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的主人即这所学校的所有者的妻子早已睡去了，让五个男人一直谈到半夜三更。

坐在紧闭的窗子旁边一张皮靠背安乐椅里的是汉斯·阿普勒，从前是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纳粹宣传部里一名犹太专家。阿普勒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定居埃及，他受到敖德萨的鼓舞，使用了一个叫做萨拉赫·察法尔的埃及名字，在埃及国家指导部当一名犹太问题专家。他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

他左边是戈培尔本部的另一名前专家，路德维格·海顿，也在国家指导部工作。他同时成了伊斯兰教徒，曾去麦加朝圣，改名叫埃尔·哈德兹。为尊重他的新宗教，他拿着一杯橘子汁。两个人仍然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那两个埃及人是沙姆塞丁·巴德兰上校，阿布德尔·纳基姆·阿密尔元帅（以后成为埃及副总统，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之后被控卖国，后来自杀）的侍从官。另一个是阿里·萨米尔上校，穆克哈巴拉特（即埃及秘密情报局）的首脑。

晚宴的第六位客人是这次宴会的主宾，已在开罗时间九点半钟肯尼迪总统死讯传来时特地赶回了开罗。他是埃及国民议会的议长安瓦尔·埃尔·萨达特，纳赛尔总统的亲密合作者，后来成为他的继任人。

汉斯·阿普勒朝天花板举起他的酒杯：“肯尼迪这个犹太佬的朋友到底死了。先生们，我敬你们一杯。”

“可我们的酒杯是空的。”萨米尔上校说。

他们的主人赶紧前来补救，从酒柜上拿下一瓶威士忌倒满各个空杯。

把肯尼迪称做犹太佬的朋友，不会使房里那五个人当中任何一个感到茫然。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四日，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以sè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和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曾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秘密会晤，而这种会晤在十年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九六零年人们原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次会上也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细节经过几年的时间才逐渐透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到了一九六三年末，纳赛尔总统对于敖德萨和萨米尔上校的穆克哈巴拉特送到他案头的情报，都拒绝加以认真的考虑。

两位政治家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西德同意给予以sè列每年达五千万美元的信贷，不附带任何条件。然而本·古里安很快就发现，有钱是一回事，取得确实可靠的武器来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六个月后，华尔道夫协定由于西德和以sè列的国防部长法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和希蒙·佩雷斯签署的另一协定而臻于完成。根据其中条款，以sè列可以使用德国的钱在德国购买武器。

阿登纳意识到第二个协定更会广泛引起争议，便拖延了几个月，直到一九六一年他去纽约会见新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时候。肯尼迪施加了压力。他不想从美国直接把武器交给以sè列，但他希望这些武器总会通过某种途径送达。以sè列需要战斗机、运输机、105毫米榴弹炮、大炮、装甲车、装甲运兵车和坦克，最最需要的是坦克。在德国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主要是美国货，有的是从美国买来以补偿根据北约协议驻在德国的美军维持费用，有的是经许可在德国制造的。

在肯尼迪的压力下，斯特劳斯－佩雷斯密约付诸实施。

第一辆德国坦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到达海法。使这个消息长时间保密是困难的，牵涉的人太多了。敖德萨在一九六二年的后几个月已有所发现，并立即通知埃及人，它在开罗的间谍跟这些埃及人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

一九六三年后几个月，事情发生了变化。十月十五日，康纳德·阿登纳，这个波恩的狐狸，花岗石脑袋的总理，——辞职并退休了。阿登纳的位置为路德维格·艾哈德所取代，他作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是颇能赢得选票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是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的。

还在阿登纳当政的时候，西德内阁内部就有一帮人吵嚷着要搁置以sè列武器密约并在供应开始之前就加以制止。老总理用短短的几句话就使他们安静了下来，也正是他的权威使他们继续保持安静。

艾哈德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早已赢得“橡皮狮子”的雅号。他一上台，以外交部为基地，始终注意跟阿拉伯世界改善关系的那一帮反对武器密约的人又吵嚷起来了。艾哈德吓得发抖。但问题的症结是约翰·肯尼迪的决定：以sè列必须经由德国取得武器。

如今他被打死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时分出现的大问题是很简单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会不会取消美国对德国的压力，而让波恩的犹豫不决的总理毁弃这个密约？事实上他没有那样做，然而在开罗却甚为乐观地认为他会那样做的。

