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几秒钟后，密勒问道：“你曾经听说过一个叫做陶伯的人吗？”

“谁？”

“所罗门·陶伯。他也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犹太人。他从始至终都在里加。”

罗施曼耸了耸肩：“时间过去太久了，我记不得他。他是谁？”

“坐下来，”密勒说，“这段时间里你就老实坐着。”

罗施曼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坐回扶手椅里。由于他越发相信密勒不会开枪，心里就一个劲地只管盘算如何能在密勒出去之前把他逮住的问题，哪里顾得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死去多年的犹太人呢。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陶伯死在汉堡，他开煤气自杀了。你在听吗？”

“是的，如果我必须听的话。”

“他留下了一本日记。这是他的经历的一份记录，他碰到了些什么事，你和其他人在里加和在别处对他干了些什么，但主要是在里加。他活下来了，回到了汉堡，他活了十八年，直到他确信你还活着并且再也不会被审判了。我拿到他的日记，它是我今天到这里来找你这个换了新名字的人的起因。”

“一个死人的日记是不能作为凭证的。”罗施曼咆哮说。

“在法庭上是不能，但对我已经足够了。”

“你真是为了一个死去的犹太人的日记才上这儿来找我的吗？”

“不是，一点也不是。这里有一页日记我要你念一念。”

密勒翻到日记的某一页，把它推到罗施曼的膝前，“拿起来，”他命令道，“高声念。”

罗施曼打开纸页开始念起来。那是陶伯叙述罗施曼杀害一个佩带着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的无名德国陆军军官的一段。

罗施曼读完了这一段，抬头望着。“那又怎么样呢？”他说，感到莫名其妙，“这个人打我。他不服从命令。我有权扣留那条船把犯人运回来。”

密勒把一张照片扔到罗施曼的膝上：“这是你杀死的那个人吗？”

罗施曼看看照片，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呢？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克力”一声，密勒用拇指扳下了保险，把枪对准了罗施曼的脸：“是不是这个人？”

罗施曼又看了看照片，“是的，就是这个人，那又怎么样呢？”

“他是我的父亲。”密勒说。

就象拔掉了塞子似的，罗施曼脸上的血sè一下子全跑光了。他张大了嘴，他的目光落在离他的脸只有二呎远的枪身和紧握着它的那只手上。

“噢，天哪！”他低声说，“你根本不是为了犹太人到这里来的。”

“不是的，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但不是那种难过。”

“可是从那本日记里，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呢？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写日记的这个犹太人也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的父亲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在奥斯特兰被杀害，”密勒说，“二十年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后来我读到了日记，同一个日子，同一个地点，两个人有着同样的军阶。最主要的是两个人都佩戴着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这种给战场上的勇士的最高奖赏。并没有授给很多人这样的奖赏；授给陆军上尉的就更只有极少数几个。两个相同军阶的军官在同一天死在同一个地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罗施曼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个人是任何雄辩也说服不了的。他好象中了邪似地盯住手枪：“你要杀死我。你千万别那样干，别那样冷酷无情。你可别那么干，我求求你，密勒，我不想死。”

密勒倾身向前，开始讲话：“听我说，你这堆让人恶心的臭狗屎。我听你说了一大通，你那些胡言乱语早就叫我倒胃口了，现在该听我说了。同时我好打定主意是让你死在这里，还是把你送到监牢里去了结你的残生。

“你竟敢如此厚颜无耻地告诉我，你，所有的人中只有你，才是一个爱国的德国人。我会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和你那一伙过去是，现在还是从我们国家的yīn沟里爬到当权地位的最卑鄙的无赖。你们这些脏东西以一种我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方式，玷辱了我的祖国达十二年。

“你们的所作所为使全体文明人类感到厌恶和愤慨，并留给我们这一代人一份可耻的遗产，使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将永远无法摆脱。你们的整个一生都是在糟踏德国。你们这些杂种压榨德国和德国人民直到他们不能再为你们所用，然后看准时机，溜之大吉。你们把我们搞得败落不堪——我指的不是轰炸造成的破坏，要没有你们这一伙，德国哪能败落到这种地步。

“你们过去连勇敢也是谈不上的。你们是德意志或者奥地利前所未有的最可憎的懦夫。你们为了私利，出于疯狂的权力欲，屠杀了千百万人，然后你们逃跑了，让我们去受苦受难。你们一见俄国人拔腿就逃，却用绞刑和枪毙来强迫陆军继续打仗，然后你们就失踪了，留给我们的则是去把骨灰盒领回来。

