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说得轻的，”恩丁说，“他们至今还在大广场聚集的百姓面前执行宗教性的处决哩。他们用大砍刀把犯人乱砍乱剁杀死，这真是一伙恶人。”

“确切地说，是谁在世界上造出了这么个天堂？”

恩丁答应着取出一张照片搁在地图上。

詹姆斯·曼森爵士瞧着照片上的一个中年非洲男人，头戴高顶丝质礼帽，身穿礼服大衣和方格子花纹的裤子。这张照片显然是在总统就职日拍的，因为有几个殖民当局的官员靠近一个庞大的公馆的台阶，站在背后。在闪闪发光的丝质礼帽下面不是一张圆脸，而是瘦削的马脸，鼻子两边有些深深的皱纹。嘴角向两边耷拉下来，使人瞧着像是对什么事情很不赞成。不过，那双眼睛却引人注目，眼神是呆滞的，就像在宗教狂的眼里看到的那种神态。

“就是这个人，”恩丁说，“一个狂人，手段恶劣得就像一条响尾蛇。它是西非的帕帕·道克。他耽于空想，和jīng灵相通，他就是挣脱白人奴役的解放者、他的人民的救世主、骗子、警察头子。猜疑的虐待狂、严刑bī供者、倾听上帝声音的人。梦幻预言家、至尊的总统阁下——让·金巴。”

詹姆斯·曼森爵士对那个人的脸凝视得更久些，他不认识这个人，可就是这个人控制着价值百亿美元的白金。

“我不知道世界是否真的注意到了他的所作所为。”他兀自想着。

他没有说出口，可是听了恩丁的叙述，早已存在心头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六年前，殖民势力统治着这块如今叫赞格罗的飞地。他们渐渐认识到世界的舆论，决定准许这块飞地独立。他们在对建立自己的政府毫无经验的人民中间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做得过于仓促，并且确定在第二年进行大选，实行独立。

当时有五个政党吵成一团糟。其中两个完全是部落性质的，一个声称要照顾文杜族人的利益，一个则要求照顾卡耶族人的利益。另外三个政党各自确定了自己的政纲，都假装要援助部落人民。其中有一个是保守党，由一个在殖民主义者手下做过官，并且得到宠爱的人领导，他保证将继续和宗主国保持密切关系，不说别的，地方上发的纸币就靠宗主国维持，可供出口的土产也是由宗主国保证购买的。第二个政党是中间派，人少而且很软弱，由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他是在欧洲得过学位的教授。第三个党是一个激进党，由一个根据治安条例在监狱里关了几次的人领导，这个人就是让·金巴。

在大选前很久，他的两个助手就秘密离开赞格罗飞往欧洲了。他们在欧洲上学期间就和俄国人有过接触。俄国人在反殖民主义的街头示威游行中发现了他们，于是他们就领受奖学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帕特里克·卢蒙巴大学里完成了学业。飞赴欧洲后，他们和从莫斯科来的间谍会面，谈话完毕，他们收下一笔钱，听取了非常实际的重要的意见。

金巴及其党徒用这笔钱组成了一个文杜族人政治恶棍的班子，完全不理睬占少数的卡耶族人。这个政治班子到无人监督的腹地去开展工作。他们杀了几个敌对党的领导人，然后走访了文杜族所有部落的头人。

经过几次纵火焚烧和挖眼珠子，部落的头人得到了教训。当大选来临时，头人就命令他的族人投票选金巴。他们遵照一种简单而实际的逻辑，那就是用武力进行惨痛报复的人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而对软弱无力的政党不予理睬或者加以嘲弄。

就这样，金巴赢得了文杜族的绝大多数，因此他得到的选票总数超过了敌对党和卡耶族人的总和。由于他劝说头人们按他的要求多报村里的人数，所以文杜族人几乎增加了一倍，这帮了他的忙。殖民政府的官员所作的初步的人口普查是根据各村头人的誓词来统计各村人数的。

殖民当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没有仿效法国，去保证一个殖民当局的亲信在首次重要的大选中获胜，然后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保证一个白人伞兵连永远去支持一个执政的亲西方总统，他们没有那样做，反而让他们最凶恶的敌人赢了。大选之后一个月，让·金巴宣誓就任赞格罗首任总统。

