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温勃列顿区闹市外边，密勒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那所房子，它座落在住宅区里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按过门铃之后，鲁塞尔勋爵亲自来开门。他是一个年近七十的人，穿着一件羊毛衫，系着领结。密勒作了自我介绍。

他告诉这位勋爵说：“我昨天在波恩和安东尼·凯德贝雷先生一块儿吃午饭。他对我讲起你，还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你。我希望能和你谈一次话，先生。”

鲁塞尔勋爵站在台阶上困惑地看着他：“凯德贝雷？安东尼·凯德贝雷？我好象想不起来……”

“他是一个英国记者，”密勒提醒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他在德国采访过对战犯的审判，例如对约瑟夫·克拉默和其他在贝尔森犯罪的人的审判。你还记得这些审判吗？”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对了，凯德贝雷，对，搞报纸的那个家伙。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多年没见到他啦！好，咱们别站在这儿，天气够冷的，而且我也没有从前那么年轻了。进来，进来。”

他不等回答就转身走进前厅，密勒在后面跟着，随手把一九六三年最后一天的寒风关在大门外面。他遵照鲁塞尔勋爵的吩咐把大衣挂在前厅的衣帽钩上，然后跟着他往里走进起坐间，那儿的壁炉里燃烧着受人欢迎的炉火。

密勒拿出了凯德贝雷的信，鲁塞尔勋爵很快地看了一遍，惊异地扬起眉毛。

“哼！叫我帮着追踪一个纳粹分子？你是为这个上这儿来的吗？”他从眉毛底下打量着密勒。不等德国人回答，鲁塞尔勋爵就接着说：“好啦，坐下，坐下。老站着可不好！”

他们分别坐在炉火两旁罩着花椅套的扶椅上。

“一个年纪轻轻的德国记者怎么追踪起纳粹分子来了？”鲁塞尔勋爵劈头就问。他的粗鲁和直率使密勒感到窘迫。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密勒说。

“我也认为你最好如此。”这位勋爵一边说着，一边探身在壁炉架子上磕打他烟斗里的烟渣。密勒叙述的时候他又装烟斗，又点火，等他心满意足地喷烟吐雾的时候，德国人也讲完了。

这位退休的律师听了以后似乎毫无反应。

“我希望我说的英语能让你听懂。”密勒讪讪地说。

鲁塞尔勋爵好象猛然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啊，对，对，反正比我撂下了这么多年的德语要强，人是爱忘事的，你知道。”

“这个罗施曼的事……”密勒开始说。

“对，有意思，很有意思，并且你还想试试看要找到他。为什么？”

最后这个问题是针对密勒而来的，他发觉老人的眼睛从眉毛下边锐利地盯着他。

“嗯，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回答说，“我认为应该找到这个人而且审判他。”

“哼！我们不是全都这么想吗？问题是他会受审吗？会有审判他的那一天吗？”

密勒直截了当地顶了回来：“如果我能找到他，他会受审的。你就相信我这话吧。”

这位英国勋爵似乎无动于衷。从他烟斗里喷出来的一股股小烟圈，连成完整的一串飞向天花板。双方都一直不吭声。

“阁下，重要的是你还记得他吗？”

鲁塞尔勋爵似乎吃了一惊：“记得他？啊，对，我记得他，或者说至少记得这个名字。真希望能把他的长相和名字对起来。你知道，一个老人的记忆往往随着年纪而淡漠，而且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人又有那么多。”

“你们的宪兵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格拉茨把他逮捕的。”密勒告诉他说。

密勒又从上衣xiōng袋里取出两张影印的罗施曼的照片递了过去。鲁塞尔勋爵凝视着这两张一张正面、一张侧面的照片，然后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对，”他最后说，“我想起来了！我现在有印象了。是的，这份卷宗是格拉茨战地保安部门几天以后给我送到汉诺威来的。凯德贝雷就是从那儿搞到他的材料的，从我们在汉诺威的办公室。”

他顿了一下，迅速地转向密勒：“你说你那个陶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他同另外几个人一起开着车经过马格德堡往西去的吗？”

“他在日记上是这么说的。”

“嗯，这个时间是在我们逮住他以前两年半。你知道这期间他呆在哪儿吗？”

“不知道。”密勒说。

“呆在一所英国战俘营里。不要脸的东西！好吧，年轻人，我尽量给你补上这一段。”

那辆载着爱德华·罗施曼和他那些党卫军同伙们的汽车，穿过了马格德堡，立即向南转弯，驶向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四月底，他们到了慕尼黑，这伙人就分散了。罗施曼这时穿的是德国陆军下士的军装，用的证件虽然是真名，但身分却是陆军人员。