当晚开罗郊外的欢乐聚会的主人，斟满了客人们的酒杯之后，转回到酒柜旁再给他自己的杯子添满酒。他的名字是沃尔夫甘·卢兹，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曼海姆，是德国陆军的一名前少校，极端憎恨犹太人，他是于一九六一年移居开罗并创办他的骑术学校的。淡黄发，蓝眼睛，鹰脸，不论在开罗的有影响的政界人物中间，或是在尼罗河岸德国的（主要是纳粹的）移民社会中间，他都是一个最得人望的人。

他转过头来对着大家露出一副爽朗的笑容。如果这副笑容里有什么虚假的东西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加以注意。然而它是虚假的。他是在曼海姆出生的犹太人，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岁时就已移居巴勒斯坦。他的名字叫泽耶夫，在以sè列军队中持有少校的军阶。他也是当时以sè列情报局在埃及的头号间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他家遭到一次突击搜查，从洗澡间体重检查器里发现一架无线电发报机之后，他被逮捕了。他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受审，被判处终身苦役。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结束后，他作为同几千名埃及战俘进行交换的人员的一部分而被释放，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他和他的妻子回到洛德机场，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不过在肯尼迪去世的那个夜晚，被捕，受折磨，他妻子被lúnjiān等等，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朝他面前四张微笑的脸举起他的酒杯。

实际上，他巴不得他的客人们赶快离开，因为其中有一位在餐桌上透露了一件对他的国家极关重要的事情，他急切地希望客人走后好进洗澡间去从体重检查器里取出发报机，把这一讯息发往特拉维夫。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笑容。

“打倒犹太佬的朋友！”他举杯祝酒，“德国万岁。”

※※※

彼得·密勒在第二天早上快九点时醒来，非常舒服地在铺满整个双人床的巨大鸭绒被下面翻动。

西吉上床才只四个钟头，还睡得很熟。

密勒叹了口气，转过身来仰躺着，拿起他的手表，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下瞟了它一眼。然后，他从床的另一边溜下来，拿一条浴巾围住身子，慢慢走进起居室，拉开窗帘。十一月的寒光冲进房间，使他睁不开眼。他眯起眼睛俯瞰斯坦大街。这是个星期六早晨，cháo湿的黑sè柏油路上交通还不怎么拥挤。他打个呵欠，走进厨房去煮他无数杯咖啡中的头一杯。他母亲和西吉都抱怨他几乎完全靠咖啡和香烟过日子。

在厨房里喝着他的咖啡，抽着他当天的第一支烟，他考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情，看来没有。首先，所有的报纸和下一期杂志都将是关于肯尼迪总统的，也许要搞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其次，他手头也没有什么正在进行的新闻故事。除此之外，星期六和星期天很难在办公室里抓到什么人，他们也不喜欢别人找上家里去。他最近搞出了一篇颇受欢迎的连载文章，报道奥地利、巴黎和意大利的匪徒们如何一直在渗入雷柏大街——汉堡的一条半哩长的集中了无数夜总会、妓院以及种种罪恶场所的大街——的销金窟，他还没有收到稿费。他想应该跟买了这部稿子的那家杂志联系一下，接着又决定不这样做。它到时候会付的，他眼下也不缺钱用。他三天前收到的银行帐单表明他有五千马克的存款，他想这还可以够他花一阵子。

“你的毛病呀，伙计，”他一面对着西吉擦得亮晶晶的一个小锅上面他的反影说，一面用食指涮洗着杯子，“就是你太懒了。”

十年前，他服兵役期满时，一名人事官员曾经问他，今后打算做个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一个无所事事的阔人。”如今到了二十九岁，虽然还没有达到目的（大概永远不会达到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抱负。

他把手提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洗澡间里来，关上门，免得吵西吉，然后一面淋浴和刮脸，一面收听新闻。主要新闻是有一个人因谋杀肯尼迪已被逮捕。果然不出所料，整个新闻节目全跟肯尼迪谋杀案有关，别无其它。他擦干身子回到厨房，又煮起咖啡来，这回煮了两杯。

他把这两杯咖啡端进卧室，放在床头桌上。

西吉今年二十二岁，在学校念书时曾经是体cào冠军，毕业后她在一个女校当体育教员。过了一年，她出于经济这个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换了职业去当汉堡的脱衣舞女。这要比她当教员的薪水高五倍。

“问题是，”她有一次十分严肃地对觉得好玩的彼得·密勒说，“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看不见灯光后面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不会感到难为情。如果我能看见他们，我想我早就逃下台去了。”

