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仍然坐在沙发里，从包里掏出一个玳瑁烟盒，递给我一支烟。我们悠闲地抽烟，谈论时装，她用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给我讲她的喜好，指着那些服装图样问我西班牙语的“绣花”怎么说，“肩部”怎么说，“皮带卡子”怎么说。那磕磕绊绊的发音把我们俩都逗笑了。几支烟过后她终于决定告辞，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也没有人在等她。走之前她又从容地掏出香粉盒，漫不经心地对着里面的小镜子照了照，补了补妆，重新整理了一下金sè的大波浪鬈发，然后才拿起帽子、包、手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jīng致高雅，但我也注意到全都是崭新的。我在门口跟她告别，听着她下楼的脚步声。之后很多天我都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傍晚散步的时候从来没有碰到过她，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没有人向我提起过她，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打听那个似乎有着大把无聊时光需要打发的英国女人。
那些日子我依然忙碌，顾客越来越多，店里的活仿佛永远都千不完。但因为我jīng确地计算好了每一个订单的完成速度和节奏，加上经常通宵达旦地加班，尚能保证每一件衣物按时交付。第一次见面的十天后，罗萨琳达定制的三套衣服都已经做完了，挂在模特身上等待第一次试穿。但是她没有出现。第二天没来，第三天也没来。既没有打电话，也没有托人送个口信或找个借口搪塞她的缺席。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想也许她不会再回来了。她只不过是得土安的一名匆匆过客，拥有特权，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地穿梭在各国边境。她是真正周游世界的人，不像我，徒有一层虚假的伪装。因为无法为这种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决定把那三套衣服放在一边，专注地完成其他订单。但是五天以后她来了，仿佛从天而降一般。那时我还没有吃完饭，当天上午一直在千活，直到下午三点多才腾出一点儿时间。听到有人敲门，哈米拉跑了过去，我赶忙在厨房把手里的香蕉吃完。听到她的声音在走廊的另一头响起，我去水池洗了手，穿上高跟鞋，用舌头舔净牙齿，一手整理头发，一手整理上衣和裙子，匆匆赶出去迎接她。她进门就说了一长串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抱歉，之前我没能按时过来，今天又突出造访。是这么说的吗？”
“突然造访。”我纠正她。
“突然造访，对不起。我出去了几天，到直布罗陀，有点事，不过恐怕也没办成。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当然没有。”我连忙说，“请进吧。”
我把她带到试衣间，给她看完成的那三套衣服。她一边啧啧称赞，一边脱掉身上的外衣。里面是一件有缎子光泽的衬裙，在当时应该非常昂贵，但看上去比较陈旧了，不像新的那样熠熠生辉。真丝长筒袜看上去也不像是新的，虽然同样流露着华贵超凡的品质。脱到只剩下内衣的时候，她把那些新衣服一件一件地套在单薄消瘦的身体上。她的肌肤细腻透明，几乎可以看到皮肤下青蓝sè的血管。我嘴里咬着大头针，一寸一寸地在她的身侧tiáo整尺寸，在需要改动的地方弄出折痕。她看起来很满意，任我摆布，也很少对我提出的各种建议表示异议。试穿完后，我向她保证一切都会改得非常完美，然后就去客厅等着她穿好衣服。她很快就出来了。从悠闲的神情中我推测出，虽然来得比较突然，但这次她还是不急着走。所以我问她要不要喝杯茶。
“我非常想喝一杯大吉岭茶，放一点儿牛nǎi。但是我想这里应该只有薄荷绿茶吧？”
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大吉岭茶，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
“是的，摩尔茶。”我镇定地说，然后请她坐下，叫哈米拉备茶。“虽然我是个英国人，”她说，“但是我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印度度过的。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了，可还是有很多东西让我怀念。比如说阿萨姆茶。”
“我非常理解您的感受。我也一样，有些东西适应起来很困难，所以就会经常想念以前待过的地方。”
“您以前住在哪儿？”她问。
“马德里。”
“再之前呢？”
听到她的问题我差点儿笑出来，一时之间竟忘记了那层虚假的身世，几乎要公开承认自己其实一步也没迈出过出生的城市，直到那个无赖把我骗出来然后像丢烟头一样把我抛弃。但是我忍住了，再次含糊其辞。
“嗯，好几个地方，这儿那儿的，您知道，居无定所。不过我在马德里待的时间最长。您呢？”
