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好锦州

1948年秋天，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不久，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有利于共产党而不利于国民党，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只有170万人。作战方针，也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为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共产党军队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所占面积为全国的1/4，人口达1/3以上。

比这些数字更令人振奋的，是难以用数字表示的人心与士气的对比。

面对日益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果敢决断，要求具备了条件的各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思想。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给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阐述了从东北开始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争取将全以卫立煌军就地歼灭”。

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确是让战斗在黑土地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引为自豪，激动和欣喜。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科学研究机关——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1948年，东北的敌人在遭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5月开始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三次连续打击之后，已被歼灭30万人。此时，尚有14个军，44个师，加地方武装共55万人，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区，人心浮动，供应困难，其中，长春、沈阳两敌与关内交通完全中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都无斗志”，不得不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的作战方针，在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的一些城市加紧构筑防御工事，继续顽抗。恨不能像冷兵器时代那样，挂出一张“免战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占共产党军队1/3还强的103万东北人民解放军和地方部队，占领地区为东北全境的97％，人口为86％。

一方孤城困军，把希望寄托在不知何日才能到来的援军，甚至是至今也未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一方大军踊跃，实力就像大地一样实在而又坚厚，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由衷抒发感慨；东北人民解放军现在壮得厉害哪！

当初，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惧”，不仅是忧惧内战行将爆发，对内战前途也不能说没有忧惧。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大概是从未把自己当成神的。战争毕竟是实力的对抗。胜者王侯败者寇。

可现在，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各路大军，都是今非昔比。

但这一切只是胜利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国民党还控制着相当强大的五个战略集团，还有很大的战争能力。真正解决胜负，还得通过最后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天，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大战场，“稻浪”金黄，丰收在望。而丰饶的东北战场，则是块秋sè浓，来得早，熟得快，应该开镰收割的第一块“高产田”。

毛泽东天才的预见性，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三大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

结果，蒋介石不得不再三改变他的战略方针，从内战初起的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jiān匪”，变成到台湾后的“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毛泽东也不得不修改他的战略计划，把原定的五年打倒国民党，轻松愉快地缩短为三年。

战略家高瞻远瞩，洞悉深远的独特视角。

军事家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的宏大气魄。

当年那些统帅千军万马的军事指挥员心里再明白不过，辽沈战役的胜利，进攻方向的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

在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笔者查阅到了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发给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的一份电报：

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地共有人口1500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争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掐指一算，那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夺取两路、四城”的战略构想，在打东北及华北的主意了。

毛泽东的思维在飞转。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联系，大量山野炮弹和黄sè炸药，就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南线各解放军。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举兵南下，与华北解放军携手打开华北战局，就会改观整个北线战势，实现北线的统一指挥。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挥戈东北、华北战场，就会很快达成孤立北平、天津、沈阳并最后夺取这几个大城市的目的。

战略构想在演进。

围绕实现战略构想的步伐在悄然加快。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又发给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一份电报，小楷毛笔字遒劲有力，龙飞凤舞：

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望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关门打狗。毛泽东寥寥数语，道出了一项常人难以料想到的英明决策。

同年9月7日，毛泽东又明确无误地电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

为了歼灭这些敌人(指锦州、榆关、唐山诸点敌人——笔者)，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指北宁线——笔者)，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此后的几十封电报中，毛泽东始终注目“锦榆唐”。一再强tiáo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宜。

从以上电报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每一决策的作出，是那样的前后照应，丝丝入扣，环环相联。

诚如列宁所说，战争是一种形式繁多、差别万千，错综复杂的事物。人类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那样广阔活动的天地。军事科学不能成为jīng确的科学，原因就在这里。

在毛泽东那里，这门科学够jīng确的了。

其实，当国民党在全国还处于进攻态势时，毛泽东就从东北战场最早开始的反攻中，预见到战略决战的讯号。当蒋介石被战争的迷彩眩惑得六神无主时，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已经着手描绘攻占蒋介石战略要地的蓝图了。而当这一切成为可能时，他就在早已看准的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迅雷不及掩耳地投注最强大的力量。