这以后就沿着传统的道路走了。那四个政党以“分裂主义势力”的罪名被查禁了，接着那四个党的领袖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下狱。在把党的经费转交给这个解放者金巴以后，他们都死于监狱的酷刑之下。排外的文杜族军队一露面，殖民军队和警察里的军官就被遣散了。殖民政府的宪兵原来大多是卡耶族士兵，也同时被遣返回乡。他们坐着六辆卡车离开首都后，就朝着赞格罗河边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去。这时，机枪一起向那六辆卡车开火。那些受过训练的卡耶人就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在首都，警察和海关人员主要是卡耶人，他们被准予留下来，不过，他们的枪没有子弹，子弹都拿走了。文杜族军队得了势，一个恐怖王朝开始了。达到这样的局面用了18个月的时间。没收种植园以及殖民者的财产买卖开始后，那儿的经济持续下降。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文杜人去接管，哪怕以有限的效率来经管几个企业。可是，不管怎么说，财产都分给了金巴的党徒。殖民者才离开的时候，从联合国来了几名技师去经管必需的基本企业。然而，在目睹那儿的bào行之后，他们多数人或迟或早都给各自的政府写了信，坚决要求tiáo离。

经过几次短促而凌厉的恐怖活动的警告，胆小的卡耶人完全臣服了，连河对岸的文杜人村落的头人也因为对大选前许下的诺言稍有微词而受到野蛮的警告。从此，文杜人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丛林中去。反正，在他们的记忆里，首都发生的事情从来对他们就是毫无影响的，所以他们也能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境遇。依仗文杜族军队和情绪不稳定的极其危险的十几岁的毛孩子——这些孩子组成了党的青年运动，金巴及其一伙党徒继续了自从克拉伦斯时代以来的统治，完完全全是为了营私谋利。

有些营私谋利的方法是骇人听闻的。在西蒙·恩丁的报告里有一个例子。有一次，金巴由于没有拿到一笔买卖中他的一份利润而感到很失望，就把那个当事的欧洲贸易商打入牢里。然后，他派一个使者到商人的妻子那儿去，告诉她除非付出赎金，不然就给她邮寄来她丈夫的脚趾、手指和耳朵，还出示她丈夫的一封亲笔信证实这一点。于是这个妇女从丈夫的贸易合伙人那儿筹集了50万美元付赎金。那个商人被释放了，不过他的政府慑于联合国中黑人的舆论，敦促他保持沉默。报社也从未听说过此事。另外还有一次，有个原殖民政府的侨民被抓到前殖民地的警察兵营里殴打，那个兵营已变成军队营房了。他们给司法部长付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贿赂金后才获释。显然，一部分是交给金巴的。他们的罪名是当金巴的汽车驶过时没有鞠躬。

独立后的五年里，所有可以想像为金巴的对手的，不是被翦除，就是被迫逃亡，而逃亡还算是很幸运的。结果弄得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也没有别种具有资历的人留在那个国家里了。这首先是因为对那些人的需求很小，再说金巴对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都怀疑，认为他们可能是敌人。

这些年来，他形成一种jīng神恐惧症，越来越害怕被暗杀，所以他从不出国门一步。他很少离开他的宫殿，一旦离开必定扈从如云。那儿各种各样的火器都集中起来被没收了，其中包括猎枪鸟枪，可以用这些火器来补充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子弹和火药也不准进口了。因此，内陆的文杜族猎户到海边去购买他们打猎需用的火药，往往空手而回，只得把无用的土枪挂在茅屋里。在城市里连带大砍刀也是禁止的。如果携带任何一种武器就会被处以死刑。

当詹姆斯·曼森爵士终于弄通了这份冗长的报告，琢磨了那个首都、总统府和金巴的照片，研究了那些地图之后，他又把西蒙·恩丁召来。西蒙·恩丁十分奇怪，不知道他的上司干嘛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国家那么感兴趣，于是他就去问10楼隔壁办公室里的马丁·索普。索普只是咧开嘴笑了笑，用僵直的食指在鼻翅上轻轻碰了一下。

索普也不能完全肯定，可是恩丁疑心他是清楚的。他们俩都很懂得，当他们的雇主在想主意和需要情报时是不能去发间的。

第二天，当恩丁向曼森汇报时，曼森站在楼顶办公室厚玻璃板窗旁他喜欢站的地方，俯视着大街，街上一个个矮小的人正在忙着各自的生计。

“西蒙，有两件事我需要进一步了解。”詹姆斯·曼森爵士直截了当地说，走回他的办公桌旁，桌上摊着恩丁的报告。

“你在这儿提到过发生在那个首都的一场争吵，大约是发生在六七个星期之前。我从当时在场的一个人那儿得到一份报告，也说起那场争吵。他提到谣传有人企图刺杀金巴。那件事的详情如何？”

