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峰就这样，惨死在符雪园刀下。

不止如此，符雪园还用刀割下他的头颅。在这一瞬间，符雪园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个在漠北打拼多年的金丹境修士。他朝谢宝树感激的看来，把刀扔给谢宝树，然后提着陈世峰的头颅走了。

谢宝树只是收回了自己的刀，没有说什么。

书院中，一些年轻的学生，看到了如此血腥的一幕，都有些不舒服，甚至有学生呕吐出来。坐镇书院的儒家修士，面色非常不好看。

这些学生，可是都菩提书院的栋梁之材，怎么能出事呢？

谢宝树看到了他的脸色，不过完全不在意，他说道：“书院的学生，本来不应该恐惧血腥。将来若是打仗，若是妖族入侵，你书院岂能完好无损？”

儒家修士说道：“天塌下来，自然有我们这些个子高的了：“夫志，气之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

志，是气的统帅，志向着哪里，气就跟随到哪里。养气，先要立志。立什么样的志，就会养什么样的气。要养浩然之气，必靠浩然之志。立志就是要在思想深处确立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明确的目标可以确定努力和前进的方向。志向一旦确立，便不容易被改变。立志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

如果连学生的安全都不能保证，那书院还教书育人个屁?

一个如花似锦的姑娘，竟然就这么死在书院里面，谢宝树觉得简直不能容忍。

那个儒家修士，发生了这种事情，他竟然还不反省。

这样像话么？

人生如此又有什么事情做不成？读书，经商，人生各种事业有此何事不成？这是人生的大根本，本立则道生。自省也是提高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在不断的反省自己，克制自己中，才能不断的深化自我道德修养，让正气萌发。

自省是为了反省自己，可是反省过后如果不改过，那么自省，其实是无意义的行为。一个充满正气之人，行为应当光明磊落，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亦应当坦荡承当并加以改正。

人无完人，但这绝不是放任自己的借口。只有正视自己的不足，努力去改正它，才是对自省最好的实践。所以大儒王冕说：“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正气满乾坤”。

西晋大儒杨泉言：“一身正气为人师，两袖清风能生威。”

修身，就是修德，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老百姓，都要把修身作为为人处世的基础与根本。修身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其内涵是通过陶冶、锻炼自身的道德品质不断完善自我。

修身能够抑恶彰善、濯污扬清，成就道德高尚之人。先人对人性的认识，说法不一。孔子曰“性相近”，孟子倡“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

秦汉以后，董仲舒、扬雄等人则认为性兼善恶。不管怎么样，人性只是一个内在的、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须下一番结结实实的修身功夫。

孔子认为每一个个体后天所生

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成长至关重要，即所谓“习相远也”，《尚书·太甲上》曰“习与性成”，也是此意。

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情感，但这四种道德情感只是“善端”，即善的萌芽，能不能显露出来且成长壮大，有待于后天的努力，需要自我修养、爱护、培养。

就像树苗需要阳光照耀、雨露滋润，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斧斤砍伐、牛羊啃食，再好的树苗也会夭折。他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疾恶、有耳目之欲，故必须制定礼仪法则和制度规范，强制人们遵守。董仲舒认为人性兼善恶，善须后天着力培育才能成就。他举例说：“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

是说，虽然善是一种先天的禀赋，若不加以修炼，也可能会成恶。总之，自先秦以来，思想家们不管对人性的认识如何，但都强调后天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唯有修身才能抑恶扬善，成就世间最高贵的人。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礼记·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修身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更好地发挥示范群体的表率作用。儒家文化特别重视执政者的道德修养，认为他们具有强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有人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对“政”的最佳诠释。正人先正己，执政者自身端正，才可要求百姓端正。

要想使执政理念迅速实施，最好的办法是以身作则，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因为为政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与示范效应，他的一言一行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一种风尚、一种榜样，民众不知不觉在模仿学习。

如果为政者正直无私、清正廉洁，那么上行下效，民众自然就走正道，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如果为政者胡作非为、营私舞弊，那么他在民众眼里就威信扫地，指令也得不到贯彻，即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说，要想正别人，须先正自己：“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孟子曾以伯夷、柳下惠为例说明圣贤之士对整个社会风气的良好的影响带动作用：“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

鄙夫宽。

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亲炙之者乎？”孟子还强调应把道德修养高的人置于领导地位，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孟子·告子下》记：鲁国打算任用一个叫乐正子的人治理国政，孟子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朋友公孙丑问孟子乐正子是否很坚强？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是不是乐正子非常聪明有主意？

孟子回答不；公孙丑又问是不是乐正子见多识广？孟子的回答依然否，但他接着道出自己高兴的原因：“其为人也好善。”可见孟子认为为政者有“好善”的品德胜过足智多谋与精明强干。

为什么“好善”如此重要呢？孟子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

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意谓，一个道德修养高的当政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能把良善正直之士吸引过来，大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就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