当时美国陆军部队正在慕尼黑以南横扫巴伐利亚全境，美军关心的不是已经在行政管理上成为负担的平民百姓，而是由于谣传纳粹组织已缩进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离希特勒在柏赫特斯加登的住所不远的一个要塞，企图在那里顽抗到最后一个人。所以当巴顿将军的部队席卷巴伐利亚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那数以百计不携带武器、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

罗施曼夜里摸黑赶路，白天就躲在伐木工人的茅屋和谷仓里，就这样越过了德奥边界（其实这条边界从一九三八年合并以来就不复存在了），继续向南朝着他的家乡格拉茨前进。他知道，到了格拉茨，不管城里城外，总会有人能掩护他的。

他绕过了维也纳，但在五月六日那天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被一支英国巡逻队发觉了，他昏头昏脑地企图逃窜。他刚刚一头扎进路边的guàn木丛里，枪弹就象冰雹似地落了下来，其中一颗射穿他的xiōng膛，刺透了一边的肺叶。这些英国大兵在黑暗里仓促搜索了一阵就过去了，没有发现guàn木丛里的这个受伤的人。

从这儿他爬到了半哩地外一个农民的家里。

当时他还神志清醒，就把格拉茨一个他熟识的医生的姓名告诉了那个农民。那人在夜里骑着车悄悄地穿过宵禁，把医生找了来。足有三个月的时间，罗施曼在朋友们的护理下，开始时在那个农民家里，后来又住进了格拉茨城里的一所房子。当他自己能够行动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三个月，而奥地利已处于四大国占领之下，格拉茨正处在英国占领区的中心。

当局命令所有的德国士兵进战俘营服役两年，罗施曼估计那里是一个最安全不过的地方，就去自动投案了。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罗施曼安稳地呆在战俘营里，正好躲开了当时对最凶残的党卫军刽子手的追捕。因为在投案的时候他假冒了他的一个旧友的名字，那个人曾在陆军服役，早已战死在北非。

当时有好几万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都是根本没有任何身分证件的，所以盟军当局就把他们自报的姓名信以为真了。

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甄别那些陆军军士。一九四七年夏天，罗施曼获释了，他满以为离了战俘营的监护也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他估计错了。

有一个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是维也纳人，发誓要向罗施曼讨还血债。这个人经常出没在格拉茨的街道上，等待着罗施曼回家。在格拉茨有罗施曼一九三九年离家时留下的父母，还有他一九四三年休假时娶的妻子海拉·罗施曼。老头在罗施曼父母住的房子和他妻子住的房子之间往返徘徊，一心等候这个党卫军的归来。

罗施曼获释后，先是在格拉茨郊外充当农业工人。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回家去过圣诞节。那个老头正在等着他呢。老头藏在一根柱子后面盯着那个身材瘦高，长着浅黄头发和冷酷的蓝眼睛的人走近了他的妻子住的房子，向周围环顾了几次，然后敲敲门进去了。

没用一个小时，这位曾在集中营的老人领着两个魁梧的英国战地保安部的军士来了。这两个英国人半信半疑地敲开这所房子的大门，经过迅速的搜查，把罗施曼从床底下拖了出来。其实罗施曼如果一开始就挺身出来矢口否认，硬说老头子认错了人，或许能让两个军士相信他，而以为老头搞错了。但是他藏到床底下反倒败露了他自己。军士们把他押到战地保安部的哈迪少校那里，少校立即把他监禁起来，同时向柏林和美方查询了有关党卫军的档案。

四十八小时后，他的身分得到了证实，消息便传出去了。英国当局还在波茨坦向俄国人提出查询，要求他们帮助充实有关里加的材料时，美国方面就已要求把罗施曼暂时引渡到慕尼黑，以便让他在美国人在达豪审判其他里加地区集中营的党卫军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英国当局同意了美方的要求。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清晨六时，一名皇家宪兵队军士和一名战地保安部军士押解着罗施曼，从格拉茨登上了开往萨尔斯堡和慕尼黑的火车。

鲁塞尔勋爵停止了踱步，走到壁炉前又磕打起他的烟斗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密勒问。

“他逃掉了。”鲁塞尔勋爵说。

“他怎么啦？”

“他逃掉了。他抱怨说监狱的伙食害得他泻肚了，然后就乘机从行驶中的火车的厕所窗户里跳了出去。等那两个押送他的人砸开厕所的门时，他早就消失在雪地里了。他们再也没有找到他。当然也搜索了一番，但是他显然已经乘着风雪溜之大吉，去找某个专门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组织了。过了十六个月以后，就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你们的新共和国成立，我们把这些全都交给波恩当局了。”

