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巴顿式坦克上cào作。在营地里等着他们的，是一排崭新发亮的法制amx-13式坦克，将用这些坦克更新这支部队的装备。再过一星期，比巴顿式坦克速度更快、火力配备更强的amx就归他指挥了。

他看了看炮塔边上新德国陆军的黑十字标志和它下面印着的这辆坦克的名字，心里感到一阵惋惜。他虽然只指挥过它六个月，但它永远是他的第一辆也是最心爱的一辆坦克。他把它命名为“龙岩”，这个名字的出处是俯瞰莱茵河的那块岩石。传说马丁·路德当年在那里把圣经译成德文时看到了魔鬼，就把手里的墨水瓶摔到它身上。弗兰克估计部队更新装备以后，巴顿式坦克就要进废品堆了。

在高速公路的右侧，巴顿式坦克最后又停顿了一下，载着它的人员猛然冲上斜坡，消失在树林里。

※※※

密勒终于在一月三日那天下午到达了维也纳。不等登记旅馆，他就一径驱车到市中心，打听去鲁道夫广场的路。

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七号，看了看住户的名牌。在三楼部分有一张写着“文献中心”的卡片。他上楼后敲了敲nǎi油sè的木头门，有人在门后从窥孔里朝外看看，然后他才听到开锁的声音。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出现在门口。

“请问……”

“我叫密勒，彼得·密勒。我希望见见维森塔尔先生，我带来了一封介绍信。”

他拿出介绍信交给这个姑娘，她似信非信地看看后，微微一笑，请他等一下。

几分钟以后她又出现在门里面走廊的尽头，招呼着他：“请到这边来。”

密勒关上前门，跟着她进入走廊，拐个弯到了这套房子的末端。右手有一扇门敞开着，当他走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身来迎接他。

“请进。”西蒙·维森塔尔说。

他比密勒预料的要魁梧些，是个六呎开外的结实的人，穿着一件厚厚的粗呢外套，身子有些伛偻，好象永远在寻找一张放错了地方的纸。他手里拿着鲁塞尔勋爵的信。

这间办公室由于堆得太满而相对地显得狭窄。有一面墙从这头到那头，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架子，架子上塞满了书。

对面墙上挂满了装璜过的感谢状和亲笔信，这些都是受过党卫军迫害的人们建立的各种组织寄来的。后墙放着一个长沙发，上面堆的也是书。门左边有个对着天井的小窗户。书桌放在离窗户较远的地方，密勒坐到书桌前面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位追捕纳粹分子的维也纳猎手坐在书桌后面，又看了一遍鲁塞尔勋爵的信。

“我的朋友鲁塞尔勋爵告诉我说，你想追查一个过去的党卫军刽子手。”他开门见山地说。

“是的，确实如此。”

“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吗？”

“罗施曼，爱德华·罗施曼上尉。”

西蒙·维森塔尔惊奇地扬起眉毛，吹哨似地嘘了一口气。

“你听说过他吗？”密勒问。

“你说的是里加的屠夫吗？他是我追缉的五十名要犯之一，”维森塔尔说，“请问你为什么对他发生了兴趣？”

密勒开始扼要地解释一下。

“我想你最好从头说起，”维森塔尔说，“这本日记是怎么回事？”

从路德维希堡那个人开始，加上凯德贝雷和鲁塞尔勋爵，这次是密勒第四次不得不叙述这段经过了。每一次它都加长了一点，因为他又多知道了一段罗施曼的生活历史。于是他又从头开始一直叙述到鲁塞尔勋爵提供的那段。

“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在结尾时说，“他从火车上跳下来以后，到哪儿去了？”

西蒙·维森塔尔一直凝视着公寓房子外面的天井，看着雪花从狭窄的空间落到三层楼下的地面上。

“你带着那本日记吗？”他最后问道。密勒弯腰从他的手提包里把它取了出来，放在书桌上。

维森塔尔颇为欣赏地打量着它，“真吸引人。”他说。

他抬起头来笑笑，“好吧，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他说。

密勒扬起眉毛，“难道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吗？”

