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的盲区

1947年夏，鲍林和爱娃开始踏上旅程，对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他们这次访问欧洲，既是讲学，又带有度假的性质。有机会躲避一下国内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他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一次，两个人仍把孩子全部留在家里让阿莱塔照料。夫妇俩先到纽约，鲍林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量子力学基础理论会议。然后，两人搭乘横越人西洋的新式大型远程客机飞赴英国。虽然在英国仍然随处可见战时轰炸的残迹，物资供应也很短缺，但鲍林夫妇在伦敦的逗留却非常愉快。在那里，英国皇家学会吸收鲍林作为荣誉会员，剑桥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6月12日的整个下午，剑桥大学在学校金碧辉煌的理事会大厅举行学位授予仪式。鲍林身穿全套博士礼服，与前英国驻印度总督、葡萄牙大使和其他八位显要人物排成一行，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穿行而过。他们就座后，开始聆听校方发言人用拉丁语宣读赞美同，其中提到鲍林成功地“解开了……原于结构之谜”。这个十分隆重的学位授予仪式成了鲍林访英活动的一个高cháo。

访问伦敦以后，鲍林夫妇来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他们出席了正在那里举行的科学大会，并在海边愉快地度过了一个长假。8月份，他们怀着满意和喜悦的心情，jīng神焕发地飞回加州。他们急于回国料理个人事务，以便赶在冬天再度一起去英国。鲍林应邀将在牛津大学作为期六个月的伊斯曼讲座的教授。

孩子们看到父母回家，欢呼雀跃，使他们尤为高兴的是，冬天他们将陪伴父母亲一起去英国，他们全家团聚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彼得在学校的学习一直不好；聪明、可爱又文静的琳达已经15岁，她想方设法取悦父亲，总害怕父亲不带她去英国；克莱林还只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对父母经常离家外出颇为不满。

小莱纳斯却生活得很不错。这年秋天，他突然宣布与安尼塔·奥赛订婚，使他的父母大吃一惊。奥赛是麦考密克1洛克菲勒2两人的曾（外）孙女，国内最大一笔私产的继承人。他们的爱情带有童话sè彩——一方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的性格沉稳的儿子，另一方是美国财界首富的美丽可人的女儿，因此媒体广泛报道了他们订婚的消息。9月，两位新人在鲍林的梅德尔寓所的草坪上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对鲍林来说，这又是一大喜事；他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安排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想，他辛苦劳碌了一生；而现在，就在这山坡豪宅绿绒绒的草坪上，在南加州金sè的阳光下，一群富有而显赫的贵宾相互祝酒，这无疑向世人宣告：他成功了！

1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1809—1884），美国工业家，发明家，1831年发明收割机，因建厂生产收割机而致富，后组建世界最大的国际收割机公司（1902）。

2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创始人，创办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1870），将其改组成美国第一个托拉斯（1881），后任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1899—1911），捐款建立芝加哥大学（1892）及一些慈善机构。

12月下旬，鲍林、爱娃和除小莱纳斯以外的三个孩子乘火车到纽约，预定圣诞节的次日搭乘玛丽皇后号离开美国。他们下榻在市中心的曼哈顿旅馆。家人们在房间里相互交换圣诞礼物。往窗外望去，他们惊喜地发现天空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这是鲍林一家首次度过的白sè圣诞节。一家老小兴高采烈地跑到室外玩雪，连鲍林和爱娃也捏雪球抛向街边的路牌。

然而，第二天清晨一看可傻了眼：好事过了头！一夜bào风雪把整个城市掩埋在积雪之中，街上不见任何移动的车辆，而lún船在几小时内就要开航，鲍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总算找到了出租车，司机表示愿意尽力把他们送到码头——当然车费是很高的，最后好不容易准时赶到了码头。

