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喧嚣的中午，餐厅里顾客进进出出，侍者的声音此起彼伏，伴着杂乱的脚步声、我听不懂的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几乎没有人发现我的离去。只有哈米德，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年纪却不小的小个子跑堂，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提行李。我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拒绝。出了门就迈开大步走，脚步既不坚定，也不漂浮，更不沉稳，完全不知道该去哪儿，也完全不担心要去哪儿。我记得我曾走过葡萄牙大街的斜坡，都是些零碎的印象，似乎经过了郊区的露天市场，那儿有人声鼎沸的小摊、牲口、叫卖声、来来往往的长袍。我毫无目的地穿过大街小巷，好几次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或是着急的摩洛哥运货人“借过、借过”的喊叫声惊醒，贴墙靠在路边。在这段漫无目的的行程中，我似乎还经过了英国墓地、天主教觉、锡亚琴大街、玛丽娜大街和大清真寺。我一直不停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丝毫不觉疲倦，也毫无感情，只是被一种奇怪的力量驱使，双腿似乎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似乎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上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几年，一直到地老天荒。但是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在浅海滩，当我像鬼魂一样经过西班牙学校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身边。
“女士，您需要我带您去哪儿吗？”出租车司机的西班牙语混杂着法语。
我当时也许点了点头，或者是我手中的行李让他觉得我要出远门。
“您是要去港口还是火车站，还是要去坐公共汽车？”
“是。”
“是？是什么？”
“是。”
“是去公共汽车站？”
我又点了点头，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不管是公共汽车站、火车站、码头还是万丈深渊。拉米罗已经把我抛弃了，我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
一个轻柔的声音试图把我唤醒。努力很久后，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身边有两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过了一会儿才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面容虽然还有些模糊，模样却依稀让人觉得熟悉。另一位是穿着一身洁白长袍的修女。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儿，但是视力所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两侧的床铺，屋里弥漫着药味，窗户里照进来大片日光。原来这是一家医院。我还记得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儿？我的孩子。”
“马德里。”
两个人影似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修女捧起我的一只手轻柔地握“我想你暂时回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那个男人回答：
“交通已经中断，政府前几天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我并不明白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清，因为我马上坠入虚弱的深井，昏睡了好几天。这之后医生让我卧床静养。在得土安平民医院里动弹不得的那几个星期让我有时间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并回顾权衡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也只是在最后几天才做到的，因为最初的那段时间，不管上午还是下午，清晨或是探视时间（虽然从没有人探访过我），甚至护工来送饭我却完全无法进食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什么也不想，不反思，甚至不回忆，只是哭。
很多天后，当眼泪终于干涸，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回忆就如cháo水般一寸寸地将我吞噬。我甚至能看见它们在追赶我、纠缠我，排着队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病房就像一艘日光下的巨lún，永远都是白昼。鲜活又无法控制的回忆，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一个接一个冷笑着向我靠近，跳上床垫，爬到我身上。它们无处不在，从耳朵里，从指甲缝里，或者从全身皮肤的毛孔里侵入我的意识，毫不怜悯地用那些我永远也不愿意再想起的形象或片段把我撕碎。
渐渐地，持续不断朝我涌来的回忆大军开始不那么嘈杂，变得安静而犀利。冷静后的剧痛鞭笞着我，让我开始思考这一切，为这八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找一个原因。这才是最痛苦的阶段，折磨、煎熬、令人痛不欲生，虽然我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但记得很清楚，是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使这段煎熬的时光戛然而止。
在那之前，我一直跟一群产妇、慈善机构的护工和漆成白sè的金属床一起度过。每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会来查房，其他住院产妇的家属会在特定时间前来探视，他们窃窃私语，爱抚新生婴儿，叹息着安慰不幸流产的病人，比如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我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没有人会来探视，当然我也没有奢望过。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待在这群陌生人中间，脑海中只有初到时杂乱的零星记忆，夹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这么多天来思绪纠缠交错，只忆得起偶尔出现的修女，还有那份急切又带着些许恐惧的愿望：尽快回到马德里。
直到那个早晨，我的孤寂被意外打破了。在一身素白身材臃肿的维尔德斯修女的指引下，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很多天前他似乎说过一些关于一场战争的话。