西蒙·维森塔尔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我总有点儿怀疑，密勒先生，”他说，“你讲了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可是我总听不明白你追踪罗施曼的动机。”

密勒耸耸肩膀，“我是个记者，这个故事很吸引人。”

“不过这个故事恐怕卖不出什么价钱，甚至捞不回你下的本钱。你能肯定这里没有个人目的吗？”

密勒避开了这个问题：“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霍夫曼在《彗星》的编辑部里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抱有个人目的呢？我刚刚二十九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时代以前发生的啊！”

“这倒是真的，”维森塔尔看看表站起身来，“已经五点了，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我真想回家去和我妻子呆在一起。你能让我利用周末看看那本日记吗？”

“当然可以。”密勒说。

“好，请你星期一上午再来吧！我给你补充我所知道的关于罗施曼的情况。”

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密勒又来了，碰见西蒙·维森塔尔正在翻腾一堆信件。当这个德国记者进来的时候，他抬抬眼睛，作了个手势让他坐下。这位纳粹猎手小心地剪开信封边，然后把它的内容抽出来。两个人都沉默着。

“我搜集邮票，”他说，“所以不愿意破坏信封。”他接着又摆弄了几分钟，“我昨天夜里在家看了日记，真是个了不起的文献。”

“您感到吃惊吗？”密勒问。

“吃惊？不，这样的内容我不感到吃惊，我们全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当然，也不尽相同。但记得那么确切可不容易。陶伯本该是一个理想的见证人，他记住了一切事情，连细节都没有放过，并且在当时就作了记录。德国或奥地利法庭是非常重视证据的。可惜他现在已经死了。”

密勒考虑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维森塔尔先生，就我所知，你是我第一个与之倾心长谈的犹太人，你也亲身经历过这一切。陶伯的日记里有一句话使我感到惊讶，他说根本不存在集体犯罪这么回事。但是二十年来，我们德国人总是被告知说我们全都有罪，你相信这一点吗？”

“不相信，”这位纳粹猎手说得很干脆，“陶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我们杀死了一千四百万人，你怎么还能那样说呢？”

“因为你，你个人当时并没有在场嘛！你又没有杀死任何人。正象陶伯所说的，悲剧在于真正的杀人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真正的杀人犯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密勒问道。

西蒙·维森塔尔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

“你知道党卫军里各式各样的分支吗？你听说过在党卫军内部哪些部门应该真正为这几百万人的生命负责吗？”

“没听说过。”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听说过帝国经济管理总署吗？这个机构负责对受害者进行剥削压榨，一直到他们死亡为止。”

“对，我看到过有关的材料。”

“经济管理总署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个总行动的中间部分，”维森塔尔先生说，“其他两头是，把受害者从人民群众中甄别出来加以集中，运走，等经济剥削结束后，把他们结果掉。这最后一项就是帝国保安总署的任务了。咱们提到过的一千四百万人实际上是他们杀死的。用‘保安’这个词来命名这样的机构，显得很古怪。这是来源于传统的纳粹观念，他们认为这些被害者对帝国是一种威胁，所以要对他们采取保安措施。不仅对这些人，帝国保安总署的职能还包括拘捕、审讯其他危害帝国的人，然后把他们也关进集中营，诸如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编辑、记者和说了不合时宜的话的教士，被占领国家的抵抗战士，到战争后期又加上了象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这样的陆军军官和海军上将威廉·卡纳利斯，这两个人是由于被怀疑抱有反希特勒的情绪而被谋杀了。

“帝国保安总署下面分成六个处。一处负责行政和人事；二处管设备和财务；三处是令人发指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它的首脑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一九四二年他在布拉格被刺后，恩斯特·卡腾布伦纳接替了他的职位。卡腾布伦纳后来被盟军处决了。那些迫使被审讯者开口的酷刑，就是他们这一伙人发明的，这些酷刑在德国本土和被占领国家都用上了。

“四处是以海因里赫·缪勒为首的盖世太保（缪勒依然下落不明）。其中有个犹太科，所谓b4部门，头子是阿道夫·埃希曼，由以sè列人把他从阿根廷绑架到耶路撒冷处决了。五处是刑事警察处，六处是国外情报处。

