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酒店内院的一张竹椅上，周围都是花盆和阿拉伯风格的瓷砖。安着百叶窗的墙上爬满了绿sè的藤萝，天花板上挂着巨大的阿拉伯式吊灯。四下里的交谈声和一个小喷泉的汩汩水声陪伴着我一起等待。

当落日的最后一丝余晖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时，罗萨琳达到了。十分钟以后那个记者也到了。这些天来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唐突、粗bào的男人形象，他尖酸刻薄，脾气bào躁，为了换取自己的利益，不管谁站在面前，都会凶神恶煞地把人吓倒。但是我错了。就像每次通过一个简单的行为或者几句话就给一个人定性，但每次都会弄错一样，我又错了，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就知道。这位敲诈我们的记者穿过内院的拱门走进来，领带结已经松了，浅sè的亚麻西装也皱皱巴巴的。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只需用目光扫一眼庭院，就能发现我们是唯一一对落单的年轻女子，一个是金发碧眼，明显的外国人，另一个是个深sè皮肤，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我们之前一直没打算站起来迎接他，心里暗暗准备着战斧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来客是那种最令人不快的类型呢？直到发现完全没必要草木皆兵，因为在那个非洲的夏日黄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马库斯·洛根完全没有让人觉得恐惧。他很高，看上去大约三十岁，栗sè的头发有些凌乱，拄着一根竹拐杖一瘸一拐地朝我们走来，左半边脸上布满了伤痕和淤血。凭他的外貌已经没有办法推断在那场差点儿令他丧命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一具被病痛折磨的躯体，在糟糕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用最礼貌的方式向我们问好，接着就跌坐在椅子上，徒劳地掩饰着身体的疼痛以及这趟长途旅行带来的疲惫。

“我想你们就是福克斯太太和西罗嘉小姐。”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是的。”罗萨琳达也用英语回答，“很高兴见到您，洛根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我们应该用西班牙语交谈，否则我的朋友恐怕没有办法加入谈话。”

“哦，当然可以，对不起！”他用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对我说。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流氓，只是一个努力向上的职业人士，当机遇从天而降的时候能敏锐地察觉到并抓住不放。其实罗萨琳达也是这样，我也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他并没有直接向罗萨琳达求证她承诺的事情是否能兑现，在切人正题之前，先向我们出示了他的证件和介绍信。他在一家英国通讯社工作，被委派报道西班牙内战，发布关于内战双方的消息。虽然驻地在马德里，但是常年奔波各地，直到意外发生。当时他被紧急送往马德里的一家医院，并立即做了手术，之后一有条件马上被遣送回了伦敦。在伦敦的皇家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卧床不起，行动不便，忍受着疼痛和各种治疗，热切地渴望回到以前那种充实的生活中。

当他听说某位跟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总督有密切关系的人需要一些信息，而自己恰好可以提供时，天空好像一下子云开雾散了。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再回到伊比利亚半岛并投入那种四处奔波的工作了，但是去一趟西班牙保护区却有可能让他在之后的康复期内重拾一部分职业信心。在成行前，为了获得允许，他不得不同医院的医生、他的上司，以及所有来医院看他、试图说服他留在医院不要乱跑的人们展开顽强的斗争，因为就目前的身体状况来说，这趟旅程很可能让他命悬一线。讲述完这些，他又为之前在电话交谈中的唐突向罗萨琳达道歉。他的腿蜷起，放下，又蜷起，掩饰不住痛苦的表情，最后终于提出了自己最紧迫的需求。

“我从早上开始就没吃东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能不能请你们一起吃饭，咱们边吃边聊？”

我们接受了。事实上，只要能跟他说上话，什么要求我都会同意，哪怕让我去便坑进食或者在猪圈里用嘴拱地，哪怕是大嚼蟑螂，然后就着老鼠药把它吞下。只要能获得这么多天来一直焦急等待的消息，什么事我都愿意做。于是洛根很麻利地叫来一个在庭院中忙忙碌碌的摩尔侍应生，让他在酒店的餐厅里准备一张。餐桌。

“稍等，先生！”侍者出去了，很快一位西班牙餐厅总管就飞一般地来到我们身边，身上满是油wū，态度毕恭毕敬。“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麻烦女士们跟我走，麻烦这位先生跟我走。”就差说“福克斯太太和她的朋友们，绝对不会再多等一分钟”这样的话了。