“lets see（这可得数数）。”她做了个好玩的表情，“我出生在英国，不过很快就被家人带到了加尔各答。十岁的时候父母又把我接回英国读书，呃……十六岁的时候我回到印度，二十岁再次来到西方。先是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瑞士住了很久……呃……之后在葡萄牙生活了一年，所以有时候我会搞不清楚这些语言，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现在，我终于在非洲安定下来，开始在丹吉尔，前几天到了这里，得土安。”
“听上去很有趣。”我说，虽然我不太能跟得上她说的国家和城市，也不能完全理解她那些不太准确的表达。
“嗯，看你怎么看了。”她耸了耸肩，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哈米拉刚刚送来的茶，生怕烫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介意住在印度，但是有一些东西突出发生了，我不得不搬走。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决定不了命运，对吗？after all，e……ts life（不管怎么说，呃……这就是生活），你说呢？”
虽然她有些语无伦次，发音也不太准确，而且我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我们喝着茶，聊着那件印花真丝衬衫裙的袖口上需要做的一些细微修改、下次试穿的时间等琐事。突然她看了看表，好像想起了什么。
“我得走了。”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我忘了我还得去……have some shopping（去买点儿东西），然后回去打扮一下。我被邀请去参加比利时公使家的jī尾酒会。”
她没有看我，套上手套，戴好帽子。我好奇地看着她，心里在想，会是谁跟这样的女人一起出席宴会？她为什么会有这样进进出出的自由？带着孩子般的无忧无虑，还常常从世界的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说着各地的语言，品着各国的香茗。想想她悠哉游哉的闲适生活，再想想自己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心里似乎生出了丝丝嫉妒。
“您知道哪里能买到游泳衣吗？”她突然问。
“您穿的吗？”
“不是，是给小儿的。”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给谁的？”
“给我的son，对不起，那是英语，我的儿子？”
“您的儿子？”我难以置信地问。
“我的儿子，对，就是这么说的。他叫约翰尼，五岁了，非常非常可爱……就是一个小天使。”
“我在得土安待的时间也不长，很抱歉帮不上您。”我极力掩饰着心中的困惑。这个富有活力又带着孩子气的女人，在我刚刚在心中为她勾画的诗意生活里，有朋友，有追求者，有香槟酒，有周游世界的旅行，有丝绸衬裙，有夜夜笙歌，有高级定制晚礼服，也许最多会有一个跟她一样充满活力又魅力十足的年轻丈夫。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有一个儿子，她看起来完全不像个母亲。然而事实上她确实是母亲。
“好吧，没关系。别担心，我会找到地方的。”她说着就告辞了。
“祝您好运！别忘了五天以后再来。”
“放心吧，i promise（我一定会来的）！”
她走了，但是再次失约了。不是来晚了，而是来早了。第四天她就来了，没有提前约，急匆匆地直接找上门来。那是临近中午的时候，哈米拉跑进来通报她的光临的时候，我正在为埃尔维拉·科恩试衣服，她是我原来住的拉鲁内塔街上那个国家剧院的老板的女儿，也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罗萨琳达女士说需要见希拉小姐。”
“告诉她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去。”
不过我耽搁了很久，可能有二十分钟，因为得给那位皮肤光洁的犹太美女试的衣服tiáo整几处细节，她要穿着这身衣服去参加某个重要的社交活动。她用像唱歌一样的犹太西班牙语不紧不慢地对我说：这里稍稍往上一点儿，我的女王，这样真美，亲爱的，就这样吧。
同样得益于菲利克斯，我知道了这些西班牙犹太人在得土安的情况。有些人有钱有势，有些人贫穷卑微，但是所有人都非常谨慎。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商人，几个世纪前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在北非定居下来，几年前终于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宣布他们是西班牙人，享有西班牙公民的一切权利。那个时候犹太人占得土安的人口比例大约是十分之一，但是他们手中掌握着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财产。他们承建了西班牙社区中绝大多数的建筑，经营着这里最好的商店：珠宝店、鞋店、布店和成衣店。他们的财力体现在自己的教育中心“以sè列联盟”、自己的俱乐部，以及用来做祈祷和庆祝的几座犹太教堂上。很可能埃尔维拉·科恩正在试的这件罗缎衣服，就是为了在这些地方炫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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