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我又开始了紧张的采购，寻找适合时装店的货品。他们为我安排了拜访莫拉塔大街的一家帽子店，离达席尔瓦的办公室几步之遥。所以我有了很好的借口去看看他，跟他打个招呼，顺便查看一下有什么人在他那里出人。

但是我只见到了那位态度不太好的年轻女秘书，我还记得她的名字：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

“达席尔瓦先生出差了。”她简单地说。

跟我上次来一样，她根本没有对我和颜悦sè的意思，不过也许这是唯一能跟她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不想白白失去。从她冷淡的态度和寡言少语的性格来看，似乎很难从她嘴里掏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渠道，所以我决定一试。

“哦，那太不巧了。我还想找他咨询些那天他给我看的布料的问题呢。那些布料还在他的办公室吗？”我问。想到有可能趁马努埃尔不在的时候进到他的办公室，我的心跳就加快了。但是她的回答像一盆冷水，马上就把我这一点儿还没有成型的幻想浇灭。

“不在，送回仓库了。”

我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若。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好吧，得想别的办法继续试探。

“如果您不介意，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整个上午我一直都站着，看各种各样的帽子，我想我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没有给她时间回答，在她张开嘴之前，就已经跌坐在一把软椅上，装出稍稍有些夸张的疲惫。我们之间出现了一阵沉默，她继续拿着铅笔浏览一份文件，时不时在上面做一些记号或笔记。

“来根烟吗？”几分钟以后我问道。虽然我其实不太抽烟，但是经常会随身携带烟盒，就是为了应付像现在这样的场合。

“不用了，谢谢。”她头也没抬地说。我给自己点上烟，她继续工作。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是您负责帮我搜集供应商资料、约见客户，并准备那两个文件夹里的所有资料的吧？”

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

“是的，是我。”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出sè工作，您都不知道这些对我有多么有用。”

她随口说了声谢谢，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工作上去了。

“达席尔瓦先生当然不会缺少生意伙伴。”我继续说，“跟那么多不同的公司有商业关系真是太bàng了，尤其是跟那么多外国公司。相比而言，西班牙现在的状况真是糟透了。”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她嘟嚷着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

“我说西班牙的死气沉沉一点儿也不奇怪，看看是谁在当权就知道了。”她含糊其辞地说，目光还是集中在手头的文件上。

一阵狂喜电光火石般掠过心头，这位勤勉的女秘书对政治感兴趣，我得试着把话题引向那个方面。

“那当然了。”我一边回答，一边缓缓地掐灭烟头，“这个人居然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待在家里做饭生孩子，还能指望他管好整个国家吗？”

“而且监狱里塞满了人，对战败的一方没有一丁点儿仁慈。”她掷地有声地补充道。

“没错，看上去是这样。”对话转向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方向，我必须万分小心地应答，以赢得她的信任，把她引到我的话题上去。“您了解西班牙吗，贝阿特丽丝？”

我注意到她有些惊讶于我竟然知道她的名字，终于放下铅笔来看着“我从来没去过，但是知道那里正发生些什么。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过。不过我想很可能您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您属于另一个世界。”

我站起来，走近她的桌子，近乎厚颜无耻地坐到了桌子边缘。在近距离的注视下，我发现她虽然穿着可能是几年前花几块钱请哪位邻居做的廉价套装，眼镜后面却忽闪着一双睿智的眼睛，那努力敬业的工作态度中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坚韧不拔。

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和我，并非如此不同。我们出身相似，同样勤奋地工作，卑微又努力向上。两条人生轨迹从相近的地方出发，在某个时刻却分道扬镳。时间让她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职员，而给了我一个完全虚假的现实。然而，也许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要比区别更真实：虽然我住在豪华酒店，而她住在贫民社区中一栋漏雨的房子里，但是我们都知道，活着就要拼搏，不能让悲惨的命运把我们拖人泥淖。

“我认识很多人，贝阿特丽丝，认识很多不同的人。”我放低了声音，“现在我的确在跟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交往，但那只不过是我的职业要求，是突如其来的命运和特殊的环境把我推到了他们身边。但是我知道冬天忍饥挨饿的滋味，知道日复一日以菜豆饭饱腹的生活。我也曾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只为了挣点可怜的糊口钱。而且，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也不喜欢他们正在强加给我们的这个新西班牙。您现在要来根烟吗？”