恩丁松了口气。他从自己的消息来源也听说过同样的事，不过他认为此事太小，不值得写进报告里去。

“每回总统做噩梦，就会发生大搜捕，流传有人企图刺杀他的谣言。”恩丁说，“一般说来，那只是他想逮捕和处决某人的正当理由罢了。这一次是在1月下旬，lún到了军队的司令官博比上校。有人私下里告诉我，两人发生争吵是因为博比做成了一笔交易，金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扣引起的。当时，联合国医院有一批运到的药品，被军队在码头旁没收了，并且盗走了一半。博比是负责的，被盗走的一部分药品在黑市上到处出售。卖掉后所得的钱想必是给了金巴的。然而，当联合国医院的院长向金巴提出抗议并且要求辞职时，无论如何他会提到盗走的那批药品的真实价格，那个数字比博比向金巴承认的大得多。

“这样一来，总统就发了疯，派出几个自己的警卫去找博比。他们彻底搜查了这个城市抓捕他，乱捕乱抓了一气。”

“那么博比呢？”曼森问。

“他逃走了。他坐上一辆吉普车到了边界，然后扔掉吉普，步行穿过边界哨卡周围的丛林。”

“他是属于哪个部族的？”

“说也奇怪，是混合种。一半文杜族，一半卡耶族，可能是40年前一个文杜族人袭击一个卡耶族人村庄的结果。”

“他是金巴新军队的呢，还是旧殖民军队的呢？”曼森问。

“他曾是殖民政府宪兵队的一名下士，所以他可能受过某种形式的基本训练。后来，在独立前他由于酗酒和不顺从被降级了。金巴掌了权，一开张就把他找回来，因为他至少需要一个能认得枪口和枪托的人。在旧殖民时代，博比自称是卡耶族人，可是金巴一掌权，他就发誓自己是一个纯种文杜族人了。

“既然博比看到了当时刮着什么风，就跑到金巴那儿去，并且发誓效忠于他。那么，他比殖民地的总督要jīng明一点，那个总督在票数证实之前是不相信金巴会在大选中获胜的。金巴留用了博比，甚至还晋升他当军队的司令，因为让半个卡耶人去对金巴的卡耶人政敌进行报复，看来比较好。”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曼森沉思着问。

“大恶棍，”恩丁说，“人形猩猩。像真猩猩一样没有头脑，倒有一些低等动物的狡猾。这两人的争吵只是两个贼分赃不均的问题。”

“他是西方训练的？不是共产党吗？”曼森强tiáo地问。

“不，先生，不是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可以收买吗？愿意为钱而合作吗？”

“当然。他现在的日子一定过得很穷。他不可能在赞格罗国外有许多钱。只有总统才能捞到大把的钱。”

“他如今在哪儿？”曼森问。

“我不知道，先生。总在什么地方过着流亡生活。”

“好，”曼森说，“不管他在哪儿都要找到他。”

恩丁点点头。“要我去拜访他吗？”

“还不必。”曼森说，“还有另外一件事。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包罗万象，可就差一个细节——军事方面没有写。我想要一个对总统府内外以及首都军事保卫情况的完整分析。有多少军队，多少警察，多少总统的私人保缥，他们驻扎在哪儿，是否尽职，训练水平和经验如何，一旦遭到进攻他们能拿出多少作战力量，使用什么武器，是否会使用武器，有什么后备部队，兵工厂在哪儿，是否到处都有卫兵站岗，有没有装甲车或者大炮，是否由俄国人训练这支军队，克拉伦斯是否有出击力量，实际上，我要的是全部情况。”

恩丁惊愕地盯着他的上司。“一旦遭到进攻”这句话索绕在他的脑际。这个老家伙到底在转什么念头，他很想知道；不过脸上却依然不动声sè。

“这就是说，要亲自去一趟，詹姆斯爵士。”

“对，我认为是这样。你有化名的护照吗？”