话虽这样说，但她下了台把衣服穿上之后，仍会在夜总会里挑一张桌子坐下，等待哪个顾客来请她喝上一杯的。唯一供她喝的饮料是香槟酒，至少一次半瓶，整瓶更好。在这上面，她可拿百分之十五回扣。虽然所有请她喝香槟的人，除了想借此机会，瞪大了眼睛，对她双峰之间的峡谷尽情欣赏个把钟头之外，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还别有企图，但他们始终谁也未能得手。她是会体贴人通情达理的姑娘，她对顾客们那种sè迷的神情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其他姑娘在她们的娇笑后面所隐藏的一种轻蔑的嫌恶，毋宁说是一种温柔的惋惜。

“可怜的小人物，”她有一次对密勒说，“他们家里应该有个好女人才好。”

“你说什么，可怜的小人物？”密勒抗议道：“他们都是些腌臜的老赌棍，口袋里有的是可花的钱。”

“好吧，如果他们有人照顾，他们就不会那样了。”西吉反驳一句。在这点上，她的女性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密勒是由于偶然的机会见到她的，当时他正好来到雷柏大街基赛咖啡馆楼下柯克特太太的酒吧间里，跟店主人——一位老朋友和老伙伴——闲聊和喝上一杯。她是个大个子姑娘，身高五呎九吋，体形正好同身高相配称，要换个矮一点的姑娘，就会显得不合比例了。她随着音乐用那些通常所谓的性感姿势脱掉衣服。密勒对这一套司空见惯，只管呷他的酒，连眼皮都不抬一抬。

演出结束，掌声四起，她没有做出职业舞女那种讨厌的歪头姿势，而是羞涩地、有点忸怩地对观众马马虎虎地微微一鞠躬，敷衍塞责地露齿一笑，就象一条训练不足的猎狗，不顾人们为她下了多少赌注，却只叼回了一只才出毛的松jī。正是这一笑，而不是那老一套的舞蹈或体形，把密勒给迷住了。他打听她肯不肯来喝一杯，于是她被请来了。

密勒是跟老板在一起，所以她就避免要一瓶香槟而叫了一瓶杜松子酒。使密勒惊奇的是，他发现她是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就问她在演出结束后他是否可以送她回家。带着明显的保留，她同意了。密勒冷静地打着他的牌，当晚并没有去打她的主意。这是早春季节，当她从已经关闭的酒吧间出来的时候，她穿着一件最没有魅惑力的粗呢大衣，他心想这是故意的。

他们只是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她渐渐摆脱了先前的紧张，高兴地谈起来了。他得知她喜欢流行音乐、艺术，沿阿尔斯特湖边散步，搞家务事情以及孩子。这以后，他们开始在她每星期中不上班的那个晚上出来吃吃饭或者看看电影，但不在一起睡觉。

三个月后，密勒把她带到自己的床上，接着又问她是不是愿意搬进来住。西吉是个对生活里的大事非常死心眼的人，她早就决定要跟密勒结婚，她一直拿不定主意的只是她能不能先不跟他睡觉或用其它办法而得到他。现在她很懂得，他一旦需要完全可以另找女人来占领他的另一半床铺，所以就决定搬进去，并且使他的生活过得非常舒服，以至非跟她结婚不可。到十一月底，他们已同居六个月了。

就连密勒这个jīng通家务事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她把家管得非常之好。她从来不直接提到结婚，而是试图通过别的途径来探听口气。密勒装做没有注意到的样子。在阿尔斯特湖畔阳光下散步的时候，她有时看见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就会在他父母亲慈爱的目光下逗着他玩。

“噢，彼得，他不象个小天使吗？”

密勒会嗯嗯几声：“是啊，真可爱。”

这以后，她会使他扫兴整整一个小时，就为他没能懂得这个暗示。但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尤其是彼得·密勒，他觉得这种安排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既有婚后的全部享受，却又没有婚后的种种束缚。

密勒喝完他杯子里剩的咖啡和西吉的那杯，正在走往洗澡间的半路上，电话铃响了。他转身进入起居室去接电话。

“彼得吗？”

“是的，是谁呀？”

“卡尔……”

他的脑子还昏昏沉沉的，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卡尔？”

电话里的声音显然不大耐烦。“卡尔·勃兰特。怎么回事？你还没睡醒吗？”

密勒醒过来了，“噢，唉呀，卡尔。对不起，我刚刚起来。什么事啊？”

“瞧，是关于那个死去的犹太人的。我想跟你谈一谈。”

密勒莫名其妙，“什么死去的犹太人？”

“昨晚上在阿尔托纳开煤气自杀的那个人，连这个你都记不起来吗？”

“是啊，昨晚上的事情我当然记得，”密勒说，“我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怎么啦？”

“我想跟你谈一谈，”警察巡官说，“不过不是在电话里。我们可以见见面吗？”

