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浑身湿透，几乎都喘不过气来。门房、巡夜人、几个邻居，还有五六个好事者挤在离我家门厅不远的地方，bào雨已经把楼下的地下室淹了，他们正在估计损失情况，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我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楼梯，一边摘下头上湿透的丝帕，一边找钥匙，庆幸终于回到了家，甩掉了那个跟踪者。真想洗个热水澡，驱走体内的寒气和内心的恐惧。但是我没能庆幸多久。一打开门，我就发现屋里有些异样。

家里本应是一片黑暗，客厅里开着一盏灯确实有些反常。但这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虽然马努埃拉女士和两个女孩每天离开的时候都会把所有的灯关掉，但是也许那天下午她们刚好忘记了最后检查一遍。所以异样并不来自灯光，而是我一进门看到的东西。一件华达呢大衣。浅sè，男式。挂在衣架上，缓缓地往下滴着水珠。

衣服的主人正坐在客厅里等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像有永远那么漫长。那位不速之客也没有立即开口。我们只是怔怔地对视着，淹没在无数混乱的回忆和感情里。

“你喜欢这部电影吗？”他终于问。

我没有回答。站在面前的就是那个一直跟踪我的人，也是五年前穿着一件相似的华达呢大衣从我生命中离开的那个人，那个得知我爱上了别人即将离他而去时，拖着打字机在昏暗中逐渐远去的背影。伊格纳西奥·蒙特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又再次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们都变了很多，是吗，小希拉？”他站起身向我走过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伊格纳西奥？”我终于小声问。

我还没有脱掉大衣，水正一滴一滴地聚到脚底下，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个极小的水洼。但是我没有动。

“我是来看你的。”他回答：“去把自己擦干，换件衣服，我们得谈谈。”

他笑了，这笑容好像在说：我来找你不怀好意。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离刚才进来的门只有两米远，也许我可以试图逃走，跑下楼梯，跑过门厅，然后跑到街上，狂奔。但是我马上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在弄清楚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状况之前，我不应该表露出过激的反应。所以，我也朝他走去，直面他。

“你想干什么，伊格纳西奥？你怎么进来的？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要监视我？”

“等会儿，希拉，等会儿，一个一个地问吧，别一下子提那么多问题。但首先，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先放松一下。我有点儿累。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你让我不知道熬到了几点。你可以给我倒杯酒吗？”

“以前你不喝酒。”我努力保持镇定。

一阵冷冷的笑声像刀刃般锋利地撕裂了客厅的空气。

“你记性真好！看起来这么多年你的生活中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你居然还能记得这样的小事，真让人不敢相信。”

听上去不像是真的，没错。但是我真的记得。不但记得这一点，还记得很多其他的事情。记得我们每天傍晚漫无目的的散步，记得点着小灯笼的狂欢舞会上一场又一场的热舞，记得他那时候的乐观和柔情。记得我自己，一个卑微的小裁缝，除了跟男人结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而现在，这个男人的出现却让我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你想喝点儿什么？”我终于问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不要表现出惊慌。

“威士忌，白兰地，都无所谓。你平时招待其他客人的酒就行。”

我把头一天晚上贝格贝尔喝剩的那瓶酒全都倒了出来，总共也没剩多少。回到他身边时，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sè西服，质地和剪裁都比当年我们在一起时穿的衣服好，但比最近围绕在我身边的那些男人穿得要逊sè不少。我把酒杯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这时我才发现桌上有一个embassy糖果盒，包在银sè的包装纸中，用玫瑰sè的丝带系着醒目的蝴蝶结。

“某位仰慕者给你送来了一个礼物。”他说着用指尖抚摸着那个盒子。

我没有回答，因为无法回答，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知道这份突然出现的礼物的包装纸上，有某个地方藏着希尔加斯的密码信息，一个除了我谁也不能知道的信息。

我在沙发一角坐了下来，离他远远地，依然浑身湿透，紧张而僵硬。然后假装不理会那些糖果，一边从脸上拂开一绺湿头发，一边默默地打量着伊格纳西奥。他还像以前那么瘦，但是面容已经判若两人。丝丝缕缕的白发爬上双鬓，虽然他还没过三十。眼周有明显的黑眼圈，法令纹很深，面容僬悴，看起来生活并不平静。