洛根侧身请我们进人餐厅，餐厅总管指着大厅中央一个醒目的台子，上面摆了一张豪华的餐桌，似乎生怕当天晚上有人没法近距离地观察这位贝格贝尔先生心爱的女人。洛根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并指定了最里面的一张相对僻静的桌子。一切都布置得无可挑剔。一尘不染的桌布，水杯和酒杯，洁白的餐巾叠好了放在瓷盘子里。不过因为时间尚早，只有十来个客人零零散散地坐着。。

我们点了菜，在等待期间侍者送来了雪利酒。罗萨琳达似乎担当起了女主人的角sè，先开始了谈话。之前在庭院里的简短交谈虽然只是序幕，但让气氛轻松了不少，我们甚至还聊起了关于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生活等一些轻松话题。然而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不是一次纯粹为了认识新朋友、谈论病情或者描绘北非美景的礼节性会面，而完全是为了完成一次谈判和讨价还价。双方早已把各自的要求和条件说清楚了，现在是时候将它们都拿到台面上来，通过谈判决定双方各自能往前推进到什么程度。。

“我希望您知道，那天您在电话里提出的要求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等侍者拿着菜单一走远，罗萨琳达马上摊牌。

“好极了。”记者回答。

“您可以釆访总督，独家专访，而且会保证充足的访问时间。我们还会给您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临时居住证，”罗萨琳达继续说，“此外，几星期内这里举行的所有官方活动都会给您发邀请函，其中有一个，我可以提前向您透露，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他扬了扬脸上那边完好的眉毛，做了个询问的表情。

“拉蒙·塞拉诺·苏聂尔先生很快就要访问这里，他是佛朗哥的连襟，我想您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当然。”他表示。肯定。

“他会来摩洛哥参加起义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访问持续三天。现在正为此组织一系列的欢迎活动。就在昨天，宣传部长迪奥尼修·瑞德鲁艾霍已经先行抵达，来和总督府秘书处一起协tiáo各项准备工作。我们会邀请您参加所有向社会人士开放的官方活动。”

“非常感谢，也请您向总督先生转达我的谢意。”

“我们很荣幸接待您。”罗萨琳达摆足了女主人的姿态，用一个优雅的表情亮出了剑锋，“不过希望您明白，我们也有一些条件。”

“当然，愿闻其详。”洛根喝了一口雪莉酒。

“所有您想要对外发布的消息都必须先通过总督府新闻办公室的审核。”

“没问题。”

侍者端着盘子过来上菜，我一下子觉得松了口气。虽然双方的谈判客气礼貌，不紧不慢，但我一直感到不舒服，非常不自在，就好像没有被邀请就私自溜进某个宴会一样。他们谈论着我完全不熟悉的话题，涉及的内容虽然不太可能包含什么重大的国家秘密，但肯定也不是一个卑微的小裁缝应该听到的。我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并不是局外人，而是谈话中的一方，因为这次晚餐的主题是为了把我的母亲转移出来。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没有办法彻底说服自己。

侍应生来上菜暂时打断了双方的攻守。“女士们的鳎鱼，这位先生的烩jī肉。”他一边上菜一边宣布。我们顺势评论了一下这些食物，地中海沿岸的鱼真新鲜啊，马尔丁河流域的肥沃平原种出的蔬菜非常鲜美，等等。等侍应生一走，谈话马上又从几分钟前中断时的话题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条件吗？”洛根问，随即用叉子往嘴里送了一口食物。“有，不过我认为严格来说这不算是什么条件，只是一种对双方来说都比较有利的处理方式。”

“那么应该比较容易接受了？”他咽下第一口食物，说道。

“希望如此。”罗萨琳达说，“您看，洛根先生，您和我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我们是同胞，而且都很清楚，从整体上来讲，国民军几乎是完全偏向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对英国人很排斥。”

“没错，是这样的。”他表示同意。

“那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希望您以我朋友的名义出现。当然，您不用掩饰您的记者身份，不过是一个和我交情很好的记者，所以也跟总督有所来往。这样，有些人接受起来会没那么困难。”

“哪些人？”

“所有的人，西班牙当局和摩洛哥当局、各外国领事、媒体，等等。我可以坦率地说，在所有人中间我都没有什么热情的支持者，但是至少表面上，他们还是会因为我跟总督的关系而有所忌惮。将您介绍为我的朋友，也许可以迫使他们对您也保持一定的尊重。”

“贝格贝尔上校是怎么看的？”