“没有，先生。无论如何我无法提供那样的情报。这需要对军事方面有正确的判断，以及有关非洲军队方面的知识。我服国民义务兵役已经太晚了。我不懂军队或者武器方面的知识。”

曼森又回到窗前，凝视着伦敦中心商业区。

“我明白，”他轻声说，“这需要一个士兵去写这样的报告。”

“詹姆斯爵士，你几乎不能找到一个军人到那儿去完成这种使命，花多少钱也不成。再说，一个军人的护照上一定要写上他的职业。我上哪儿去找一个军人到克拉伦斯去搜集这种情报呢？”

“有这种军人，”曼森说，“他们叫雇佣兵。谁花钱，花大钱雇他们，他们就替谁打仗。我准备那样干。因此，你去给我找一个既有头脑又有主动jīng神的雇佣兵来。最好的雇佣兵在欧洲大陆。”

“猫儿”香农躺在蒙马特尔一家小旅馆的床上，瞅着嘴里的烟卷向天花板冒出的袅袅青烟。他厌倦了。自从他从非洲归来以后，几个星期里，他把积蓄的钱大部分都耗费在周游欧洲，谋求再订一份雇佣合同。

在罗马，他见到他认识的天主教神父的招募广告，希望以他们的名义到南苏丹去建立一个内陆的简易机场，使医药供应物资和食品能运进内陆去。他知道有三股单独的雇佣兵在南苏丹打仗，帮助黑人在内战中打北部阿拉伯人。在加勒扎河省，有另外一支英国雇佣兵队伍，为首的是隆·格雷戈里和里普·柯尔比，他们领导一支丁卡的部落土人打仗，在苏丹军队使用的公路沿途布下地雷，企图炸毁英国萨拉丁式装甲车。在南方赤道省，罗尔夫·斯坦纳建了一个兵营，想必是在训练当地人学习军事。不过，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在东部的上尼罗省，有一支强大得多的军队，那儿有四个以sè列人在训练部族人，并且用在1967年埃以战争中以sè列从埃及手里夺来的大批武器存货来武装他们。南苏丹三省的战争使大批苏丹的陆军和空军驻扎在那儿，脱不开身，因此有五个埃及空军中队驻扎在喀士穆周围的空军基地，而不能用来对付苏伊士运河岸上的以sè列人。

香农走访了驻巴黎的以sè列大使馆，并且和武官谈了40分钟话。那个武官斯文地听完了，然后斯文地谢过他，末了只是斯文地送他出去。那个官员反复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南苏丹叛军方面没有以sè列顾问，因此他帮不上忙。香农毫不怀疑这次谈话会被录下来送往特拉维夫，可是他怀疑他还会再听到。他承认以sè列人打仗是第一流的，在情报工作上也屈指可数，然而，他认为他们对黑非洲一无所知。他们在乌干达面临失败，并且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惨遭败北。

除了苏丹以外，别处的生意就很少了。一时谣传四起，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招雇佣兵去训练柬埔寨反共的苗人，还有人说，一些波斯湾的酋长国的酋长们很信赖英国军事顾问，正在寻找将完全成为他们随从的雇佣兵。这个谣传一说是准备在酋长国腹地替酋长打仗，一说是负责保卫王宫。香农对所有这些谣传都很怀疑。首先他压根儿就不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而阿拉伯人在决策的时候也不比中央情报局强多少。

在波斯湾、柬埔寨和苏丹之外，机会就更少了，并且也没有像样的仗可打。其实，他预见十分恼人的和平即将出现了。剩下的一个工作机会是去给一个欧洲军火商当保嫖。有这样一个巴黎的军火商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因而需要有人对他妥加保护，香农从那个人身上找到了工作的门路。

那个军火商听说香农住在城里，并且知道他本领高强，动作敏捷，于是就派了一个密使和他商议。“猫儿”香农并没有真的拒绝，却又不很热心。那个军火商由于干了蠢事而正陷入困境：这是一件小事，他运了一批武器给爱尔兰共和军，然后又向英国人通风报信，泄露武器在哪儿上岸，于是就引起了一些人被捕，这使那些颠覆分子发怒了。后来他又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向保安机关道歉。此事又泄露出去，颠覆分子因此大为震怒。他聘请保缥的目的主要是想把仇敌吓跑，直到他们消了气，把这件事忘记。有了香农做保缥，就可以把大部分职业枪手乘还活着的时候都赶走。可是爱尔兰共和分子是极端好战的，他们可能不肯善罢甘休，因此就会发生一场枪战，法国警方对那些血泊之中的芬尼亚运动分子躺在他们的一条街上是很不赞成的。再说，由于香农是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他们也决不会相信正是香农在尽他的职责。不过，到底干不干，香农还没有定。

