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上去，克劳斯·文策尔没什么地方让人想起他在党卫军干过。一则他比需要的高度六呎矮好多，再则，他眼睛近视。他四十岁的年纪，肥肥胖胖，脸sè苍白，亚麻sè的鬈发，一副腼腼腆腆的样子。
他在穿过党卫军制服的人们中间，确有一番最奇妙的经历。他生于一九二四年，是威斯巴登某猪肉商约翰·文策尔的儿子。这猪肉商是个身材魁梧、闹闹嚷嚷的人，从二十年代的早期起，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忠实信徒。从克劳斯开始记事的那些日子起，他父亲老是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街头大打出手，然后回到家来。
克劳斯象他母亲。他长大后，身材矮小，柔弱，近视，文文静静，使他父亲感到厌恶。他不喜欢激烈的行为，不喜欢运动，不喜欢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只有一件事是他擅长的：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十分喜爱书法艺术，爱搞一些彩sè的写本。这种事情在他一肚子火气的父亲看来是没出息的小子才干的。
纳粹上台后，猪肉商买卖兴隆起来了，作为早年对党有所贡献的报酬，他得以独家承揽供应该地党卫军兵营的肉食。
他非常赞赏昂首阔步的党卫军青年们，一心一意巴望有朝一日看到他儿子挂上黑银两sè的党卫军领章。
克劳斯对此毫无好感，他宁愿把时间用来研究他的写本，用颜sè墨水和美丽的字体做他的实验。
战争来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克劳斯十八岁，这是当兵的年龄。和他那拳头粗大、爱吵爱闹，仇恨犹太人的父亲相反，他是又瘦小，又苍白，又羞怯。克劳斯体格检查没通过，要求在军队里找个文职工作也办不到，让兵役局给送回家来。这对他父亲是个最严重不过的打击了。
约翰·文策尔坐火车到柏林去看他在街头战斗时期一起的一个老朋友，这人从那以后在党卫军里爬得很高。他希望他为儿子说项，安chā一个为帝国效劳的位置。这人愿意尽量帮忙，其实也帮不了多少，他问年轻的克劳斯能干点什么。
他父亲又窘又愧，承认他能抄抄稿子，配上装饰。
这人答应尽力去办，但同时问，克劳斯愿不愿意为一篇给某个名叫弗里茨·苏伦的党卫军少校歌功颂德的文章，搞一个羊皮纸的彩sè写本。
回到威斯巴登后，年轻的克劳斯照他要求的做了。一个星期以后，在柏林的一次仪式上，苏伦的同事们把这个写本献给了苏伦。此人原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司令官，眼下正奉命tiáo去接任那个更加臭名远扬的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司令官职务。
苏伦于一九四五年被法国人处决。
在柏林帝国保安署本部的移交仪式上，每个人都称赞这个搞得非常美丽的写本，而有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诺乔克斯的党卫军中尉赞赏不已，他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德波边界向格莱维茨无线电台搞假袭击的那个家伙。他当时扔下一些身穿德军制服的集中营犯人的尸体，作为波兰袭击德国的“证据”，也就是下星期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借口。
诺乔克斯问起写本的作者，听说是年轻的克劳斯·文策尔，他请人把他带到柏林来。
克劳斯·文策尔还没有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送进了党卫军，也没经过什么正式的训练期，就让他宣誓效忠和宣誓保密，然后告诉他，要tiáo他去参加一个绝密的帝国计划。
威斯巴登的屠夫昏昏然一步登天，乐不可支。
这一有关计划当时是由帝国保安总署六处六科主办，在柏林德尔勃吕克街一个工厂里执行。基本上很简单，党卫军正设法伪造亿万张五英镑一张和一百美元一张的钞票，钞票纸由柏林郊外斯贝希特豪森的帝国钞票纸厂制造，德尔勃吕克街工厂的工作是为英美纸币试制准确的水印。因为克劳斯·文策尔有纸张和墨水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们把他要来了。
他们的意思是想使伪币在英美泛滥，这样来破坏两国的经济。一九四三年头几个月，当试制五英镑钞票上的水印成功后，制版工序转到萨克森豪森十九区进行，那儿有犹太和非犹太的书法学家和书法美术家在党卫军人领导下工作。文策尔的工作是检查质量，因为党卫军不相信犯人们不会在工作中故意出错。
