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回忆说：“我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6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坚持来到中国。

从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宫见面，到1989年10月31日尼克松第6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同邓小平会面，尼克松和邓小平的交往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动。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相互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交往是在求同存异之中与时俱进的。

1989年10月31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时正是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因为春夏之交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却招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并制裁中国。中美关系面临困境。尼克松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他既不是总统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到中国的。

邓小平会见了他。一见面，尼克松就说：“我来中国很多次了，每次都受到你们的款待和欢迎。”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们赞赏和关注。”

接着，尼克松说到目前的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希望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1990年，尼克松新出版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一开卷，他不仅回顾了1972年访华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的往事———无疑他已经把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看做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和辉煌的顶峰———而且他还详细叙述了1989年秋天他第6次访华时与邓小平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披露了与邓小平会晤的一些重要细节。他说：通过这次与邓小平会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6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1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tiáo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10月31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