“孩子，有人来看你了。”修女说。她的嗓音像银铃一样清脆，我却从中分辨出一丝担忧。当这位不速之客做自我介绍时，我明白了她的担忧从何而来。
“女士您好，我是得土安警察局局长克拉乌迪奥·巴斯盖斯，”陌生人问候道，“或者应该称呼您小姐？”。
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穿着一套浅sè夏装便服，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双深sè眼睛十分明亮，透着jīng明和机智。我那时还有些恍惚，无法辨别他到底是一个上了年纪仍身手敏捷的人，还是本就是年轻人，只不过华发早生。当然，这些都不重要，要紧的是，我得知道他为什么找我。维尔德斯修女请他在墙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却直接把椅子搬到我病床的右侧，然后摘下帽子坐了下来，微笑着请修女离开，彬彬有礼又不容置疑。
病房宽大的窗户使屋里充满了阳光。窗外的花园里，微风轻拂棕榈树和蓝桉树。天蓝得令人炫目。对于任何一个不需要在医院里卧床，也不需要面对陌生警察的人来说，这都是十分美妙的夏日。我身边的两张病床是空的，医院里的大多数病床都这样，一尘不染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修女离开了，因不能见证接下来的谈话而满心不悦。远处有两三个静卧休息的病人，还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在病房另一头悄无声息地擦地。我几乎连上身都支不起来，身上的床单一直盖到xiōng口，只露出两条日益消瘦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肩膀，头发梳向一边束成黑sè的辫子，消瘦的脸颊晦暗无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了。
“修女告诉我您的情况有所好转，所以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您觉得怎么样？”
我只能点头，因为猜不出来他想跟我谈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遭遇的不幸和迷茫会跟警察扯上关系。这时警长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打开。不过看上去他应该已经看过了，因为他无需翻找，直接就到了要找的那一页，上面记录着关于我的信息。
“好。首先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您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您是希拉·西罗嘉·马尔丁，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马德里，对吗？”
他的话十分有礼貌，问题却很直接，带着审讯的意味。考虑到我目前的状况，他没有用像审犯人一样的口气跟我说话，但是也没有把这种意味完全掩饰掉。我用一个肯定的表情证实了资料的准确。
“您是上个月也就是七月十五日从丹吉尔来到得土安的？”
我再次表示肯定。
“您是从三月二十三日起入住丹吉尔大陆酒店的？”
肯定。
“您是跟……”他看了一眼小本子，“拉米罗·奥利巴斯·盖洛尔一起到达丹吉尔的，他是西班牙维多利亚人，出生于一九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又点了点头，但这次垂下了目光。这是我离开以来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巴斯盖斯警长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或者他注意到了，但是不愿意表露出来。他继续质询。
“在大陆酒店您二位留下了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头转向另一边，不想面对他的目光。
“看着我。”他说。
我没有理他。
“看着我。”他重复了一遍，语tiáo很平静，没有比前一次更坚决或更和蔼，也没有更严厉，完全相同的语气。他很耐心地等着，直到我最终顺从再次把目光投向他，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再次问道：
“您知道在大陆酒店还有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吗？”
“我想我知道。”我终于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回答，然后再次移开目光，把头转向另一边，开始哭泣。
“看着我。”他第三次要求。
他等了一会儿，终于发现我不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和勇气去面对他。于是我听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床脚来到病床的另一侧。他迎着我的目光，在旁边的床上坐下，平滑的床单被压出许多褶子。他牢牢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正试图帮助您，女士。或者该称您小姐，不过对我来说都一样。”他坚定地说，“您被卷人了一个巨大的麻烦，虽然我相信这不是出于您的本意。我想知道发生的一切，但是需要您的协助。如果您不跟我合作，我也就没有办法帮助您，您明白吗？”
我很艰难地说了声明白。
“好吧，那就别哭了，咱们继续。”
我用床单擦干眼泪。警长先生给了我几秒钟平静的时间。一发觉我哽咽得不那么厉害了，就继续他的工作。
“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嗫嚅道。
“您看，大陆酒店经理控告您未支付大额账单即离店，这还不是全部。很不幸，您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我们还接到来自好利获得公司的起诉，控告您诈骗了他们两万四千八百九十比塞塔。”
“可是我，我……”
他做了个手势阻止我申辩，因为他还有更多的消息要告诉我。
“还有一个对您的通缉令，因为您从马德里一家民宅窃取了一批价值不菲的珠宝。”
“我没有……但是……”
听到这些消息，我太过震惊，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开始语无伦次。坐在对面的警长似乎对我的茫然了如指掌，试图让我冷静下来。
“我知道，我知道。别激动，别太使劲。我已经看过了你行李中所有的文件，所以基本上能把发生的事情猜得八九不离十。我也找到了您丈夫留下的信，或许是您的男朋友，或者情人，不管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奥利巴斯，还有一份赠与您珠宝的证明，以及一份公证书，说明那些珠宝的前拥有者正是您的父亲。”
我不记得自己曾随身携带这些文件。事实上自从拉米罗开始负责保管珠宝以后，我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儿。如果它们真的在我的行李里面，那一定是我在匆忙离开大陆酒店时不经意抓进去的。一想到这些东西也许可以挽救我，我松了口气。
“请您去问他，问问我的父亲。”我恳求道，“他在马德里，叫冈萨罗·阿尔瓦拉多，住在埃尔默西亚大街十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