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密勒实际上是在二月十九日星期三晚上最后告别了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在拜罗伊特的住所动身去纽伦堡的。

这位前党卫军军官在门口台阶上和他握别：“祝你幸运，柯尔布。我知道的全教给你了，让我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我不知道你能隐蔽多久，也许不会很久。要是你发现有人似乎已经看出你的伪装，千万别和他争论，赶紧走开，并且恢复你原来的姓名。”

年轻的记者顺着车道走远时，奥斯特尔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说：“多么疯狂的计划呀，真是闻所未闻。”他掩上门，走回屋里去。

密勒步行了大约一哩路走到火车站，他沉着地走下山坡，走过公共停车场，在盖着巴伐利亚式的屋檐和山墙的小火车站里，买了一张去纽伦堡的单程车票。

正当他要穿过检票处的关口进入狂风怒吼的月台时，检票员对他说：“你恐怕还得等好大一会儿，先生，去纽伦堡的火车今晚要晚点啦。”

密勒吃了一惊，德国铁路一向是享有行车准点的声誉的。“出了什么事？”他问。

检票员朝线路方向扬了扬头。延伸到群山峡谷中去的路轨厚厚地覆盖着一层刚下来的雪。“一场大雪把路轨盖住了。我们刚听见扫雪机开过去，机务人员正在那儿干着呢。”

多年的记者生活使密勒对候车室特别没有好感。他在这种地方已经呆够了，又冷，又累，又不舒服。在车站小咖啡店里，他一口一口地呷着咖啡，瞧着他的车票，它已经剪过口。他想起了他那辆停在山坡上的汽车。

是呀，他是否能把车停在纽伦堡的另一边，离开给他的那个地址几哩远的地方呢？……要是见过面后他们用其它运输工具把他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他可以把“美洲虎”留在慕尼黑。他还可以把它停放在一个汽车库里，避开人们的耳目。办完了事情之前，谁也找不着它。此外，他考虑万一有紧急情况，利用它作为迅速逃跑的工具也不坏。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巴伐利亚会有谁听说过他或他的车子。

他想到莫迪曾警告他那辆车子太显眼了，但他又回想起奥斯特尔在一个钟头前关于赶紧逃走的忠告。当然，使用它要担风险；不用，眼下又动不了身。他又思考了五分钟，然后离开了咖啡店，走出车站，朝山坡那儿走去。不到十分钟，他就坐在“美洲虎”的驾驶盘后边，把它开出小镇了。

去纽伦堡的路并不长。密勒到达后就投宿在一家靠近主要火车站的小旅馆。他把车子停放在隔两个街区的一条小街上，然后步行穿过帝王门，走进围着古老城墙的阿布莱希特·丢勒画笔下的中世纪城市。

夜幕已经降临，从街道和窗户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这座筑着围墙的市镇的古雅的尖屋顶和经过修饰的山形墙。它几乎使人恍如回到了中世纪的年代，那时法兰柯尼亚的王公已经统治了纽伦堡——当时是日耳曼诸邦中最富裕的商业城市之一。这个城市连同它的鹅蛋石街道和木头房子，一九四三年在盟军轰炸下早已化为灰烬和瓦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现在所看到的周围的几乎每块砖、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九四五年后建造的，都是根据原来的城市建筑计划jīng心重建的。

他在离主要市场广场只有两条街道，几乎就在圣塞巴德教堂的双塔尖下边，找到了他寻找的房子。大门姓名牌上的名字同他带的那封假冒不来梅的前党卫军上校约希姆·艾伯哈特的名义写的介绍信上的名字正好一样。他从没见过艾伯哈特，他只能指望纽伦堡这所房子里的人也没见过艾伯哈特。

他回到市场广场，想找一个吃晚饭的地方。他漫步走过两三家法兰柯尼亚风味的小吃店，注意到在圣塞巴德教堂大门前面广场拐角处有一家卖香肠的小铺子，从红瓦屋顶冒出来的炊烟正袅袅升入寒冷的夜空。这个小地方很不错，正前面有一个平坛，四边摆设着种有紫sè花草的箱子，细心的主人早已把清晨下在那上面的雪打扫得干干净净。

室内，温暖和欢乐的气氛象波浪一样向他袭来。所有的木桌几乎都坐满了人，但坐在角落里一张桌子旁的一对男女正离开座位，他就坐了下去。他俩在走出去时祝他好胃口，他也回过头向他们点头微笑。他点了这家小吃店的名菜：一盘十二根带香料的纽伦堡小香肠，还要了一瓶本地佳酿。