密勒的记者头脑马上开动起来。凡是有什么事情要说但又不愿意通过电话来说，那必定是认为事关重要。至于勃兰特，密勒更难相信一个警探会在一些无聊事情上卖关子。

“可以，”他说，“你有空出来吃饭吗？”

“行。”勃兰特说。

“好。如果你认为值当，我会出钱买的。”他说了鹅市场上一家小饭馆的名称，约定一点半钟在那儿会面，就放下了话筒。他还是迷惑不解，因为他看不出，从一个老头——不管他是或不是犹太人——在阿尔托纳区贫民窟的一间出租房间里的自杀，能搞出一篇故事来。

吃饭时，这位年轻的侦探似乎一直避免接触他这次约密勒前来面谈的那件事情。等到上咖啡时，他简短地说了一句，“昨晚上那个人。”

“是的，”密勒说，“他怎么啦？”

“你一定听说过，我们也全都听说过，战争期间甚至于战前，纳粹对犹太人所干的那些事吧？”

“当然，在学校里他们尽往我们脑子里guàn这些东西，不是吗？”密勒感到迷惑和不安。象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当他十二岁左右在学校里读书时，人们告诉他说，他和他的所有同胞对重大的战争罪行都负有责任。他当时囫囵吞枣，甚至都不明白究竟指的是什么。

后来就很难弄清楚老师们在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讲的那些话的意思了。没有人可问，也没有人想讲，老师们和父母们都这样。只是到了快成年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读到一点有关的东西，尽管他所读到的使他恶心，他却没有感到这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远得很了。事情发生时他并没有在那儿，他的父亲没有在那儿，他的母亲也没有在那儿。他心里自我辩解说，这跟彼得·密勒有什么相干的呢，所以他从没有去打听过姓名、日期和种种细节。他奇怪勃兰特为什么提起这个问题。

勃兰特搅动一下他的咖啡，他也有点不怎么自在，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昨晚上那个人，”他终于说道：“他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集中营呆过。”

密勒回想起昨晚担架上骷髅似的死人。他们最后都落得这么个下场吗？哪有的事。那个人无非是十八年前让盟军解放出来后活着活着就老死了。可是那张脸继续浮现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或者至少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看见过一个在集中营呆过的人。他也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党卫军杀人犯，这点他可以肯定。真碰到了，一定会知道的啊。

他回想起两年前在耶路撒冷审判埃希曼时报刊的热烈反应。各报好几个星期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他想起在被告席上的那张脸，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觉得它那么平淡无奇，平淡得让人泄气。正是读了有关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才第一次稍稍明白，党卫军是如何干那些勾当，他们又是如何逃脱处罚的。不过那些事都发生在波兰、俄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很久很久以前。他看不出跟他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他把他的思路拉回到现在，拉回到勃兰特的谈话在他的心里引起的不自在感觉。

“怎么回事？”他问那警探。

代替回答，勃兰特从他手提皮包里拿出了用棕sè纸裹着的一包东西，从桌面上推过来。“那老头留下一本日记。实际上他并不太老，五十六岁。看来他当时就作了摘记，藏在他的裹脚布里。战后他全部改写过，就成了这本日记。”

密勒不是太感兴趣地看了看那包东西，“你在哪儿找到的？”

“它就放在尸首旁边，我拣起来带回家了。昨天夜里我把它看了一遍。”

密勒略带挖苦地看着他的老同学，“怎么样，很坏吧？”

“可怕。我简直没法想象会是那样坏，我是指他们对犹太人干下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把它带给我？”

勃兰特这下感到不好回答了。他耸了耸肩膀，“我本来以为它可以让你搞出一篇故事。”

“现在它属于谁所有？”

“从法律上讲，属于陶伯的继承人，可是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们的。所以我想，它属于警察局，不过他们也只是把它归档而已。你可以拿去，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给你的。我不希望局里找我的麻烦。”

密勒付了账，两个人走出去了。

“好吧，我把它看一遍。不过我未必会为它大动感情，也许能给杂志搞出一篇东西。”

勃兰特半笑着转向他，“你是个玩世不恭的坏蛋。”他说。

“不，”密勒说，“我不过象大多数人一样，只关心眼前的事情。你怎么啦？在警察局混了十年，我还以为你早已是个硬心肠的警官咧。这件事真让你动感情了，是吗？”

勃兰特又显得严肃起来。他看着密勒手臂下边挟的那包东西，慢慢地点点头：“是啊。是啊，是那样，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那样坏。再说，这并不都是过去的事情，事情是昨晚上在汉堡这儿结束的。再见，彼得。”

警探转身走开，他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