3月已经过去了10天，可是天气依然yīn湿寒冷，由于连日霍雨，巴黎变得令人讨厌。在巴黎，出门得拣好天气，待在室内又要花费很多钱。香农尽量省着用积蓄下来的一点美元。所以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十几个人，他认为从他们那儿能听到引起他兴趣的消息，然后就时常待在旅馆的房间里读几本平装本小说。

他躺着，两眼瞅着天花板，思念着家。这并非说他当真还有一个家，因为缺少一个更合适的字眼，他还是思念起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来，在那儿，连绵不绝的野草丛和矮树蔓延在蒂龙和多尼戈尔的边界上。

他在靠近卡塞尔德格小村的一个地方出生长大，这个小村属蒂龙郡，而在和多尼戈尔接壤的边界上。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离那个村子一英里外的山坡上，向西能眺望多尼戈尔。

人们把多尼戈尔叫做“上帝忘记完成的一个郡”，那儿只有几棵树，都向东弯着腰，不断吹来的北大西洋的风把它们吹弯了。

他的父亲开了一家亚麻厂，生产优质的爱尔兰亚麻。在那个小地方，他算是当地的乡绅了。他是个新教徒，而几乎他所有的工人和当地的农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这两种教徒从不交往，所以小卡洛不和别的孩子玩耍，却在马群里和马交上了朋友；那儿是一个多马的乡村。他还不会骑自行车就会骑马了。5岁时，他自个儿就有一头小马驹。他还记得他骑上那头小马驹到那个村子的老萨姆·盖利先生开的糖果铺去买半便上水果粉。

8岁时，他在母亲的催促下，被送往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他的母亲是出身富家的英格兰人。因此，在以后的10年里他学做一个英格兰人。实际上，无论是说话还是姿态，北爱尔兰人的痕迹在他身上已经消失了。假期里他回家去，又跑进荒野，走向马群，可是卡塞尔德格小村附近和他同岁的人他却都不认识，所以假期里虽然他很健康，却觉得十分孤单，他时常久久地在风中策马飞奔。

22岁那年，他在皇家海军陆战队里当一名中士。正在这时，他的父母在贝尔法斯特的公路上因撞车身亡。他回家奔丧，那时他腰系黑皮带，打着绑腿，头戴突击队员的绿sè贝雷帽，出落得十分英俊。丧事过后，他把衰败得行将破产的亚麻厂卖掉，封上家门，又回到扑茨芬斯去了。

那是11年以前的事了。他在海军陆战队服满了5年兵役后，又回去过平民的生活。他混过好几个差事，直到后来被一家影响遍及非洲的伦敦贸易公司录用当职员。在伦敦见习期间，他懂得了公司的组成，懂得了做交易和积累利润，懂得了建立控股公司和在一家谨慎的瑞士银行开户头的价值，他懂得了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在伦敦待了一年以后，他升任该公司乌干达分公司的副经理，他就是从那儿悄然离去，开车进入刚果的。就这样，最近6年他过着一个雇佣兵的生活，时常是一个亡命之徒。他充其量也不过被看做是一个受雇的士兵；说得最难听的，是一个雇佣的刽子手。麻烦在于一旦他以雇佣兵闻名，就休想再回头了。在公司里谋一个职位并不是问题，可以办到的，必要时甚至化个名就能行。再说，即使处境每况愈下，他也可以去当卡车司机、警卫，或者干别的体力活儿。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坐在办公室听候一个身穿深灰西服的小个子男人的吩咐；眼望着窗外，却回想起丛林地区。那摇曳的棕榈树、汗味儿和火药味，把吉普车拉过桥时人们发出的抗议声，在进攻前令人毛骨惊然的枪炮声，仗打过后因还活着而发出的粗野残忍的欢笑声。回想着这一切，再回头去理账和赶上下班的火车，这样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他明白，一旦去干这样的工作，他会苦恼至极。因为非洲就像一只采采蝇一样咬人，一旦毒汁进入血yè，就永远也不能除去。

就这样，他躺在床上，又抽了几支烟，非常想知道下一次的生意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