“三处这两个有名的头目，海德利希和卡腾布伦纳，同时也执掌整个帝国保安总署的大权。这两个人掌权的整个时期，一处的头目一直充当他们最好的代理人。这个头目就是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目前，他在汉堡一家百货公司弄到了一个报酬挺高的位置，住在福格威德。

“如果我们要清算这笔罪行，主要责任都在党卫军的这两个部门，有关人等不过几千人，而决不是构成当代德国的千百万人。所谓六千万德国人集体犯罪的理论，却把千百万与这种大屠杀毫无关系的儿童、妇女、老年人、土兵、海员和飞行员等都包括了进去。这种理论最初是盟国制造的，但它非常适合前党卫军成员的需要。这种理论成为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他们发觉（有少数德国人似乎也发觉了这一点）只要这种集体犯罪的理论毫无争论地存在下去，就不会有人去追究真正的罪犯甚至直到今天还藏身在‘集体犯罪’的理论后面。”

密勒用心地咀嚼着他所听到的一切，被害者数字之大使他惶恐不安。很难把一千四百万人一个个设想成单个的人，而在雨天的汉堡某条街上死在担架上的那一个人却很容易就浮现了出来。

“陶伯明说了他自杀的原因，”密勒问道，“你相信吗？”

维森塔尔先生琢磨着一个信封上两张美丽的非洲邮票，“他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曾在歌剧院的台阶上看到了罗施曼，这一点，我想是对的，如果他的想法就是如此，那他是对的。”

“但是他根本没有去找警察呀。”密勒说。

西蒙·维森塔尔又剪开另一个信封，细看了里面的信。

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回答说：“他是没有去，从程序上说他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认为去也没什么用，无论如何在汉堡是没有用的。”

“汉堡有什么毛病呢？”

“你不是去过那里的州检察院吗？”维森塔尔宽厚地问道。

“嗯，我去过，他们没帮什么忙。”

维森塔尔抬起眼睛，“汉堡检察院在我这个办事处里恐怕名声不怎么样。就拿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来说吧，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当然记得，”密勒说，“他怎么啦？”

为了作答，西蒙·维森塔尔把书桌上的纸堆翻了一阵，取出其中一份看了一会儿，“在这儿呢，”他说，“西德当局把他列为141js747／61号文件。你想听听他的事吗？”

“我有充分的时间。”密勒说。

“好吧，听着。他战前是汉堡的盖世太保头目，他从那儿很快地爬上了帝国保安总署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部门的最高职务。一九三九年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领导一支清剿队，一九四零年时他是波兰全境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头子，当时波兰的所谓普选政府设在克拉科夫。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在那一期间，主要是通过‘as行动’在波兰消灭了几千人。

“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柏林，晋升为保安勤务处的人事首脑，这就是帝国保安总署的三处。他的顶头上司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他就成为海德利希的副手。在发动对苏战争前夕，他参与了组织跟在军队后面进去的清剿队。作为一名主要的参谋人员，清剿队员是由他亲自挑选的，这些人全都来自保安勤务处的各个分支。

“然后他又升了官，这次成了帝国保安总署的整个六个处的人事总管，同时保留着总署副长官的位置。他先是在海德利希手下，一九四二年海德利希在布拉格被捷克游击队员处死后（这一事件导致纳粹在利迪泽的报复行动），又在卡腾布伦纳手下。从那时候一直到战争结束，在纳粹占领下的东部领土上，无论是流动的清剿队的人选，还是固定的保安勤务处的人选，全都是由斯特根巴哈一手包办的。”

密勒听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逮捕他吗？”他问。

“你说的‘他们’是谁？”

“当然是汉堡的警察啦！”

为了作答，维森塔尔又在抽屉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了另一张纸。他把它从中间自上至下整齐地摺好，只让纸的左面的页边露在外面，然后把它放在密勒面前。

“你认得这些名字吗？”他问道。

密勒皱着眉头看完了这十个人的名单：“当然知道。我在汉堡做过几年报道警方消息的记者，这些都是汉堡的高级警官。怎么啦？”

“你把纸打开吧！”维森塔尔说。

密勒照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