当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的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站在西柏坡农家小院里的毛泽东，神了！

莎士比亚说：“有的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的人是经过奋斗达到伟大的，有的人的伟大是硬捧出来的。”

生来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是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坎坷，而成为令人倾倒的伟大领袖的。

毛泽东的伟大，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的透彻了解。他懂得农民在中国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清楚农民渴望什么，怨恨什么，并懂得怎样把这种渴望和怨恨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他的哲理像大地一样，深厚、实在，而且是绝对的中国特sè，连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一听就懂，这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更在于他具有杰出的天赋。

国民党军的重重矛盾

1947年8月，东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已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军被歼30万人，占领区在逐渐缩小，蒋介石又把参谋总长陈诚派到东北，他认为陈诚有办法，能改变东北战场的局面。陈诚到东北说了不少的大话，可打起仗来连连失败，丢掉了7个军。特别是1948年1月初，东北解放军在沈阳附近的公主屯将国民党新五军全歼，使蒋介石很伤心，亲自到沈阳追查责任，陈诚与廖耀湘互相推诿。

此时，陈诚已预感到自己不是东北解放军的对手，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辞职，蒋介石又亲自到沈阳视察，看到东北的局面，也感到陈诚的确没有办法了，而东北又很重要，只好同意陈诚下台。这时，蒋介石选中了卫立煌，抗日战争中，卫立煌为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了忻口等战役，给日军以重创，以后曾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是一个能打仗的干将，卫立煌资历和声望都很高，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都是他的部下，特别是在远征军中的战绩，曾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

开始，卫立煌不同意到东北来，蒋介石派张群(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顾祝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劝说，陈诚的老婆也苦苦求情，“辞修(陈诚字)病得没办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卫立煌的老部下听说此事，也都不同意。这时蒋介石又找卫立煌谈话，给卫立煌戴“高帽”，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挽回不利形势。”

为说服卫立煌，蒋介石还答应，把东北的军政大权全交给他，并说：“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卫立煌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蒋介石当场表示，先派5个军去东北，后勤补给优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动心了，他表示先去看看再说。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任东北“剿总”司令，22日，卫立煌到东北沈阳，成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简称东北“剿总”，驻今沈阳铁路局办公大楼)，同时，掌任东北行辕主任职权，临行前，蒋介石一再嘱咐，到东北后最紧急的任务是打通北宁线，确保沈阳至锦州间的交通干线畅通。蒋介石对卫立煌，历来采用利用的手段，把卫立煌看成嫡系中的杂牌，所以，卫立煌虽然多次担任很高官职，但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只给卫立煌指挥权，根本不像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人那样，掌握军权，卫立煌到东北后，很快又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

4月1日，卫立煌到南京汇报东北情况，蒋介石第二次提出了撤兵到锦州的意向。蒋介石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长期维持，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把东北的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下少数部队防守。卫立煌仍以部队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为由，回绝了蒋介石，并表示，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问题，我自己负责，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见说服不了卫立煌，表示只要有办法保障补给，可暂不撤向锦州，但整训完成后，仍要打通沈阳、锦州之间交通。卫立煌暂时说服了蒋介石，又松了一口气，他便请求美国顾问团给予支持，使兵员、装备、给养得到了保证，从而也增大了守卫沈阳的信心，并不断到各地视察，检查据点、工事修筑情况，还计划扩充沈阳、锦州飞机场，加修锦西机场。

5月初，蒋介石第三次提出将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仍不同意，又派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去南京陈述。蒋介石的想法是，除留少数部队守沈阳外，其余主力包括特种兵部队，编成机动兵团，由廖耀湘指挥，随时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分散卫立煌的实力，甩开卫立煌，以便执行南撤的方针。廖耀湘正想扩充个人的实力，由于受卫立煌的制约，做不了主，又不敢直接表露。