两年之内，克劳斯·文策尔从他管辖下的犯人那里学会了他们的全套本领，这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非凡的伪造者。
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时，十九区的工序也被用来给党卫军军官准备伪造的身分证，以备他们在德国战败后使用。
一九四五年早春，这个在大破坏席卷德国全境时犹如世外桃源的小天地也就完蛋了。
在一个名叫布恩哈德·布吕格尔的党卫军上尉指挥之下，整个工厂奉命撤离萨克森豪森，转移到奥地利偏远的山区去继续干他们的好事。这批人乘车南行，在上奥地利莱德尔峰一所已被废弃的啤酒厂里重新干起伪造的勾当。在战争结束不几天，当克劳斯·文策尔伪造的几百万英镑和几十亿美元的美丽纸币被倾倒在湖里的时候，他肝肠寸断，站在湖边哭了一场。
他回到威斯巴登家中。使他惊奇的是，他在党卫军里从没缺过肉，而德国平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夏天里却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美国人现在占领了威斯巴登，虽然他们有很多吃的，德国人却在啃面包皮。他父亲现在是一个坚决反对纳粹的人，家道已经败落下去了。他那曾经一度堆满了火腿的铺子，如今好几排亮闪闪的肉钩上只挂了孤零零的一串香肠。
克劳斯的母亲向他解释说，所有的食物都得凭美国人发的配给证购买。克劳斯惊异地看着这些配给证，注意到它们是用相当廉价的纸张由本地印制的，就抓了一把，回到他屋里。过了几天，当他出现的时候，他把一叠美国配给证递给他惊愕莫明的母亲，其数量足够供应他们全家吃上六个月。
“可这些是伪造的呀。”他母亲喘着气说。
克劳斯耐心地解释了一通他当时诚心诚意相信的道理：这些不是伪造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机器上印出来的罢了。
他父亲支持克劳斯：“蠢娘儿们，你是说咱们儿子的配给证比美国佬的次吗？”
这番议论是无可辩驳的，那天晚上他们坐下来享受四道菜心的晚餐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一个月以后，克劳斯·文策尔结识了奥托·克洛普斯，此人外表堂皇，深有自信，是威斯巴登的黑市大王。他们合伙做起买卖来了。文策尔搞了无数的配给证，汽油卡、入境证，驾驶执照、美国军用通行证，克洛普斯用它们买食物、汽油、卡车lún胎、尼龙袜、肥皂、化妆品和衣服。他留下一部分赃物供他和文策尔富富裕裕地日常享用，其余的则按黑市价格卖掉。三十个月以内，到一九四八年夏天，克劳斯·文策尔成了富翁，银行里他的账户上存了五百万金马克。
他向他吓得要命的母亲阐明他简单的哲学：“证件无所谓真假；无所谓有效无效。如果一张通行证原是为了让你通过一个检查站，而它让你通过了检查站，这就是好证件。”
一九四八年十月，克劳斯·文策尔第二次遭了劫。当局改革通货，用新的德国马克代替老的金马克。但不是一兑一，他们简单地废止了金马克，而给每人发一笔可怜的补偿——一千个新马克。他给毁了，他的财产又一次成了废纸。
公开市场有货物出售，老百姓就不再需要黑市商人了，他们告发了克洛普斯，而文策尔必须溜之乎也。他带了一张自造的入境证，开车到汉诺威英国占领区司令部，请求在英国军政府护照管理处找一个工作。
他从威斯巴登美国当局得到的有美国空军上校签字的介绍信是很jīng彩的。写介绍信的就是他本人，岂能不jīng彩呢！接见他谈工作的那位英国陆军少校喝完了茶，告诉这位求职的人说：“我希望你了解，随时有正当证件证明自己的身分是何等重要。”
文策尔十分诚恳地向少校保证，他确实了解这一点。两个月以后，他运气来了。他独自一人坐在小酒馆里呷着啤酒，这时有个人过来同他攀谈起来。这人名叫赫倍特·莫尔德尔斯。他向文策尔吐露说，英国人正在缉捕他，因为战争罪行，所以他需要离开德国。但只有英国人能给德国人发护照，他却不敢申请。文策尔小声说，可以想办法，不过得花钱。
使他惊奇的是，莫尔德尔斯拿出一串真的钻石项链来。
莫尔德尔斯解释说，他在一个集中营里干过，有个犹太犯人想用家藏珍宝买通逃跑。莫尔德尔斯接下了珍宝，然后把那个犹太人放在第一批里送进了煤气室。他违反命令，藏起了这件赃物。
一个星期以后，文策尔就凭莫尔德尔斯的一张照片，准备好了护照。他并没伪造。他用不着伪造。
护照管理处的手续是简单的。申请人来到第一科，交出所有证明身分的证件，填好表格。申请人留下证件备查，就走了。第二科审查出生证、身分证、驾驶执照等等，看有无伪造，并查对战争罪犯通缉名单。如申请得到许可，就把一切证件随同该部门主管人签署的认可单转到第三科。第三科收到第二科认可的通知后，从存放空白护照的保险柜中取出护照，如式填写，贴上申请人的照片，等一星期后申请人亲来领取护照时发给他就完事了。