“哎呀，希拉，多少年过去了！”

“五年。”我不假思索地说，“现在，麻烦你告诉我，你来干什么。”

“不只一件事。”他说，“不过，首先我希望你去换上干衣服。另外回来的时候，请把你的证件拿过来。若在电影院门口找你查证件，以你现在的身份，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为什么必须给你看我的证件？”

“因为，我听说你现在是个摩洛哥公民。”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没有权利干涉我的生活。”

“谁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

“你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伊格纳西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现在不但跟你没有关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认识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这些年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早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我们谁也不是过去的自己了，希拉。经历了这样一场战争，谁也不可能保持原样。”

一阵沉默。我的脑中好像有一群乱飞的海鸥，无数回忆的片段涌上心头，无数种复杂的情感在心中交缠，几乎让我无法控制。坐在面前的这个男人，曾经差一点儿成为我孩子们的父亲，全心全意地宠我爱我，而我却狠狠地伤害了他。他有可能成为我最可怕的噩梦，也许这五年他一直都独自咀嚼着怨恨，随时准备找机会报复我的背叛。比如说，告发我，揭露我的真实身份，让我过去欠下的那些债都大白于天下。

“战争期间你在哪儿度过的？”我战战兢親地问。

“在萨拉曼卡。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去看望母亲，然后就被起义军堵在那里了。我加人了国民军，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你呢？”

“在得土安。”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也许我不应该说得那么确切，但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了。奇怪的是，这个回答似乎让他很满意。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弱的笑意。

“哦，当然了。”他低声说，“当然了，这样一切都清楚了。”

“什么事情清楚了？”

“是我之前一直想弄明白的一件事。”

“你没有必要弄明白我的事，伊格纳西奥。你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我忘记，然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做不到。”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没有问为什么，因为害怕他会要求我作出解释，害怕他会斥责我的背信弃义，害怕他会把我当年给他造成的伤害全都扔回我的脸上，或者更可怕的事：害怕他会告诉我他还爱我，并求我回到他身边。

“你得走了，伊格纳西奥，你必须忘掉我。”

“我做不到，亲爱的。”他重复道，语气中充满了苦涩，“我最想做的就是忘记那个曾经践踏我的女人，但是我做不到。我如今在内政部安全管理局工作，负责监视和跟踪所有入境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有意在马德里长期定居的外国人。你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值得怀疑的一个。”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你想干什么？”等终于能说出话来的时候，我问。

“你的证件。”他要求说，“护照，以及这座房子里所有从国外过来的物品的海关手续。不过先去换衣服。”

他的声音冷冷的，充满了职业的自信，跟以前那个伊格纳西奥完全不同。记忆中的他永远充满了柔情，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孩子气。

“你能给我看看你的证件吗？”我低声问。虽然觉得他应该不是在说谎，但是我还是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事实。

他从外套内袋里拿出一个皮夹，单手打开，动作熟练，一看就是早已习惯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已的身份。没错，证件上有他的照片、姓名、职务和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委。

“稍等。”我小声说。

我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迅速地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白sè的衬衣和一条蓝sè的裙子，然后打开放内衣的抽屉，准备拿干净的内衣。这时我的手指触摸到了贝格贝尔的信，藏在一堆叠好的内衣底下。我犹豫了几秒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们。是让它们保持原样，还是匆忙间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放起来？我急切地用目光扫视着房间，衣柜顶上？床垫底下？塞到被子里面？或者梳妆台的镜子后面，还是藏到某个鞋盒子里面？

“麻烦你快点儿。”伊格纳西奥在客厅里喊。

我把那些信使劲推到抽屉最里面，用好几件内衣完全盖住它们，然后一下子关上了抽屉。其他的藏匿之所也未必比这里更安全，听天由命我把自己擦干，换上衣服，然后从床头柜里拿出护照，回到了客厅。

“艾瑞斯·阿格瑞克。”他慢慢地读着我递给他的护照，“生于丹吉尔，住在丹吉尔。跟你一样的生日，真是巧合啊。”

我没有回答，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呕吐感，几乎控制不住。

“我可以知道你为什么改变了国籍吗？”