孩子们上船后乐疯了，他们还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船长推迟了开船的时间，以等待被大雪耽误的乘客。在这段时间里，三个孩子从船头跑到船尾，怎么也看不够。连他们简朴的船舱——鲍林为了省钱只买了三等舱票——似乎也充满了新奇和乐趣。最后，汽笛一声长鸣，玛丽皇后号在鹅毛大雪中徐徐驶离码头。

lún船冲出风雪之后，整个航程都比较平稳，孩子们只是少许有点晕船。旅程中的一天，鲍林在顶层甲板上散步，与一个名叫查格夫的化学家不期而遇。此人是核酸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向鲍林介绍了他最近关于分子次级结构（一种类似于嘌呤和嘧啶的结构）的研究结果，并力图引起鲍林的兴趣。但是，鲍林正在度假，而且觉得这个家伙有点夸夸其谈，自我吹嘘，因此颇为反感，他打断了对方的讲话，匆匆跑回船舱。后来，鲍林回忆说：“我没有仔细听他的讲话。”鲍林那始终活跃的思维这次竟然面对新的信息毫无反应，随其流逝，这在他的一生中可算是绝无仅有的，而他以后将为此而遗憾。

鲍林带着家人到达英国后，花了一周时间把全家安置了下来。他们住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并为孩子办好报名手续，让他们到当地的私立学校念书。接着鲍林就开始了他后来称之为“一生中最愉快的岁月之一”。在牛津大学，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清瘦颀长，jīng力充沛，聪明幽默。当他大步行走在建有古老拱门和雉堞的校园里时，他的黑sè长袍和灰白sè长发在身后飘荡。学生和教授们蜂拥而来听他讲课。“他有轰动效应。演讲厅里挤满了听讲的学生，迟来者只能站着听课，”一个有幸挤进演讲厅的学生后来回忆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jīng彩的讲课。他讲课时轻松自如，妙趣横生。他的欢愉的微笑，借助计算尺进行的运算，以及自然迸发的思想火花，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到了晚上，鲍林一家不是应邀赴宴或参加聚会（邀请之多实在使他们应接不暇），就是去看演出、听演讲或欣赏音乐会。鲍林不断会见科学家、实业家、政治家以及市政要人，只要一谈到政治或科学问题，鲍林的谈话总能强烈地吸引住他们。于是各种各样的荣誉接踵而来，他被选为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并被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同时授予博士学位——他被告知，他是到当时为止唯一一位得此殊荣的人。

英国化学学会请他到联合王国各地作巡回报告，包括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三次专门的系列讲座。他报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分子的互补性理论上。借助于一个标准的分子球棍模型，他的报告就更为生动活泼。他常对听众这么说：“看这里，假如原子真像这个直径2到3英寸的球那么大，那么按照这个比例，观察这个原子的人将有250000英里那么高，就是说，他的身长等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

这个头顶碰到月亮的人后来成为鲍林报告时常用的一个形象比喻，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有志于攻克大分子结构难题的科学家所面临的挑战。他让听众想象自己是身长250000英里的巨人，这样你看到的地球就像一只台球那么大。你可以看清地球上1000英尺宽的、比如像中央公园或洛克菲勒中心这一类建筑物；而如果使用一种新型的电子显微镜，你就可以看到帝国大厦——当然看不到大厦的内部结构，以及一个个细小的黑点——那是街上的汽车。你可使用半透明的薄膜和超速离心机测出汽车的大小。但往下就出现了一个测量能力的空档。更细小一点的可使用x射线晶体学或电于衍射的方法去测量，这种技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jīng确度，以至可以确定汽车上的chā销、铆钉和齿lún的形状，但不能分辨出比它们更大的东西。

于是，在观察能力方面出现了一个空档，一个处于电子显微镜分辨能力与x射线衍射分辨技术之间的观察的盲区。对这个身长为250000英里的人来说，这一盲区的存在意味着他确定不了大小为1英尺到10英尺之间东西的形状，包括作为中央公园和帝国大厦的建造者以及汽车、铆钉等物件的制造者的人的形状。回到正常的尺度来问同样的问题，你会发现这个“未知的黑暗区域”——如鲍林所称呼的那样——大致处于蛋白质和其他大分子的体积范围内。正是这个尚未探索的区域现在要求人们集中力量去研究。