饭后，他靠后坐着，呷着咖啡消磨时间，又喝了那杯阿斯巴赫酒来冲淡胃里的浓酒。他一点也不困，很乐意坐在那里看着炉火上的木头闪闪发光，听着角落里的人们纵声高唱法兰柯尼亚饮酒歌，一面挽紧胳膊，随着音乐和歌声左右摇摆，每唱完一节，就把大玻璃酒杯高高举起。

好长时间以来，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去追寻一个二十年前犯了罪的人。他几乎决定要撒手不干了，把嘴chún上的胡子剃掉，把头发再留起来，回汉堡去，睡在西吉睡暖了的床上。

侍者走过来，鞠个躬，把账单放在桌子上，用悦耳的声tiáo说声“请”。

他把手伸进口袋去拿皮夹，指头触及一张照片。他拿出来看了一会儿，一张捕鼠夹似的嘴，一对苍白的眼圈发红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他，黑sè的衣领上带着银sè闪电的标志。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骂了一句“你这臭狗屎”，就捏住照片一角凑到桌上的蜡烛上。等照片烧成灰烬后，他把它捏碎在铜灰碟里。他不再需要它了，他一看到那张脸就能认得了。

彼得·密勒付了餐费，扣上上衣纽扣，走回旅馆。

※※※

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里，毫无收获的狼人正在向麦肯逊发火。

“他妈的！他怎么可能失踪？”敖德萨的头头咆哮起来，“他不可能从地面上消失，他不可能跑到天上去。他的汽车在德国应该说是显眼的一种，半哩外就看得出来。你找了整整六个星期，现在你能告诉我的只是找不着他……”

麦肯逊等着他把火发够了。“可是事实如此，”他最后指出说，“我已经查出了他在汉堡的公寓住所，冒充是密勒的朋友拜访过他的女朋友和他的母亲，也和他的同事进行了接触。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他的车子一定是放在某处的一个车库里。他一定是转到地下去了。他从伦敦回来离开科隆飞机场停车处后就向南去了，线索就到此为止。”

“我们必须找到他，”狼人重复说，“不能让他接近这位同志。那样就糟了。”

“他会出现的，”麦肯逊很有把握地说，“他迟早得露面的。那时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了。”

狼人对这位职业猎人的耐心推论作了一番思考。他慢慢地点了点头：“很好。我要你住得靠我近一点，就在这个市内找个旅馆住下，等他出来。你靠我近一点，找你也方便……”

“对，先生。我在市内找好了旅馆就给你挂电话，你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我。”他向他的上级说声“晚安”，走了。

※※※

第二天早上快到九点钟的时候，密勒来到那所房子前面，按了一下擦得油光锃亮的电铃。他必须在那个人出去工作之前见到他。一个女仆打开门，把他引进起居室，再去请她的主人。

十分钟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房间。他头上长着普通的褐sè头发，两鬓各有一簇银白sè的络腮胡，举止沉着而文雅。室内家具摆设也显出他趣味高雅，收入丰裕。

他眼睛盯着这位不速之客，不动声sè地打量一下他身上穿的劳动者的便宜裤子和外套。

“你有什么事吗？”他平静地问。

客人在这个陈设豪华的房间里明显地感到困惑和不自在，“哦，博士先生，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来吧，”那个敖德萨的人说，“我想你是知道的，我的事务所离这儿并不远。也许你应该到那儿去，和我的秘书约一个时间。”

“嗯，其实我不是为了业务关系来找你帮忙的。”密勒说。他开始用汉堡和不来梅一带劳动人民的方言讲话。他明显地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先生，有人建议我来找你，我把他写的一封介绍信带来了。”

这个敖德萨的人一句话没说，拿起信就拆开，很快地看了一遍。他稍稍有点紧张，从那张信纸上抬起眼睛死劲地盯着密勒：“明白了，柯尔布先生。你最好还是坐下吧。”

他指了指一张靠背椅，自己则坐到安乐椅上。他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看着密勒有好几分钟之久。突然间，他大声问：“你刚才说你姓什么？”

“柯尔布，先生。”

“名字呢？”

“罗尔夫·根塞，先生。”

“你有什么证件吗？”

密勒似乎感到为难，“我只有驾驶执照。”

“请你给我看看。”

律师——这是他的职业——伸出手来，密勒不得不从椅子上站起身把驾驶执照交到他手中。那人拿到执照，把它打开，细细琢磨它的内容。他瞧了密勒一眼，把脸孔和照片对照一番。它们是一致的。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他突然大声问。

“我的生日？哦，六月十八日，先生。”

