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看山，跟谢宝树说完一些事情之后，便离开了。
接着来找他的，是今天在城头，布阵的那位幽冥道人。他一进来，就说谢宝树身体有病，需要治疗。不由分说的，开始给他把脉，谢宝树想拒绝都拒绝不了。
幽冥真人，医术高超。
道医遥诊、隔空布气，通过道家砭术、整脊正骨术，等等手法，治疗病人。
千古绝学道家五术：吐纳、砭、针、灸、药，简单有效。很多现代流行病，通过简单的吐纳术，如需要辅助以砭、针、灸就解决了，几乎不用到药，药在道医五术中也是排在最后一方案，因为很多症状都是本虚标实症，本虚多为脾虚，脾主运化，后天之本，脾虚通过药物则很难气化吸收反而伤了脾，所以疗效甚微。
道医五术之吐纳术，则极为有效，不治而愈，案例不胜枚举。不但可以祛病强身，更能长生回春，最快十二天天可实现气通周天，气润周身，病去春回，案例也不胜枚举。
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性黏浊，如油入面，夏天是最好的体内除湿机会，透过适当运动，帮助排出寒与湿。夏天该出汗的时候却导致汗液挥发不出来，淤积体内；冬天烧暧气，穿件单衣还冒汗，阳气外越，藏不住精气。
从道医观点看，种种不适都因为阳气郁积在内无法宣发，进而形成寒湿所致。夏天大家躲在乘凉处，造成阳气未宣发，反而在体表生出寒气，因为一分寒气，常伴有一分湿气，体内聚集的湿气没有排出去，在体表就会形成皮肤水肿，或皮肤长湿疹、发痒。
在关节处则会造成四肢酸痛；在肠胃道则会形成拉肚子及吸收不良的问题，久而久之则会造成营养不良，常常觉得身体沉重。
甚至产生睡再久也都睡不好的感觉，因为阳虚，头脑所需要的能量无法向上供应，所以会思绪不清、头脑不清醒。
道教修炼，贵在真修实证，行一步有一步之效验，而且时刻不离人体本身。离开人身，所谈皆假。历代祖师留下的丹经著述，都是通过自己身心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理法合一”的。
道士们生活中的种种修炼方式目的在于养生益寿，那么这些修炼手段便自然与医学有不解之缘，因此对中国古代医学甚至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古代社会巫医不分，巫师又兼医师的角色，他们除以种种巫术为人消灾除病外，同时也以药物为人治病，比如《山海经》中即有巫彭、巫咸等巫师“皆操不死之药”的说法。
这说明学道之人必须通医术，懂合药。这样有助于宗教的宣传推广，但不能执着医药，以医为业，甚至借医药来贪取财货。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有损阴功，不可能修真成仙
了。
概括起来，道教所以重视医药的原因有二：
其一，道教十分重视养生之术，而养生首先得却病延年，医药的作用就在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因此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必要手段。
其二，医药可以济世活人，利用医药来治病救人，接近群众，是扩大宗教宣传影响的最好方法之一。早期道教创立之初的太平道、五斗米道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由于汉末曾有几次传染病、瘟疫流行，道教徒运用中草药、“符水”给人治病，使一些人获得再生，因之“百姓信向”，教徒遍布天下。
“杏林”作为医界的别称，由来已久。但是，为什么单单将“杏林”作为医界别称呢？这里还有一段与道教有关的故事。
道教是我国唯一的本土宗教，与中华传统文化如儒家、中医均同根同源。据东晋时期的道教先贤葛洪所著《神仙传》记载：“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
董君异的医道高明，技术精湛，相传有起死回生之术。他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收取病人的报酬，但是他对找他看病的人有个要求：凡是重病被治好了，要在他的园子里栽五株杏树，轻病被治好的则栽种一株。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董君异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竟有十万余株杏树，他园子里的杏树也已聚棵成林，人称“董林杏仙”。每到杏子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一片繁枝绿叶中，累累红杏挂满枝头，煞是好看。
后来，董君异又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要付钱，只要拿一些粮谷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子。于是，每年董奉用杏子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穷苦的贫民百姓。
数年之后，董君异羽化升仙，“杏林佳话”的故事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后来，人们在称赞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医生时，也往往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高手”等词句来形容。
《神仙传》上还说，有人问董君异为什么容颜一直不变，他只是淡然地回答：“可能是偶然现象吧。”只因道教炼养之人，和俗潜光，不引起人们的惊异。另外，董君异也不多饮食，骨坚身轻，行走轻捷。
石泰，字得之，号翠玄子，宋代道士，师从于紫阳真人张伯端，道教尊为“杏林翠玄真人”。石泰祖师也常常行医救人，不图报答，效法前代仙真，也要求受治者种植杏树一枝，久遂成林。
首先，东晋时期葛洪神仙道教理论的建立，使得道教基本教义从早期“去乱世、致太平”的救世学说发展成为专注
于企求“长生久视”和“度世延年”，这在道教理论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这一转变的完成，使长生不死、羽化登仙成为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修炼追求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修道长生的这一度世目的，首先要却病延年，《真诰》指出：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液体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
由于医药的作用正是在于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故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和技能是道徒进行“自救”并进而“济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修“仙道”必须通“医道”。
其次，道教本着“内修金丹、外修道德”的宗教伦理实践要求，认为行医施药是一种济世利人的“上功”与“大德”，也是长生的一种先决条件，即所谓“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葛洪从道教义理的角度和层次上，深刻阐明了医药在长生成仙、济世救人的修道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为道之人必须兼修医术的主张，得到道门中人的普遍认同。因此，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上清派和灵宝派的相继出现，道教与医学的关系更加紧密。
随着道教与传统医学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魏晋以来，历代修道而兼通医术者层出不穷。魏晋南北朝时期较著名并且入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的道医有封君达、董奉、负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子、徐嗣伯、顾欢、徐骞、张远游等。
华夏民间历来有“医神”、“药神”崇拜的习俗，这种医神、药神崇拜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众所周知，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多功利性的显著特征。而人与神之间最迫切的功利要求，莫过于祈福禳灾、祛疾除病，所以民间十分崇拜能消疾除患的各种医神、药神。
历代有关道教医家悬壶济世的传说与笔记小说很多，且多富有传奇色彩，颇能迎合民众的心理需求。这就使得道教医家备受民间百姓的敬仰，享有崇高的威望，以至于被奉为医神、药神加以供奉。在全国各地建坛设庙祭招供奉的形形色色医神和药神中，除了像扁鹊、张仲景这样的著名医家外，更多的是道教医家，如董奉、鲍姑、孙思邈等。
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道教与佛教的理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