“即使我们可能忘掉你们对犹太人和别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你们一伙是象狗一样逃的逃躲的躲。你还侈谈什么爱国主义，你根本就不懂得这个词的意义。至于你竟敢把陆军士兵和其他也是真正为了德国而战斗的人们称之为‘同志’，那简直是该死的亵渎。

“作为你所毫不掩饰地加以蔑视的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我还要告诉你一点，今天我们所有的繁荣昌盛，那跟你们是毫不相干的。它来自那些成千成万每天都在辛勤劳动的人们，而在他们的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谋害过任何人的。至于象你这类至今还可能混在我们中间的杀人犯，就我和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宁肯少繁荣一些，也非得把你们这些渣滓从我们周围清除干净不可。顺便说一句，这个日子对你来说已经不远了。”

“你要杀死我啦。”罗施曼咕哝着。

“事实上，我并不。”密勒把手伸到背后将电话机拉到书桌上他坐着的地方，他眼睛不离开罗施曼，枪也对着他。

他从支架上拿起话筒，放在桌上，拨动号盘。拨完后，他拿起话筒。

“路德维希堡有个人要跟你谈谈。”他说。他把话筒放到耳边，话筒里一片沉寂。

他把话筒放回支架上，重新拿起来，听听有没有拨号声。没有。

“你把它掐断了吗？”他问。

罗施曼摇了摇头。

“听着，假如你把电话掐断了，我马上就在这里毙了你。”

“我没有。说老实话，我今天早上没有碰过电话机。”

密勒想起了那棵橡树掉下来的枝干和横躺在通往这所房子的路上的电线杆。他轻声地咒骂起来。

罗施曼微微地一笑。“可能是电线杆倒了，”他说，“你非得到村里走一趟了。现在你想干什么？”

“我想一枪打穿了你，除非你照我的命令办事。”密勒砰地一声放下话筒。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手铐，这是他想用来对付保镖的。

他把手铐扔给罗施曼。“走到壁炉那边去。”他命令道，并跟着罗施曼穿过房间。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把你铐在壁炉上，然后到村里去打电话。”密勒说。

他在仔细查看壁炉四边锻铁的装饰物时，罗施曼把手铐丢到脚下。这个党卫军弯下腰去捡手铐，结果却反而抓起一根沉重的拨火棍恶狠狠地朝密勒的膝盖骨打去。密勒几乎冷不防遭了毒手，他及时地向后退了一步，拨火棍一扫而过，而罗施曼也失掉了平衡。

密勒走上前来，用枪柄猛地打了一下低着的脑袋，又退了一步，“再动一动我就打死你。”他说。

罗施曼直起身子，由于脑袋挨了一击而直往后缩。

“把手铐的一头套在你的右腕上。”密勒命令道，罗施曼照做了，“瞧见你面前和你的头一般高的那个葡萄叶形状的装饰吗？它旁边有一根枝子从铁架上伸出来又和它联在一起。把手铐的另一头锁在那上面。”

当罗施曼把第二个铐圈锁好后，密勒走过来把炉具和拨火棍等踢到够不着的地方。他用枪顶着罗施曼的外套，搜了他的身，又把这个锁着的人的周围清理了一下，把所有能用来打破窗户的东西都挪开了。

在外面的车道上，那个叫奥斯卡的家伙骑着自行车朝大门而来，让他去报告电话线坏了的差使完成了。一看到“美洲虎”，他惊奇地停了下来，因为他的主子在他出去之前曾向他保证不会有人来的。

他把自行车靠在房子一边，悄悄地从大门走进去。他踌躇不决地站在门廊里，衬垫很厚的书房门使他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声音，而里面的人也一点听不到他的响动。

密勒最后环顾了一下周围，满意了。“告诉你，”他对瞪着眼的罗施曼说，“你就是设法把我打倒了，你也不会捞到什么好处。现在是十一点，要是我中午不回去也不打电话，我的伙伴就会把我留下的关于你们的全套证明材料投到邮筒里寄给当局。现在我要到村里去打电话，二十分钟后我就回来。就是有钢锯，你二十分钟内也走不了。我回来后三十分钟，警察就会来的。”

听了他的话，罗施曼的希望又重新闪现了。他明白他剩下的唯一一个机会，就是等奥斯卡回来抓住密勒，强迫他在把文件投到邮筒里之前，到村里按他们的要求打电话。

密勒拉开书房另一头的门，迈步向外走去。他发现眼前站着一个穿高领绒衣的比他整整高出一头的大汉。罗施曼从炉边他站着的地方认出了奥斯卡，他拚命地喊道：“抓住他！”