“哪一年，柯尔布？”

“一九二五年，先生。”

律师又把驾驶执照琢磨了几分钟。“你在这儿等一等。”他突然说，站起来就走。

他穿过房子，进入房子后半部作为他事务所的那块地方，那儿有门供委托他诉讼的人从后面一条街出入。他直接走进办公室，打开墙壁上的保险柜，取出一个厚厚的本子，一页一页地翻阅。

他偶尔听说过约希姆·艾伯哈特这个名字，却从来没见过面。他不能完全肯定艾伯哈特在党卫军中的最后军衔是什么。那本书证实了这封信。约希姆·艾伯哈特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被提升为部队党卫军上校的。他又翻了几页，核对柯尔布的情况。同姓的有七个，但名叫罗尔夫·根塞的只有一个。一九四五年四月是上士，生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他把本子合起来，放回原处，把保险柜锁好，然后穿过房子，回到起居室。他的客人仍然局促不安地坐在靠背椅上。

他又坐下：“我不大可能帮助你。这你是明白的，是吗？”

密勒咬了一下嘴chún，点点头：“我没有地方可去了，先生。当他们开始追捕我的时候，我向艾伯哈特求救。他给我这封信，让我来找你。他说，如果你不能帮助我，那就谁也帮不了啦。”

律师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仰视着天花板。“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要和我谈话，他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给我。”

他颇有所思地说，然后他明显地等着答话。

“也许他不想在电话里谈这样的事情。”密勒满怀希望地提示说。

律师傲慢地瞧了他一眼，“那是可能的，”他简短地说，“你最好告诉我，首先你是怎么招来这个麻烦的。”

“哦，是的。好先生，我是说，我被这个人认出来了。后来他们说，他们就要来抓我。所以我跑出来了，不是吗？我是说，我只好跑出来了。”

律师叹了一口气，“从头说起，”他厌倦地说，“谁认出你了，认出你什么？”

密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吧，先生。我原来住在不来梅，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干活，一直到出事的那一天，都是给艾伯哈特先生干活的，在面包房里。哦，大约四个月前，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突然得了急病，我感到特别难受，肚子痛。反正我一定是昏过去了，晕倒在人行道上。他们就把我送进医院。”

“哪个医院？”

“不来梅陆军医院，先生。他们作了一些化验，说我得了癌，在肠子里。我想就是那个病，懂吗？”

“通常就是那种病。”律师冷淡地说。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先生。好在病还只是初期，发现得早。反正他们让我吃药，不给我动手术。过了一些时候，病情就逐渐好转。”

“依我看，你真是个走运的人。这些跟被人认出来又有什么相干呢？”

“哦，就是这个医院的看护兵，懂吗？他是犹太人，老看着我。每当他值班时，他的眼睛总是盯着我。那是一种奇特的眼光，懂吗？我给搞得烦透了，就是他老看着我的那副样子，就那么一副‘我认识你’的表情。我并不认识他，但总觉得他认识我。”

“继续讲下去。”律师显得越听越感兴趣了。

“大约一个月前，他们说我可以转院了，接着就把我转到一个疗养所去。那里的费用是由面包房的雇员保险基金支付的。哦，在我离开不来梅陆军医院之前，我想起来了，我说的是那个犹太看护兵。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回忆起来，他是伏洛森堡的一个囚犯。”

律师唰的一下挺直身子，“你在伏洛森堡呆过？”

“是的，我正要告诉你，不是吗？我是说，先生，就从那时起，我记起了这个医院看护兵。我在不来梅医院找到了他的名字。我们在伏洛森堡绞死了图谋杀害元首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和其他军官后，一帮奉我们的命令去焚尸的犹太人囚徒里就有他在内。”

律师又注视着他：“你参加了对卡纳利斯等一伙的处决？”

密勒耸耸肩膀，“行刑队是我指挥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哦，他们都是叛徒，不是吗？他们想要谋杀元首。”

律师笑了笑：“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是在责怪你。他们当然都是叛徒，卡纳利斯甚至给盟军送过情报。那些陆军猪猡从将军开始全是叛徒。我真没想到会遇见处死他们的人。”

密勒怯懦地露齿一笑：“问题是，警察就为了这件事要逮捕我。我的意思是说，干掉犹太人是一回事，可是现在好多人说卡纳利斯和那一伙——说他们都是什么英雄。”

律师点点头：“是啊，德国现政权肯定要和你为难的。你再继续讲你的事。”