密勒作完记录，放下了笔记本。

“以后该找哪儿呢？”他问道。

鲁塞尔勋爵鼓起了腮帮子：“嗯，我想以后就该找你自己的同胞了。你已经掌握了罗施曼从出生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的历史，后面的就该问德国当局啦！”

“具体哪一个机构呢？”密勒问，心里可直担心他会怎么答复。

“既然这人和里加集中营有关系，我琢磨找汉堡检察院也许合适。”鲁塞尔勋爵说。

“我已经去过了。”

“他们对你的帮助大吗？”

“一点帮助也没有。”

鲁塞尔勋爵笑了：“这不奇怪，这不奇怪。你去路德维希堡试过吗？”

“试过。他们的态度很好，可是帮助不大。有规章，不能告诉我。”

“这可就是向官方查询的最大限度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可以去请教的人。你听说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个人吗？”

“维森塔尔？嗯，仿佛听说过。名字有点印象，可是对不上人头。”

“他住在维也纳，是一个从波兰的加里西亚来的犹太人。战争期间，他先后在十二个集中营里呆了四年，因此他决心把他的余年用来追缉在逃的纳粹战犯。不是来武的，他只是不断地整理所有能搞到手的材料；然后，每当他肯定发现了一个逃犯时，就报告警方。这些罪犯往往换了假名字，当然不一定全部如此。如果警方不采取行动，他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出他们洋相。不消说，无论德国官方或奥地利官方对他都没有什么好感。从他这方面则认为当局没有努力把知名的纳粹杀人犯捉拿归案，更不用说去追捕潜伏的罪犯了。那些前党卫军成员对他这股韧劲恨之入骨，几次要对他下毒手，那些官员们则希望他少管闲事，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尽量在各方面给他帮助。”

“对了，这下我想起这个人了。他不就是发现了阿道夫·埃希曼的那个人吗？”

鲁塞尔勋爵点点头：“他查明他用理卡多·克利门特的名字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以sè列人就从那儿把他弄走了。他还追踪过好几百名其他的纳粹战犯。如果关于你那个爱德华·罗施曼还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他准知道。”

“你认识他吗？”密勒问道。

鲁塞尔勋爵点点头：“我给你开封信，找他问事的人太多了，写封介绍信是有好处的。”

他走到书桌旁，迅速地在一张印有头衔的纸上写了几行字，把它叠好放在信封里，封了口。

“祝你走运，你会用得上它的。”当他领着密勒出门的时候，他说。

※※※

第二天上午，密勒乘英国欧航公司的飞机回到科隆，取出他的汽车，开始了经由斯图加特、慕尼黑、萨尔斯堡、林茨到达维也纳的两天行程。

他在慕尼黑宿夜，因为覆盖着冻雪的高速公路常常只剩下一条窄道，同时还有排雪机或铺沙车在拚命对付那下个不停的雪，所以路上不免耽误时间。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要不是在慕尼黑南面的托尔兹温泉误了很久，他午饭前后就能到达维也纳。

高速公路在托尔兹温泉附近穿过茂密的松林时，一连串的“慢行”标志使交通停顿了下来。一辆警车转动着蓝sè的警号，停在路边上，两个穿着白制服的巡警站在那儿挡住了交通。左手向北去的路也是同样的部署。从松林里开辟出一条车道，从两侧横跨过高速公路。在这条车道的左右两个道口上，站着两名身穿冬季制服的士兵，各持一根用电池发光的警棍，等着招呼某种还隐藏在森林里的东西穿过公路。

密勒不耐烦得直发火，最后他旋下窗玻璃冲着一个警察叫嚷：“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放行呀？”

巡警慢悠悠地走过来，笑笑。“军队，”他简短地说，“他们在转移，马上就有一队坦克开过来了。”

十五分钟以后，第一辆坦克出现了，长长的炮筒从松树林里戳出来，好象一只大象在用它的鼻子试探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似的，一阵隆隆声后，坦克的扁平巨大的装甲车身从树后出现了，顺着车道一直开下去。

※※※

乌利希·弗兰克上士是个幸福的人，刚刚三十岁就实现了他毕生的愿望：指挥他自己的坦克。他还清楚地记得使他产生这个愿望的那一天。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当时他是曼海姆的一个小男孩，有人带他去看电影。映出新闻片的时候，银幕上充斥着哈索·冯·曼托费尔的虎王坦克，滚滚向前，去迎击美英军队。

他惊愕地望着指挥员们围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他们戴着钢盔和风镜，从炮塔里凝视着前方。这个景象对十一岁的乌利希·弗兰克来说，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他离开电影院的时候，立下了一个誓愿：总有一天他将指挥他自己的坦克。

这花费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但终于达到了目的。这次在托尔兹温泉附近森林转移时，乌利希·弗兰克上士就指挥了他的第一辆坦克——一辆美制m-48巴顿式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