她没有回答，但是伸出手拿了一根。我先替她点上，然后给自己点上。

“葡萄牙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也很糟糕。”她吐了一口烟回答道，“也许萨拉查的新政权没有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政权那么压制一切，但是我们同样在忍受独裁，同样缺乏自由。”

“但至少看起来你们会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我试图把话题拉近目标，“但是现在西班牙的形势却很不明朗。”

“萨拉查跟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有协议，一种奇怪的平衡。英国人向来都是葡萄牙人的朋友，所以很奇怪我们的政府竞会对德国人那么慷慨，给他们特权让他们开釆矿山，还有其他很多好处。”

“不过，这在时局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不是吗？局势越动荡，事情就越微妙复杂。说实话，我不太懂国际政治，但是我想这里头一定有利益关系在作怪。”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漫不经心，似乎我对这类事情满不在乎，谈话进行到现在已经到了信任的分界点，出言应该更谨慎一些，“在生意场上不也是这样吗？”我补充道，“远的不说，那天我跟达席尔瓦先生一起在办公室的时候，您不是还告诉他有德国人来找他嘛。”

“没错，不过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她显得极为不快，看上去似乎不打算对此多说什么。

“另一天晚上达席尔瓦先生在埃斯托里尔赌场请我吃晚饭，他认识那么多人，真让我惊讶。他跟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都同样热情地打招呼，当然还有很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我从来没见过谁能跟所有这些人都保持着这么好的关系。”

她的脸微微扭曲了一下，又露出很不愉快的神sè。即便这样，她也没有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免得这场交谈就此不了了之。

“我觉得那些犹太人很可怜，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了生意，逃离这场战争。”

“您觉得埃斯托里尔赌场的那些犹太人可怜？”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充满嘲讽的微笑，“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在享受超长的奢华假期而已。真正可怜的是那些不幸的穷人，用纸箱带着一点儿寒酸的行李整天在领事馆门口或者在售票口排队，就为了能获得一张去往美国的签证和船票，但也许他们永远也得不到；还有无数个在廉价公寓里暂时栖身的家庭，每天去慈善食堂填饱肚子，还有那些可怜的女孩子，在角落里出卖自己的肉体，只为了换得几块钱，老人们坐在咖啡厅里消磨时光，面前的脏杯子空了几个小时都舍不得再添上，最后被服务生赶到街上去为其他人腾出位置。这些人，他们才让我觉得可怜。而那些每天晚上都在赌场里挥金如土的人们，我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

她说的那些话确实很感人，但我不能因此就转移注意力，我们的谈话正在朝合适的方向发展，我必须努力让它不再偏离，而且有意识地继续往前推进。

“您说得对，对于那些穷人来说，情况更加悲惨。此外，他们看到这么多德国人肆意妄为，一定会觉得更加痛苦。”

“我想是的……”

“尤其是，他们一定很难接受在自己投奔的这个国家，政府也对第三帝国如此纵容。”

“没错，我想……”

“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葡萄牙企业家正在借机大发横财，为了巨额利润跟纳粹做交易……”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的语tiáo紧张而低沉，压低了声音，整个人向她靠近。我们四目相对，谁也无法移开视线。

“您到底是什么人？”最后她终于说，声音几乎低不可闻。她整个人都向后仰着，后背靠在座椅上，似乎想要尽量离我远一些。她的声音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但视线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眼睛。

“我只是一个时装师。”我低声说，“跟您一样的劳动妇女，跟您一样对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

我注意到她咽口水的时候喉咙是如此紧张。接着我又问了她两个问题，缓缓地，几乎一字一顿。

“达席尔瓦跟德国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贝阿特丽丝？他们到底有什么勾当？”

她再次咽了下口水，艰难得似乎在生吞一只大象。

“我什么也不知道。”最后她小声说。

门口传来了一个急促的声音：

“下次记得提醒我再也不要去圣胡里安大街上那家餐厅吃饭了，给我们上菜花了一个多小时！在马努埃尔先生回来之前我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准备！啊，对不起，阿格瑞克小姐，我不知道您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