于是，蒋介石又找卫立煌及各军的司令官谈话，结果都不同意这个意见。蒋介石见指挥不动沈阳的部队，便把范汉杰推出来，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范汉杰原在山东，后来任陆军副总司令，他对东北的复杂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对能否指挥得了云南的部队九十三军和陈诚的嫡系五十四军心里没底，因蒋介石亲自点了他的名，也就没有推诿的余地，1948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开始他把指挥部设在秦皇岛，由华北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鉴于沈阳的驻军不听指挥，蒋介石决定将范汉杰的指挥部移到锦州，命其打通锦沈之间的交通，以便使沈阳的部队顺利南撤。

同时，又从关内tiáo来两个师，归范汉杰指挥。7月20日，卫立煌奉召到南京，蒋介石又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范汉杰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开始卫立煌打算将指挥所移至葫芦岛，但蒋介石坚持要设在锦州，范汉杰听了蒋介石的话，将指挥所最后定在了锦州，并亲自驻守锦州，因而使卫立煌同范汉杰之间出现了矛盾。六七月间，蒋介石又作出了固守之战略意图，给范汉杰的手令中说：“东北的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能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随后，蒋介石在总统官邸会上，正式决定：东北作战“暂取守势”、“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

坚持南撤的计划，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计，这里是有他的用意的。一是蒋介石开始认为，对抢占东北有一定把握，所以，把5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都用在了东北方向，并派来7个军争夺东北，有志在必夺之势。结果仅两年的时间，东北国民党军落了个被分割包围的下场，脸面上很不好看。如果收缩成功，守住锦州，从名誉上讲，还算没有丢掉东北。

4月，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说，今天的东北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主要据点，如长春、沈阳、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二是从战略上考虑，长期守住东北是不可能的，必要时撤向华北，锦州是南撤的必经之地，守住锦州，也就守住了退向关内的通道。三是蒋介石已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保全锦州，美国就会大量施援，守住了锦州，也就是抓住了军援的来路。

为此，对于守沈阳与南撤锦州这样一个事关战略全局的关键问题，蒋介石与卫立煌始终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各持己见，打乱了东北的作战计划，以致使国民党军内部矛盾不断加深，互不信任，互相戒备。美国答应为东北再增加10个师的装备和补给，卫立煌和美国关系很好，5月，专门请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到东北视察，卫立煌与巴大维商定，物资、装备直接运到东北营口港，不要经过南京，但这事后来被蒋介石知道了，横加干涉，最后把此事给搅散了，一直到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国民党军的防御仍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总是统一不起来，处在一个麻痹和盲目状态。

持重求稳的林彪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视点，锁定在锦州后，毛泽东在看林彪的反应，林彪在揣摸毛泽东的心思。

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挥部的驻地——双城，林彪在一间陈设简朴、洁净的平房里用四方步来来回回丈量着脚下的青砖地，此时，他的那颗心就像个钟摆，一会儿摆向长春，一会儿摆向锦州。

1948年9月7日，林彪(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实际上还在于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7月，程子华同志(注：当时任第二兵团司令员)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样具体问题，随后高岗同志(注：当时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黄克诚同志(注：当时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同时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只是由于今年东北是50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

1947年12月4日，林彪说：明年作战，将主要依托冀热辽根据地。因此，该处的一切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将有重大意义。

在南下北宁线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的见解是一致的。

凭林彪的才智，当时即便没看清这一点，或是没看透这一行动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一点拨，他也不能不明白。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林彪举棋不定呢？

原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冬季攻势后期，东北“剿总”上将总司令卫立煌虽然在沈阳集结了20万重兵，却宁愿眼睁睁看着辽阳、鞍山、营口、四平一个个丢掉，硬是咬牙横心，按兵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