1948年2月，鲍林应邀到皇家科学研究院作一次周五晚问讲座，这种讲座很正式，每月举行一次，原先由法拉第1于1825年创办，出席者均为英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名流。早先人们是把科学当作艺术一样看待的，科学报告就像手工艺品一样供人欣赏；当时创办这个讲座就是要为伦敦的富人们提供一个欣赏科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机会。但是后来它逐步演变成为重要的科学报告会，只有那些取得重大成果的人才有应邀作报告的资格——比如说，汤姆逊2在这里举行讲座时宣布发现了电子。一位经常听讲的人士回忆道：“听众都是对优秀报告具有高度艺术鉴赏力的行家。演讲者和听众都身穿正式的晚间礼服，报告过程严格按传统礼仪进行，充满了一种与报告重要性相称的气氛。”

1法拉第（michacl faraday，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31），电能定律（1834）和磁与光的关系（1845），并研究气体的扩散和yè化合金钢的性质等。

2汤姆逊（sir josephomson，1856—1940），英国物理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教授（1884—1918），三一学院院长（1918—1940），发现电子（1897）及同位素（1912），因气体导电研究获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为了作好周五晚间的报告，鲍林仔细准备了所要求的恰好一小时的讲话内容。报告开始前是一次正式的晚宴。晚宴毕，鲍林被人带进电子化学之父、伟大的法拉第曾经待过的办公室。办公室布置得古sè古香，保存完好。鲍林独自一人留在那里，为上台讲演最后清理一遍自己的思路。

一小时后，镇定自若的鲍林走进了装饰华丽的小礼堂。台下坐着的听众都是特邀而来的，男士一律系黑sè领带，女士则一律穿毛皮大衣并佩戴珠宝首饰。鲍林回想了一下在俄勒冈农学院当学生时所学到的演讲术要点，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下面的讲话：

当我注视一个生命机体——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了许多现象。这些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皮肤是什么？指甲是什么？指甲是怎么生长的？我是怎么会有触觉的——神经的构造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工作的？我是如何看见东西的？我是怎样闻到气味的，为什么苯和异辛烷的气味不一样？为什么糖是甜的，而醋是酸的？我血yè中的血红蛋白是怎样把肺中的氧输送到组织中去的？我身体里的酶又是怎样将我吃进的食物分解、燃烧从而保持我的体温，并在我体内生成新的组织的？为什么接触病人会使自己患上感冒和肺炎，而通过服用某种特定抗血清或磺胺类药物又能使身体康复？为什么青霉素有这样神奇的治病功效？为什么我对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天花具备免疫性，而有些人则不具备？最后还要问，为什么我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显示出我和他们的母亲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如何传送给他们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从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虽然乔叟1这么说1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英国诗人，用伦敦方言创作，使其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反映14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

过，“在这古老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生长出新的谷物／而在这古老的经典中／产生出人类学习的所有新科学，”但没隔多久，培根1纠正了他1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语语言大师，英国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反对经院哲学，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主要著作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

的说法：“书本要服从科学，而不是相反。”

为了理解这些重大的生物学现象，我们必须弄懂原子以及由原子通过键力形成的分子。

鲍林把科学问题、日常生活实例和英国文学及科学巨人的语录结合起来讲述，开始就把听众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住了。接下去他就概括地介绍了他的互补性理论，并以此作为解释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基础。往常，星期五晚间讲座的报告人总是呆板地站在讲台后面照本宣读，而鲍林却是脱稿讲话，手中拿着粉笔，一边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一边在黑板上勾画出抗体形状和酶作用的示意图。他让听众想象自己是身高等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的巨人，引导大家了解蛋白质结构问题是生物学的中心问题。他的报告是一次无懈可击、一气呵成的出sè表演，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在鲍林演讲后的一次聚会上，帝国学院院长赫尔布鲁爵士作了这样的评价：“当我们听莱纳斯报告时，我们觉得是在聆听一位天才娓娓叙述自己的思维过程。”

卡文迪什实验室

在那天晚上听讲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劳伦斯·布拉格的杰出人物，他也是一位始终关注着蛋白质结构的物理学家。自从鲍林提出了一整套确定复杂的硅酸盐结构的规则后，鲍林就超过了市拉格。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两人的职业生涯循着两条平行上升的轨迹向前发展。布拉格从30年代早期的心理挫折中重新崛起，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强。更有信心，他领导下的曼彻斯特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成为世界上最具理论创造性的研究机构之一。1938年，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应召继承卢瑟福担任英国最大的物理研究中心——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主任。三年后他被封为爵士。