“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

“那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就像您说的，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还有其他的条件吗？”

“我们这方面没有了。”罗萨琳达说着举起酒杯做了个小小的干杯动“好极了，那么一切都清楚了。我想现在该lún到我向你们通报我这方面的进展了。”

我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终于到了最期待的那一刻。食物和酒似乎为马库斯·洛根注入了不少活力，他看起来jīng神多了。虽然在谈判过程中神情冷峻，但态度很积极，而且明显不愿意给罗萨琳达和贝格贝尔添任何不必要的麻烦。我想这种性格大概与他的职业有关系，但是我无法证实，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位记者。

“首先我希望两位知道，我的那位联系人已经接到了通知，也已经准备好在下一次疏散行动开始时把您的母亲从马德里转移到沿海城市去。”

我不得不死死地抓住桌边，要不然一定会跳起来拥抱他。国家酒店的餐厅里已经坐满了就餐的客人，而我们这一桌，由于罗萨琳达的存在，成为了当天晚上万众瞩目的焦点。要是我再情不自禁地跳起来疯狂拥抱这位陌生的外国人，那周围的目光和窃窃私语估计能立刻把我们淹死。鉴于形势，我用一个微笑和轻轻的一声“谢谢”表达了复杂的心情。

“您得给我提供一些资料，我会通过电报往伦敦总部，总部会跟克里斯托弗·兰斯联系，由他来经手所有具体流程。”

“他是什么人？”罗萨琳达问。

“一个英国工程师，也是个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已经在马德里很多年了。起义之前他在一家英西合资的西班牙企业工作，西内斯·纳瓦罗民用工程公司，总部在普拉多大街，在瓦伦西亚和阿里坎特都有分公司。他曾跟公司一起参与过一些公路和桥梁的建设，还有索利亚大型水库、格拉纳达附近的一座水电站，以及塞维利亚一座齐柏林硬式飞艇的起降场建设。战争爆发后，纳瓦罗一家不知去向，不知道是逃走了还是被劫持了。工人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自主经营起这家公司。当时兰斯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留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他耸了耸肩，又喝了一大口酒。

“这个有助于止痛。”他略带歉意地举了举酒杯，似乎为了向我们证明它的医疗作用。“事实上，”他继续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兰斯没有回英国，我一直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战争爆发之前，住在马德里的英国人跟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没有把西班牙的政治党派之争看得太严重，他们对局势冷眼旁观，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他们当然了解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西班牙特有的现象，西班牙风俗传统的一部分，就像斗牛、午睡、大蒜、橄榄油，还有兄弟纷争一样，很有特sè，很‘西班牙’。直到战争真的爆发，他们才发现这次动了真格，纷纷逃离了马德里。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兰斯就是其中之一，他选择把妻子送回家，自己独自留在西班牙。”

“有点儿荒唐，不是吗？”我壮着胆子问。

“是，他可能是有点疯了。”他半开玩笑地说，“但他是好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不是冒险家，也不是投机者，虽然在战乱年代投机者遍地都是。”

“他在那儿究竟做些什么？”罗萨琳达问。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尽可能地帮助别人离开马德里，把人带到地中海的某一个港口，然后在那儿送上任何一艘英国lún船，不管是战舰、邮lún，还是运柠檬的商船。”

“他收钱吗？”我问。

“不，完全不收。他不收取任何报酬。是有人从这样的事情里牟利，但他不是。”

他正要进一步解释，一位年轻的军官来到我们桌前，穿着马裤、乌黑发亮的军靴，胳膊下夹着军帽。他一脸严肃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然后交给罗萨琳达一个信封。她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的信纸，读了内容，然后笑了。

“im truly very sorry（真的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想你们会原谅我的。”她一边说一边匆忙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烟盒、手套，还有那张纸条。“发生了一点儿小小的意思，不，意外，对不起！”她补充道，然后凑到我耳边，“胡安·路易斯提前从塞维利亚回来了。”她兴高采烈地说。

虽然鼓膜还没有恢复，但是很可能那位记者先生也听到了。

“你们继续聊，以后再讲给我听吧。”她大声补充道，“希拉，再见！洛根先生，明天请您提前准备好。一点钟左右我会派车来这儿来接您。您在我家跟总督一起用午餐，然后可以对他进行整个下午的采访。”

陪伴她出门的除了那个年轻的军官，还有一大片交织着各种复杂眼神的目光。等她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催促洛根继续刚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