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我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将那篇报告叙述了一遍。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 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是远非每个人都能领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问题出现了：共青团该作何种反应？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应当参加向青年宣讲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我们的行动计划已得到边疆区党委的批准。我被派到新亚历山大区。我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可说是比较典型的。我下车伊始，便去拜访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h.h.韦列坚尼科夫，他在了解我的任务后，深表同情。据我的理解，他认为我简直就是在充当”炮灰”。不管怎么说，他自己是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实话对你说吧，” 他说，”老百姓对谴责个人崇拜接受不了。”
我知道这种拿老百姓当借口是什么意思，那往往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情绪。于是我决定必须亲自去体察人们的情绪。我在区里呆了两个星期，每天会见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谈话。印象是复杂的。”个人崇拜” 的话题在我的有些谈话对象那里，尤其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斯大林大清洗的人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i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我对许多普通人头脑里形成的那种对于大清洗的解释也大感吃惊。据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遭到了报应。这样的说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经历腥风血雨的30年代大清洗的边疆区！
在”上层”，有人是出于直觉，有人是完全自觉地，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者的平静安宁。最初贯彻二十大决议的会议上，各级领导听到人们提出的”你们当时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后来讲到，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他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会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仓促行事。你们在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么表现出来呢。”
初到区里我就明白，需要的不是大会讲话，而是推心置腹的友好交谈。我将此次出差的观察和建议都向边疆区党委作了汇报，引起人们的兴趣。似乎一切都还过得去。但是我没有觉得满意。我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多了，其中许多都没有答案。我明白了，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 本人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人的分析。可是，唉……
二十大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的”回潮” 迹象，使混乱和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听说中央就赫鲁晓夫报告所发的通报信已经收回。《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中说，斯大林”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战士”。
最后，6月30日中央作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决定指出斯大林的功绩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还说任何”崇拜” 也无法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
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过程反反复复，旧势力不甘心就此让步。
赫鲁晓夫的悲剧
人的记忆力变化无常，在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时更是如此。人人都记得”玉米的光荣史”、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他在马涅日画展上与画家的冲突。然而在这些表面上的事实后面隐藏着重要得多的东西。我想，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更不必说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大批人得到平反，并为在斯大林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无辜身亡的数十万人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