“我转到疗养所去以后，再也没见到那个犹太看护兵。上个星期五，我在疗养所接到一个电话。我以为是面包房打来的，但是对方不肯报姓名，只是说他能够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有人已把我的情况通知路德维希堡的那些猪猡，正在准备拘票，要逮捕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不过从他的口气听来，他似乎颇有根据，是一种官方人士的声tiáo。你懂得我说的意思吗，先生？”

律师点头表示已经听懂：“很可能是一个在不来梅警察部队中的朋友。你怎么办呢？”

密勒好象很惊讶的样子：“哦，我逃了出来，不是吗？我自动出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回家，怕他们在家里等着我。我甚至没去取那辆停在我房子前面的‘沃尔克斯瓦根’。星期五夜里我没敢回家，到星期六我才想了个主意。我到老板艾伯哈特先生家里去看他，他正在查电话簿。他对我真不错。他说第二天早晨就要和艾伯哈特太太外出冬游了，不过他会设法让我平安无事的。所以他给了我这封信，让我来找你。”

“你怎么知道艾伯哈特先生能帮你的忙？”

“哦，你知道我并不了解他在战争期间是干什么的，可在面包房里他总是对我那么好。大约两年前，我们举行过一次职工酒会。我们都喝多了，当我上厕所时，艾伯哈特先生正在解手，边解手边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我也跟着唱，我们就在男厕所里唱着。随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别声张，柯尔布’，说完就走出去了。我一直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直到我遇到了麻烦，我才想到他可能和我一样，也在党卫军里干过，于是我向他求救。”

“那么，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吗？”

密勒点头。

“这个犹太看护兵叫什么名字？”

“哈特斯坦，先生。”

“你转去的疗养所叫什么名字？”

“叫阿卡迪亚疗养所，在德尔门豪斯特，就在不来梅郊外。”

律师又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纸记了几句，然后站起来，“你就在这里呆着。”他说完又走了出去。

他穿过走廊，走进书房，从查话台接线生那里查到了艾伯哈特面包房、不来梅陆军医院以及德尔门豪斯特的阿卡迪亚疗养所的电话号码。他首先接通面包房。

艾伯哈特的秘书很帮忙：“对不起，艾伯哈特先生出门了，先生。不，没办法和他联系，和往年一样，他和艾伯哈特太太一起去加勒比海冬游，要过四个星期才能回来。我能帮你忙吗？”

律师告诉她她帮不了忙，就把电话挂上。接着他拨不来梅陆军医院的电话号码，要主管人事部门。

“这儿是社会保险部年金科，”他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想证实一下，你们那儿是否有个名叫哈特斯坦的病房看护兵。”

停了一会儿，电话线那一头的女办事员正在翻查职工花名册。“是的，我们这儿有，”她说，“叫戴维·哈特斯坦。”

“谢谢你。”这位纽伦堡律师说着挂上了电话。他又拨同一个号码，要挂号处。

“这儿是艾伯哈特面包公司的秘书，”他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一个职工的病情。他肠子里长了瘤子，住在你们医院里。你能告诉我他目前的病情吗？他叫罗尔夫·根塞·柯尔布。”

又停了一会儿，管病历的女办事员把罗尔夫·根塞·柯尔布的病历抽了出来，看看最后一页。

“他已经出院了，”她告诉打电话的人，“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以转到疗养所去了。”

“好极了，”律师说，“我去度一年一次的滑冰假期才回来，还没有接上头。你能告诉我是哪家疗养所吗？”

“阿卡迪亚疗养所，在德尔门豪斯特。”女办事员说。

律师又把电话挂上，接着就拨阿卡迪亚疗养所。一个女的答话。听了问话以后，她转向身旁的医生，捂住话筒：“有人查问你对我提起过的那个柯尔布。”她说。

医生接过话筒：“是的，”他说，“我是疗养所所长，我是布劳恩医生。有什么事吗？”

一听说布劳恩的名字，女秘书用迷惑的目光瞧了瞧她的雇主。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听着从纽伦堡来的声音，流利地回答着：“柯尔布先生上星期五下午已自动出院了，非常不规矩，可是我们没办法阻拦他。是的，不错，他是从不来梅陆军医院转来的。长了瘤子，正在恢复期。”

他听了一会儿，然后说：“没什么。能帮助你，我感到高兴。”

医生的真名叫罗斯梅尔。他挂上电话，接着就拨慕尼黑的电话号码。他开门见山地说：“有人用电话问过柯尔布的情况，核查已经开始了。”

在纽伦堡这一边，律师挂上电话，回到起居室。“对，柯尔布，你显然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

密勒用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尽管如此，我还想再问你一些问题，你不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