文策尔设法让自己tiáo到了第三科。很简单，他先用假名给莫尔德尔斯填了份申请表，填写了一张应由第二科主管人签发的有“申请已获许可”字样的单子，然后伪造了那位英国官员的签字。
他来到第二科，拿起等待转送的十九份申请表和许可通知单，把莫尔德尔斯的申请表和许可通知单偷偷塞进去，然后把这一叠文件送给约翰斯顿少校，约翰斯顿核对一遍，见有二十份许可通知单，便走到保险柜前，取出二十份空白护照，递给文策尔。文策尔及时填好护照，盖上官印，然后把那十九份发给等着领护照的十九个欢欢喜喜的申请人，第二十份则落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送进档案柜的是二十份申请表，和发出去的二十份护照正好对口。
那天晚上他把那份新护照交给莫尔德尔斯，收下钻石项链。他找到了他的新买卖。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德建立了，护照管理处移交给汉诺威州首府的下萨克森州政府。文策尔还留在那里，他不再有主顾上门了，他也不需要什么主顾。每个星期，文策尔带着从一家照相馆的照相师那里买来的一张随便什么人的正面照片，仔细地填好一份申请表，贴上照片，伪造了一张有第二科负责人（现在是一个德国人）签名的许可通知单，然后捧着一大叠申请表和许可通知单去找第三科负责人。只要数目相符，他就替换到手一叠空白护照。除一份以外的全部护照都送到了申请人手里，最后一份空白护照却落进了他的腰包。除此以外，他需要的就是官印了。如果去偷那会引起怀疑。他把官印拿回来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就有了下萨克森州政府护照管理处官印的模子了。
六十个星期内他弄到手六十张空白护照。他辞职不干了，羞人答答地接受了上司对这名雇员仔细谨慎的工作提出的表扬，离开了汉诺威，在安特卫普卖掉了钻石项链。在当时只要有金子和美元就能以大大低于市价的价钱买到一切东西的日子里，他到奥斯纳布吕克开了一家挺不错的小小的印刷厂。
如果莫尔德尔斯嘴巴严密，文策尔决不至于卷进敖德萨去的。但莫尔德尔斯一到马德里，就同朋友们大吹特吹，说他有个门路，可以用假名搞到真的西德护照，而且有求必应。
一九五零年将近年底时，有个“朋友”跑来找文策尔，这人在奥斯纳布吕克刚干上印刷商这一行。文策尔除了同意之外别无它法。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敖德萨的人碰上麻烦，文策尔就给他弄份新护照。
手续是十分安全的，文策尔需要的全部东西不过是此人的一张照片和他的年龄。他保存了一份当年就已在汉诺威归了档的那些填写齐全的申请表的副本。他取出一份空白护照，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填好的那些申请表里挑上一份，把有关个人细目照填在护照上。姓名通常是很普通的，出生地点通常是在当时铁幕后面很远的地方，那地方没人会去查对，出生年月同党卫军申请人的真实年龄大致相当，然后他在护照上盖上下萨克森的官印。领护照的人在领受的时候要在新护照上亲笔签下他的新姓名。
更换护照也容易。五年之后，在逃的党卫军成员只要到除下萨克森以外的任何州首府去申请更换。举例说，巴伐利亚的职员就会向汉诺威查对：“一九五零年你们发过一份某某号码的护照给一个名叫瓦尔特·舒曼的人，出生地点如此如此，出生年月这般这般吗？”汉诺威的另一个职员会查对案卷中的记载，答道：“是啊。”既然他的汉诺威同事保证原护照是真的，巴伐利亚的职员便换发了一份盖上巴伐利亚官印的新护照。
只要汉诺威申请表上的面孔不同慕尼黑交验的护照上的面孔对照，那就出不了问题，而对照面孔的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职员们凭的是表格填得对头，许可通知单对头，护照号码对头，而不是面孔。
只有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汉诺威原先签发护照的时间已超过了五年以上，持有文策尔护照的人才有必要即时申请更换。一旦护照到手，被通缉的党卫军成员便能获得新的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银行户头、信贷卡，一句话，就是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身分。
到一九六四年春天，文策尔已经从他储藏的六十份原件中供应了别人四十二份护照。
然而这个狡猾的矮个子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想到敖德萨的人有朝一日或许会要杀人灭口，所以他保留了一份记录。
