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你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事情。不管怎么样，我想向你声明，我这个新名字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我的摩洛哥护照也是真的。”

“我想这样的变化背后一定有着重要的原因。”

“当然了。这样我面对顾客的时候才会带有异国情tiáo，也才能躲开因你儿子的起诉引起的警方的纠缠。”

“卡洛斯对你提起了诉讼？”他正要举杯饮酒，手生生地停在了半空中。他的惊讶看起来不像是伪装的。

“不是卡洛斯，是你的另一个儿子，恩里克。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他控告我偷了你的钱和珠宝。”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充满了苦涩。

“起义后第三天，恩里克就被杀害了。就在他被害的前一个星期，我们还有过一次剧烈的争执。他非常积极地参与政治，预感到马上就要发生重大的事件后，坚持要把我们所有的现金、珠宝和值钱的东西都带出西班牙去。我只好告诉他我已经把一部分遗产交给了你。事实上我可以保持缄默。但是我不想那么做，我向他讲述了多洛雷斯的故事，也提到了你……”

“所以他感到非常愤怒。”我chā嘴说。

“他就像疯了一样，用各种话来咒骂我。之后他又叫来了塞尔万达，就是那个老仆人，我想你应该记得。他向她详细询问了你们的情况。她告诉他你们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包裹，所以他编造了这个可笑的偷窃故事。那次吵架以后他就摔门而去，摔门声惊天动地，整栋楼都听见了。等我再见到他是十一天以后了，在城市殡仪馆，脑袋上有一处枪伤。”

“我很难过。”

他耸了耸肩，一脸无奈，但眼睛里却流露出深沉的悲哀。

“他行事鲁莽又冲动，但毕竟是我的儿子。在他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很不愉快。他加入了长枪党，我强烈反对。但是今天回头来看，那时候的长枪党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圣徒，是一群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本着乌托邦式的向往，但还稍稍有几分清醒。那时候长枪党的成员是一群充满幻想的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只靠家庭供养，但幸运的是，他们跟如今的机会主义者毫不相干。这些人举着胳膊高唱《向着太阳》，脖子上青筋bào出，但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几乎连何塞·安东尼奥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如今对那个不知名的创始人却向祭拜天神一样虔诚。一群yòu稚可笑的孩子。”

水晶吊灯那耀眼的光、沙球和喇叭的声音，还有和着美妙旋律翩翩起舞的人群，让他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他握住我的胳膊，轻轻地抚摸着。

“对不起，我经常不自觉地就开始自说自话。一定让你觉得无聊了，现在不是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想跳舞吗？”

“不，不想，谢谢。我更愿意继续跟你聊天。”

一个服务生走过来，我们把空杯子放在他的托盘上，又拿了两杯满的。

“我们是不是说到恩里克把你告上了法庭……”他说。

我没有让他说完，因为我想先弄明白从见到他开始就—直在脑海中盘旋的问题。

“在给你讲这件事之前，麻烦告诉我，你的妻子在哪儿？”

“她早就去世了。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我跟你和你母亲见面之后没多久。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玛利亚·路易莎跟她的姐妹们去法国南部避难。她们中有一个拥有一辆希斯巴诺-苏莎跑车，而司机特别喜欢夜生活。有一天早上，司机开着车来接她们去做弥撒，很可能是前一天晚上整晚没睡，跑车离奇地冲出了公路。姐妹中有两人死了，玛利亚·路易莎和肯塞普逊。司机丢了一条腿，而另一个姐妹索莱达却毫发无伤，她是三姐妹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生活真是讽剌。”

“我很遗憾。”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她非常胆小，容易受到惊吓，经常为家里的一点儿小事担惊受怕，日后一定受不了战争，不管她在不在西班牙国内。当然，她肯定永远也无法接受恩里克的死。所以也许这是天意，上天怜悯她，在一切开始之前及时把她带走了。现在你继续给我讲吧，咱们刚才谈到你被起诉了，你知道更多的消息吗？知道这个案子现在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九月份的时候，就在我回马德里之前，得土安的警察局长曾经试图tiáo査过这边的情况。”

“为了起诉你？”

“不，为了帮助我。巴斯盖斯警长不能算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对我一直很好。你的女儿惹了很多麻烦，你知道吗？”

我的语气让他感觉到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能给我讲讲吗，如果能帮的上忙，我很愿意效劳。”

“我想暂时不需要，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谢谢你愿意帮忙。不管怎么说，也许你是对的，我们应该另外找一天好好谈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这些麻烦对你也有一些影响。”

“先给我透露一下大致情况吧。”

“你母亲的珠宝，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你把它们卖了？”

“被人偷了。”

“那些钱呢？”

“也被偷了。”

“全部？”

“一分不剩。”

“在哪儿？”

“在丹吉尔的一个酒店里。”

“谁？”

“一个无耻的恶棍。”

“你认识他吗？”

“认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下次，等我们都更从容一些的时候，我再细细地讲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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