到1948年，他已把卡文迪什实验室建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x射线晶体学研究中心。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他和鲍林的兴趣分道扬镳了。鲍林感兴趣的是x射线衍射的结果；而布拉格感兴趣的却是衍射的过程，他致力于改进设备，发展用于解释x射线衍射图形的数学技巧。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闻名于世，就是由于布拉格的设备品种齐全，威力强大；由于他吸收的青年研究人员聪明能干；还由于布拉格本人对衍射理论的长年不懈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至于对分子结构的研究，布拉格主要让下面的工作人员去做。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矿物。合金和小的有机分子。但是当布拉格刚到实验室时，那里有一个由奥地利出生的科学家佩鲁茨1导的小组也在从事血红蛋白的结构研究，这项工作被布拉格称为是“勇敢的尝试”。布拉格开始时对蛋白质结构研究不大感兴趣——他一直对生物学不甚了了，并认为蛋白质分子肯定过于庞大和复杂，以致无法用x射线衍射法进行研究——但是佩鲁茨是一个不知疲倦和充满信心的研究者，并且已有足够的研究成果能引起布拉格的兴趣，使他认识到蛋白质研究是对x射线学的一个挑战，是一类难度超越矿物质研究的课题。当鲍林来到英国的时候，布拉格已经为佩鲁茨和他的年轻同事肯德鲁以及另外两个助手争取到了足够的资助，这些人也已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揭示了很多种血红蛋白分子的大致结构。而且，在蛋白质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的研究小组在英国并非独此一家。在其他大学里，霍奇金2胰岛素的研究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伯纳尔和他的同事已经开始做裂解核糖核酸酶的工作。

1佩鲁茨（max ferdlnand perutz，1914），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生物化学家，因对球形蛋白、特别是血红蛋白结构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与肯德鲁（j.c.kendreu）共获1962年诺41尔化学奖。

2霍奇金（dorat hodgkin，1910—），英国女化学家，与同事合作得到维生素b12第一张x射线衍射照片（1948），确定了维生素b12的原子排列，获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

鲍林对英国人的工作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担心：在争取成为世界上最先完整地确定蛋白质分子结构的人的竞赛中，他可能成为失败者。他解决蛋白质结构问题的方法是从下向上，即先仔细确定单个氨基酸和小肽分子的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拼装出大分子结构；而与此相反，英国人的方法却是从上而下，即分析完整蛋白质分了的x射线衍射图。鲍林曾经以为蛋白质分子太大，它们的x射线衍射图过于复杂，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从上到下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奏效。但是在与伯纳尔和霍奇金交谈之后，鲍林意识到，英国人正接近于攻克某些蛋白质分子的结构问题，这使他感到很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一次考虑从理论上解决蛋白质的母体——角蛋白链的结构问题，这是他在1937年曾经尝试过的事。当时他试图构造一条与阿斯特贝里的x射线数据相匹配的蛋白质链，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怀疑自己关于氨基酸结构或键的想法是错误的。但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科里所做的关于氨基酸的具体研究，都告诉他自己并没有错。分子尺度与他的假设大致吻合。他还曾预言，肽分子的键具有双键特征，两侧的原子固定在一个平面上，这一猜测也被科里关于二酮哌嗪的研究结果所证实。他当时其实已十分接近于成功，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没有坚持下去。

1948年春天，他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不过这一次采用了新的指导原则。在30年代，化学家曾提出长链淀粉分子具有像螺旋转梯那样的结构，鲍林早年的合作伙伴哈金斯（鲍林曾与他一起做过一些早期的研究工作，最后得出了肽键的平面性结论）曾从理论上论证这种螺旋结构也是蛋白质分子的主要结构形式。按照哈金斯模型，氨基酸链的形状不是阿斯特贝里模型假设的扁平、扭结的带状，而是螺旋上升的梯状，像床垫弹簧那样；哈金斯还假设链的圈与圈之间由氢键固定，从而能保持结构的稳定性。