他从不知道他的主顾的真名实姓，用新的姓名搞假护照，用不着知道这个，主要是不留痕迹。于是他把送来的每张照片都翻印了一张，把原件贴在送回去的护照上，手里留下拷贝。他把每个照片拷贝粘在一张图画纸上，旁边用打字机打上新的姓名、住址（德国人的护照上必须写明住址）和新护照的号码。
这些图画纸保存在一个卷夹里，这宗档案是他的人寿保险。他家里存一份，还有一份副本放在苏黎世一个律师那里。
倘若他的生命受到敖德萨的威胁，他就会告诉他们档案的事，并且警告他们，如果他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苏黎世的律师就会把副本送给德国当局。
西德人有了照片，很快就会拿它同在逃纳粹分子照片陈列室里的照片相对照。而光凭护照号码，与十六个州首府迅速查对，就能查出持有护照的人的住址，不用一个星期就查清了。这个计谋既简单又安全，足以保证克劳斯·文策尔的生命和健康。
就是这个人，星期五那天早晨八点半钟，正静静地坐在早餐桌旁大嚼其烤面包和果酱，呷着咖啡，一面随便瞄着《奥斯纳布吕克报》的第一版。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线那一头的声音先是专横的，然后是抚慰性的。
“绝不是你和我们之间有什么麻烦，”狼人安慰他说，“都是这个该死的记者。我们得到消息，他正上你这儿来找信。这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人跟着他，不出今天整个事情都会就范的。可十分钟以内你一定得离开那里。眼下我希望你办的是……”
三十秒钟以后，慌张不堪的克劳斯·文策尔收拾好一个提包，犹豫不决地朝藏档案的保险柜方向扫了一眼，最后决定不必带了。他向大为吃惊的女佣人巴巴拉解释说，今天上午他不上印刷厂去了，因为他已决定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去短期度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有比这更有益于增强身体的了。
巴巴拉不胜惊讶地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文策尔的“加狄特”牌汽车沿着车道迅速后退，拐上房子前面的住宅区马路去。九点过十分，他已经到了城西四哩交叉路口的天桥，公路从这里开始爬高，接上高速公路。
当“加狄特”冲上斜坡驶向快车道一边时，一辆黑sè的“美洲虎”正从另一边开下来，朝奥斯纳布吕克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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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勒在城市西口的沙尔广场找到一个加油站。他把车子停在加油泵旁边，从车里疲倦地爬出来。他觉得肌肉疼痛，脖子上好象上了一道紧箍，头天晚上喝的酒在嘴里留下一股象是鹦鹉屎的味儿，“给它加上油，好小伙子，”他告诉加油站的人说，“你们这儿有公用电话吗？”
“在那边拐角上。”男孩子说。
半道上，密勒看到有一架咖啡出售机，他弄了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带到电话亭里。他翻了一下奥斯纳布吕克的电话簿。有几个文策尔，但只有一个克劳斯。这个名下有两个号码，第一个后面有“印刷商”字样，第二个克劳斯·文策尔后面有“公馆”的缩写字。时间是九点二十，正是上班的时间。他把电话挂到印刷厂。
答话的人显然是领班。“对不起，他还没来，”那声音说，“平常他准九点来。肯定一会儿他就到，过半点钟再来电话吧。”
密勒向他道了谢，想挂电话到家里。最好不打，如果文策尔在家，密勒想亲自去见他。他记下地址，离开了电话亭。
“威斯特贝格在哪儿？”他一面问那个管加油泵的人，一面付了汽油钱，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五百个马克了。
那个男孩子冲着马路北面点点头：“那就是。城外漂亮的地方，阔佬们都住那儿。”
密勒又买了份城市地图，找出他要去的那条街。才有十分钟的路程。
房子显然是阔气的，整个区域都让人感到是富裕的自由职业者居住的舒适环境。他把“美洲虎”停在车道的尽头，向大门走去。
应门的少女十八九岁，人挺漂亮。她朝他愉快地微笑着。
“早上好。我是来看文策尔先生的。”他告诉她。
“哟，他走啦，先生。你来晚了二十来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