密勒退回书房，急忙拔出他已放回口袋里的手枪。他太慢了。奥斯卡用左手反手一击，打掉了他手中的枪，手枪飞到房间的另一头去了。这时，奥斯卡听到他主子喊叫：“揍他！”他用右手砰的一声打在密勒的下巴上。记者的体重有一百七十磅，但是这一击打得他脚离地面，向后倒去。他的双脚绊在一个矮矮的报架上，随后，他的头又砰的一声碰在一个红木书柜的角上。就象一个破布做的洋娃娃被揉碎了似的，他的身体滑倒在地毯上滚到了一旁。

奥斯卡看到了他的主子被铐在壁炉上的这副呆象，而罗施曼则凝视着密勒一动不动的身体，从后脑勺上流出来的一小股鲜血直淌到地板上。有好几秒钟时间谁也没有吭声。

“你这个笨蛋！”当罗施曼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嚷嚷道。奥斯卡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到这儿来。”

这个庞然大物笨重地走到房间另一头，站在他的面前听候吩咐。

罗施曼很快地想了想。“想法搞掉我的手铐，”他命令道，“利用这些炉具。”

但是这些炉具是在工匠们总是希望他们的产品能经久耐用的那些日子里锻造出来的。奥斯卡努力的结果是一根卷作一团的拨火棍和一副七扭八歪的火钳子。

“把他弄到这儿来。”他最后对奥斯卡说。奥斯卡把密勒抱了起来，罗施曼看了看记者的眼底，摸了摸他的脉搏。

“他还有口气，可是手脚冰凉了，”他说，“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给他找来一个医生。给我铅笔和纸。”

他用左手潦草地在纸上写了两个电话号码，这时奥斯卡从楼梯底下的工具箱里拿来了一个钢锯条。他一回来，罗施曼就把纸交给他。

“尽快赶到村里去，”他告诉奥斯卡，“拨这个纽伦堡的号码，告诉接电话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拨这个本地号码，让医生立即到这里来。明白了吗？告诉他在这里有急诊。快去吧。”

奥斯卡跑出房去时，罗施曼又看了看钟，十点五十分。如果奥斯卡能在十一点到村里，他和医生能在十一点十五分回来，他们就可能及时弄醒密勒，让他打电话把同伙挡住，即使是用枪口bī着医生工作也得干。罗施曼开始急急忙忙地锯手铐。

奥斯卡在门口抓起他的自行车，接着又停下来，看了一眼停在那里的“美洲虎”。他通过车窗望进去，看见钥匙chā在发火装置里。他的主子曾经嘱咐他要赶快，因此他放下自行车，爬到驾驶盘后面，发动起来。当他把赛车从前院开上车道时，碎石四散迸飞，形成一道宽阔的弧形。

他挂上三档，在滑溜的路面上能开多快就开多快，直到撞上横在路上被雪盖住了的电线杆。

罗施曼一直在锯连接两个铐圈的链条，松树林里的一声爆裂的巨响使他停了下来。他死劲靠向一边，使自己能从落地长窗里望出去，虽然看不见汽车和车道，但至少天空中飘荡着的烟雾能使他明白过来，外面是炸掉了一辆汽车。他想起了他曾得到保证说密勒已处于监视之下。但是密勒就躺在离他只有几呎远的地毯上，他的保镖却无疑已经死了，而时间仍在毫不留情地向前流逝。他把头靠在壁炉边上冰冷的金属上，闭上了眼睛。

“看来是完了。”他平静地小声说着。过了几秒钟，他又锯起来。花了一个多小时，这副用特别坚硬的钢做成的军用手铐才在已经变钝的钢锯条下豁然分开。当他只是在右腕上带着铐、而能自由举步的时候，时钟敲响了十二下。

假如他有时间，他或许会停下来踢一踢地毯上的人体，但是他太匆忙了。从墙上的保险柜里，他拿出一张护照和几大捆新的、高面额的钞票。二十分钟后，他带着装有这些东西和几件衣服的皮包，骑上自行车，绕过“美洲虎”的残骸和趴在雪地上仍在冒着烟的尸体，掠过一片烧焦、断裂的松树，直奔村子而去。

他从那里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他载到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他走到问讯处问道：“从这里到阿根廷的下一班飞机什么时候起飞——最好是在一个小时之内的？如果没有，去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