这是一个非常富于启发性的假设，并早已在英国晶体学家中间引起热烈讨论。这些假设有助于解释一些现象。按照阿斯特贝里的扁平带模型，蛋白质的化学性质应该反映出带了的双面性特点，然而，蛋白质链实际上似乎是各向同性的，这恰与螺旋线形成的圆柱体整体形状相吻合。此外，理论的推断结果也有利于螺旋线假设。正如克里克1——他当时是佩鲁茨和肯德鲁实验室里的一个研究生——所说，“众所周知，如果一条链由完全相同的环以完全一致的方式折叠并联结起来，且每个环与相邻环的关系也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链就形成螺旋结构。”叫它螺旋结构也好，螺旋线也好，反正哈金斯的假设对卡文迪什的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快地，似乎英国的每一个蛋白质研究者都在寻找螺旋结构了。比如霍奇金（鲍林访问牛津大学时曾与她进行过几次长谈）就在她的胰岛素分子的研究中密切注意寻找螺旋结构的证据。

1克里克（franis crick，1916—）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和遗传学家，因参与制成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结构模型，为分于遗传学奠定了基础，而与沃森（j.atson）和威尔金斯（m.ilkins）共获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

在皇家科学研究院报告后一个多星期，鲍林病倒了。由于英国cháo湿的天气，他患上了严重的骨窦炎，只得卧床休息了。他记得：“第一天我阅读侦探小说以便使自己不想倒霉的事，第二天依然如此。但第三天我就厌烦了，我于是想，“我为什么不能想想蛋白质的结构问题呢？”这样，他决定对角蛋白链的结构再进行一次研究的尝试。不过这次采用了螺旋模型的设想。他准备好铅笔、直尺和一些纸，然后开始描绘氨基酸链的草图。根据记忆，他勾画出原子键的长度和夹角。他采用了三步工作法：第一步，根据氨基酸的已知尺度把链画出来；第二步，把元素在空间按这样的方式排列出来，使氢键易于生成并使钛键处在同一平面内；第三步，检验这样得出的模型能否解释x射线衍射数据。他画出了每个氨基酸分子的基本碳一碳一氮骨架，然后用粗线表示肽键，将它们连结起来，这些肽键在纸页内保持平直。他又将那些区别不同类型的氨基酸分子的侧键画成由螺旋线中心指向外面的线段。通过这种表示法，这些侧键将不会对存在于中心部位的重复结构产牛干扰，

然后，他将纸张进行折叠。折叠时将肽键平直地保持在纸页上，而只在氨基酸骨架中与肽键相连的单个碳原子处折角，这是他认为可能发生旋转的地方。他设法将角度折得与四面体角大致相等，这样大小的折角对碳键来说是最自然的。他对纸张采用各种不同的折叠方法，力图把元素排成恰当的形式，以便形成尽可能多的氢键。没隔多久，他就得出了一种形状优美的螺旋结构。这使他大喜过望。这个结构具有平面性的肽键，大致正确的键角和长度，并可在拐弯处形成适当数量的氢键。“我一下子忘记了自己正患着感冒，我实在是太兴奋了，”他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鲍林的随机方法的特点：采用少数几个起关键作用的限定性化学规则去构作合理的结构模式。然而，当鲍林意识到从他的模型所得出的x射线衍射图形很可能与阿斯特贝里和其他人得出的图形不相符时，他的兴奋情绪减退了。自然界的角蛋白分子显示出5.1埃的强反射，这一长度被认为是在链的轴向上两个重复单元之间的距离——在螺旋结构中，就是链的两个相邻螺圈之间的距离。为了在螺旋模式中验证这个可能的结果，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仔细地构作模型，但从他的简略草图似乎已可看出，他的螺旋模式将产生出不同的周期性间距。通过应用他自己提出的关于肽键和氢键的规则进行推算，鲍林发现：“我无法将我的结构伸长或压缩。”

鲍林又回到了床上。他并没有张扬自己涂抹的草图，甚至没有写信告诉科里。他只是把螺旋型构想存放起来，留待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后作进一步探索。正如他所说，他所拥有的全部成果暂时“还只是一张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