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吴科长对万世清说，咱进平凉城里走一趟。就扮作商人和伙计，骑马进城。城里早有自己人在那里接应。吴科长问有无新的情况，接应的人说，有一批从兰州押来的西路红军，数量过千人，刚刚移交给平凉国民党守军，让警备营派一个连的兵力押解到西安。西安路途遥远，平凉的守军不愿干，正犹豫着呢。吴科长就说，咱与警备营可有联系。那人说和麻营长有过交往。吴科长就让人带着去麻营长家里见他。麻营长是本地人，生得五大三粗，一口土话。说你们红军，驻在镇原就行了，还跑到平凉，城里到处都贴着你们的告示，搞得也太明显了吧。吴科长就笑笑说，也是没有办法呀。现如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可马步芳他们还这么残忍对待红军，哪有点人性呀。听说让你们押送被俘红军到西安，就想请你给行个方便，放上一马。麻营长说，这事怕难办。现在尽管两军休战，可兄弟也是在人手底下干事，丢饭碗的事，咱可干不起。吴科长就说，咱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看行吧。麻营长说，只要免了上头的追究，谁愿干这又苦又缺德的差事。于是，两人就商量了交割的具体办法。

这天中午，从平凉押解出来的被俘红军，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就走不动了。这些被俘的红军，从兰州到平凉，连续走了九天的路程，也没得到很好的歇息，早上一上路，就磨磨蹭蹭，走走停停。五月的泾川河道，已经很热了。走了一个上午，又饿又渴。见路旁有买大饼锅盔，鸡蛋和茶水的，就争相购买。其实这些做买卖的，是早已布置好的援西军便衣。他们或攀谈转告，或在锅盔里夹上字条，告诉被俘红军，到四十里铺有人接应逃跑。队伍到了四十里铺，天还没黑，被俘的红军就吵着要吃饭。饭后，就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这些老百姓家，早就隐藏好了接应的红军。那押送的连长是麻营长专门布置好的，就带兵到保长家里，大吃大喝去了。那些被俘的红军们，听了接应红军的交待，早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说来也巧，那天晚上天黑以后，就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正在这时，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枪响，被俘的红军们，就在前来接应红军的带领下，逃出镇子，翻过泾河，上了北塬。不一阵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些押送的国民党军听见枪响，也出来在雨地里胡乱放了一通枪，好像是为逃跑的红军放鞭炮送行一样，噼噼啪啪一阵子，就回去交差去了。

万世清跟着吴科长一起，一直把解救出来的西路军送到镇原县城。这些逃出来的西路军，破衣烂衫，污垢满面。见援西军中大都是过去一起打拼的人，就抱头痛哭，那个伤心劲儿，让万世清一辈子都忘不了。多年以后，万世清还专门到河西走廊，寻访了当年的战场，研究了西路军惨败的历史，总结出西路军失败的几条原因。一是战略上犹豫不决。西路军的战略目标，是打通与苏联连接的通道，可途中却因为一个西安事变的干扰，就走走停停，迟滞不前，缺乏坚定果断的战略决心。二是对对手缺乏足够的了解。马步芳马步青生性残忍，马家骑兵又如狼似虎。你可以借他的道走，但你想在他的地盘上停留建立根据地，那绝对不行。三是缺乏和人家硬拼的力量。西路军进入河西以后，孤军深入，地形不熟，没有侧应。时值隆冬，又缺乏弹药物资和给养补充，衣食不足，人困马乏。加上大部分是南方人，水土不服，病患陡生。一支集各种不利于一身的部队，焉有不败之理。

营救活动搞了一个阶段，万世清就留在镇原城里，开展民运活动。当时的镇原城里，共产党只驻军，不干涉地方事务。为能在镇原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援西军就利用各界的抗日热情，在地方上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组织开展一些抗日救亡活动。与社会各届联合，建立起了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共产党政权的雏形。还建起了抗日自卫军，分发枪支，组织开展训练。那一个阶段，老百姓有事情，都愿意找救国会和自卫军帮助。这无形中就消弱了国民党政府的权威。他们派粮派款干啥事，都要先和救国会商量，社会治安遇到问题，也要商请自卫军去解决。

万世清是本地人，一口土话，能消除许多不利因素，每日里忙得不亦乐乎。和地方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打交道，其他人不好沟通，派他去一说，难办的事就好办了。地方老百姓找抗日救国会打官司，让他去沟通协商，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刚组织起的自卫军，训练的课目跟不上，他去边说边教，领会起来就更加容易了。

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夏天，卢沟桥事发，援西军才离开镇原，开拔到三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大部队开拔后，在镇原设立了留守处。

民运科长吴自原负责留守处工作，万世清做为工作人员，也留了下来。继续联络协调抗日救国会和自卫军的工作。那时候，丫河口区委一部分人员，也奉命移至镇原，与留守处合并，建立起了秘密的共产党镇原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