我飞快地在脑子里编了一个谎。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连希尔加斯都没考虑到。

“在丹吉尔的时候我的护照被偷了，那时候已没有办法向马德里申请新的护照，战争正处于白热化。一个朋友帮我想办法弄了摩洛哥的身份证，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行动了。这不是一张假护照，你可以去查证。”

“我已经查证过了。那这个名字呢？”

“他们认为最好把名字改了，改得阿拉伯化一些。”

“艾瑞斯·阿格瑞克，这是阿拉伯语？”

“这是切尔哈语。”我骗他说，“是里夫地区卡比拉人的方言。”我一边说，一边想起了贝格贝尔超人的语言能力。

他沉默了一会儿，但是目光始终盯着我。我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但是努力控制着自己，生怕忍不住跑到卫生间去。

“我还需要知道你待在马德里的目的。”最后他终于说。

“工作。做衣服，像以前一样。”我回答说，“这是一家时装店。”

“带我看看。”

我带他走到最里面的客厅，一言不发地指给他看一匹一匹的布料、服装图样和杂志。然后带着他穿过走廊，把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尘不染的试衣间，客用卫生间。工作室里到处都是裁开的布料、样板和穿在模特身上的半成品。熨烫间还有几件衣服正等待熨烫。最后是仓库。我们一直并肩走着，就像以前多少次携手散步一样。我想起以前他几乎比我高出一个头，但现在我们之间的差距似乎不那么大了。倒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出了偏差，而是当我还是个时装店学徒，他还成天梦想着当公务员的时候，我从来不穿带跟的鞋子。五年以后，高跟鞋让我跟他只差了半个脑袋。

“再里面是什么？”他问。

“我的卧室，两个卫生间，四个房间。其中两个是客卧，另外两个空着。还有饭厅、厨房和服务区。”我飞快地说。

“我要去看看。”

“为什么？”

“我没有义务给出解释。”

“好吧。”我低声说。

我带着他一个一个房间地看，还是忍不住阵阵反胃。表面上装得很冷淡很镇定，但是内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努力不让他看出来，在握住门把手、打开开关时，我的手在颤抖。贝格贝尔给罗萨琳达的信就在我的卧室里，藏在一堆内衣下面。一想到他有可能突发奇想打开那个抽屉，然后发现那堆信件，我就忍不住两腿发抖。他进了房间，到处巡视着，我的心揪成一团。他假装饶有兴致地翻了翻床头柜上的小说，又把它放回原位。然后用手指摸了一遍床脚，打开梳妆台的一个抽屉，又探身到阳台上看了一会儿。我多么希望他就此罢休，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做出了让我更加害怕的举动：打开一个衣柜，那里装着大衣和外套，他摸了摸一件大衣的袖子，另一件大衣的腰带，然后关上门。接着打开下一个衣柜，我屏住了呼吸，因为一排抽屉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打开了第一个，里面装的是手帕，他拎出一条看了看，另一条，又一条。然后关上，打开第二个抽屉。我咽了一下口水。里面是丝袜，他又合上了。当他的手指碰到第三个抽屉的时候，我感到脚下的地板都要塌陷了。就在那里，在那些丝绸内衣下面，藏着那堆用第一人称写的、最详尽最真实的、关于现在整个西班牙都在议论纷纷的更换外交部长这件事的手写文件。

“我想你有点儿太过分了，伊格纳西奥。”我低声说。

他的手在那个抽屉的拉手上停了几秒钟，仿佛在思考接下去该怎么做。我身上忽冷忽热，嗓子发干，心里充满了焦虑，甚至觉得一切都将在这一刻崩塌。直到我注意到他张开嘴准备说些什么。“我们继续吧。”最后他只是简单地说，然后关上了衣柜门。也许是出于对我仅存的一丝尊重，也许不过是因为难为情，或者是在职业cào守中有一些他不敢逾越的界限，我永远也无从得知。我松了一口气，那一瞬间我很想哭，但是终于掩饰住了，重又扮演起被迫的导游。他又看了看我洗澡的浴室，吃饭的桌子，放食品的储藏室，还有女孩子们洗衣服的水槽。然后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客厅。我在心里暗暗地感谢上天，这次搜查总算逃过一劫。

他重新坐回原来的位置，我坐到了他对面。

“一切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