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正是他们保证了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集团的斗争中稳操胜券。1964年10将赫鲁晓夫拉下马来的也是他们。

今天有人感到奇怪：无论我国近年来的历史是怎样的波诡云诡，许多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竟然能够与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商业机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其实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透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 加工成自己的”黄油”。

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力。这叫 ”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良心，往往都忘记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

党的工作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例外，这个职务由教研室主任、大学校长、报纸主编等人担任。不过其中后来当上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极少。

当时认为，既然党要管经济，要管国家的整个生活，那么一个较大地区的领导人所学专业就应当与国民经济有关。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第一书记无论就工作经验还是所学专业而言，都是土地问题专家。这不仅是为了顺应传统（曾几何时，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地区土地部门占有主要的或者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也有人文科学家，教育专业出身的人。

至于说到第一书记的作用，那么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适合他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 可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去总书记的信任。

第一书记人选的最后决定权正好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这个班子，并且仔细进行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对竞争者的专案文件进行悉心的研究。我想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来自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意见。然后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一见面，最后才与”头头” 见面。这样的整个程序我也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叶夫列莫夫调走的问题刚刚提出来，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依次与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谈话。这是所有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在批准之前必定要走的过场。

这些谈话都具有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性质。彼此对面坐着，面带微笑，慢条斯理地谈话。并且我很清楚为什么叫我来，但是谁也不说，因为”我们推荐您” 之类的关键话只有勃列日涅夫可以说。

最后同勃列日涅夫的的谈话就完全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我通过这次和后来的会见，确信他善于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也好，” 他说道，”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是自己人了。”

然后勃列日涅夫以一种特别信赖的口气讲起战争期间经过顿河和库班撤退到新罗西斯克的情形。

”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一路缺水。喝口水止止渴都成了问题。当时我发现人们在下雨时将屋顶上的雨水收集到特制的容器中，”他回忆起1942年七八月份的事情。

我证实了他的观察之正确，并讲到斯塔夫罗波尔人比顿河平原和库班平原上的人遭受的灾难还要多。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就转到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上来了……我明白他的意图并不复杂：尽量多听，从中可形成对于谈话对手、对于其分析地方和全国问题的能力的看法。这时我壮起胆子，想抓住机会解决正打算同库拉科夫谈的一个实际问题。问题在于1969年是斯塔夫罗波尔极其难熬的一年：严寒，干旱，沙尘暴，全赶到一块了。两百万公顷已播种的冬小麦死掉了一半，多年生草也已枯死。冬天是熬过来了，得挨到新粮下来，眼下才4月份，没有国家的帮助是过不去的。

”帮帮我们吧，不然就一切都落空了，”我哀求道。

他听得很仔细，然后便哈哈大笑，拿起分机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

”我说，费多尔，” 他故作严肃地说，”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

看来，这样的节目他们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听到库拉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