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兰斯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又跟政治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再次耸耸肩，表示自己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们被称为‘小地榆’。兰斯有些特立独行，是个仍在坚持公益事业的十字军。据他自己说，他的所作所为跟政治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如果有共和党人被困在国民军区，他很<dfn>http://www?99lib?net</dfn>可能也会那么做。也许因为他父亲是一位威尔士大教堂的牧师，所以他认为那是他的责任。谁知道呢？实际情况是，当起义爆发时，英国大使亨利·切尔顿和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圣塞巴斯蒂安避暑，只剩下一个无关紧要的公务员在马德里，完全不能掌控当时的形势。由于兰斯在英国侨民中德高望重，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局面，不过这是完全自发的。就像你们西班牙人说的，既没有上帝的授意，也没有魔鬼的指使，他打开了大使馆的大门，供英国公民避难。据我所知，那时候马德里的英国侨民一共也不到三百人，而且没有任何人与政治直接相关，但大部分都是同情右派的保守分子，所以他们一发现大事不妙，就纷纷寻求外交保护。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料，前来大使馆避难的比预计的多了好几百人。他们纷纷证明自己出生在直布罗陀，或者出生在某艘英国lún船上，不是在大不列颠有亲戚，就是与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处做过生意，反正千方百计找理由，只为能躲在英国国旗的庇护之下。”
“为什么一定要在英国大使馆？”
“不只是英国大使馆，其他很多大使馆也这样。事实上，英国大使馆还是最不愿意提供难民保护的大使馆之一。几乎所有大使馆在最初的时候都做着同样的事情：接纳自己的公民和一些需要保护的西班牙人。”
“然后呢？”
“有一些大使馆继续积极地提供收容，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疏散难民的工作。尤其是智利、法国、阿根廷和挪威大使馆。而有些大使馆从战争走势渐渐趋于明朗开始就拒绝继续提供保护。然而兰斯并不是以英国政府代表的名义进行这些运作的，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英国，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那些拒绝再提供收容，也不愿意为疏散难民提供便利的国家之一。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兰斯并不是在帮助国民军，而是以个人名义向那些急需离开马德里的人提供帮助。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可能是家庭的原因，不管是什么，这些人不得不离开马德里。在战争初期，他的确是在大使馆里安置难民，而且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还让英国大使馆给了他一个名誉参赞的职务。但是到了后期，他开始冒着巨大的风险独立运作。为了镇住公路哨卡上的民兵和哨兵，他总是施展出浑身解数，充分利用手里掌握的各种外交工具，比如在胳膊上贴红蓝白三sè臂章标明自己的外交身份，在汽车上chā小国旗，在一张巨大的通行证上面盖满各种各样的大使馆印章，还有六七个工会和国防部的大印，反正只要能搞到的全都用上。兰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和蔼健谈，永远都穿着特别醒目的衣服，尤其上衣和领带，几乎让人觉得刺眼。有时候我认为他故意让自己显得荒诞夸张，是为了让人觉得他没有什么正经事，以免遭人怀疑。”
“他怎么把人转移到港口去呢？”
“我知道得不是很确切，他不肯透露细节。我想开始的时候他是用大使馆的车和公司的货车进行运输的，后来这些车都被征用了。最近他用的似乎是一辆苏格兰教会拨给共和国使用的救护车。另外他一般都会跟马格瑞·希尔在一起，她是安格鲁·阿美莉卡医院的护士。您知道这个医院吗？”
“好像没听说过。”
“在胡安蒙塔尔沃街上，就在大学城旁边，确切地说是在它对面。我刚受伤的时候他们就把我送到了那里，后来为了做手术，又把我转移到了皇宫酒店里的那个医院里。”
“皇宫酒店里有一个医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一个战地医院。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我离开马德里的时候，皇宫酒店跟丽兹酒店一样，是马德里最豪华的地方。”
“您看，现在它已经被挪作他用了。很多事情都变了。我在那儿住了几天，后来他们决定把我疏散到伦敦去。其实在进安格鲁·阿美莉卡医院之前我就认识兰斯，因为那时候马德里已经没剩几个英国人了。后来他来皇宫酒店看过我几次。因为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当中，有一项就是尽可能地为所有处于危难中的英国同胞提供帮助。我这才对疏散的过程有了一点儿了解，但也只限于那些他愿意公开的细节。难民们一般会通过他进入医院，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假装成病人在医院里待一段时间，直到准备好下一次疏散。他们常常两人一起，兰斯和希尔护士，全程协作。看上去她似乎很擅长在不利的情况下避开关卡的官员和哨兵。另外，他们还经常从英国皇家海军的船上把所有能弄到的物资带回马德里，药品、治疗用品、香皂、罐头食品等等。”
“他们是怎么通过那些关卡的？”
我希望能在脑海里大致描绘母亲转移的情形，提前想象一下她这趟冒险的旅程会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他们会在凌晨时分出发，有时候整个行程超过十二个小时。兰斯认识所有的哨卡，大概有三十多个。他还是一个对哨兵心理了如指掌的专家，他从车上下来，跟他们聊天，叫他们‘同志’，并出示他那张惊人的通行证，给他们点烟，和他们开玩笑，反正只要能顺利通行，他可以用尽各种手段。他从来不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贿赂。那是他给自己规定的原则和底线，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违背过这个原则。同时，他也一丝不苟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从来不做任何违法的事，当然他由始至终小心翼翼，不惹出任何麻烦，以免对大使馆造成不良影响。虽然他只是名誉参赞，但却始终严格遵守各种外交纪律和礼节。”
他还没有说完，我已经准备好下一个问题了。看起来我真是深得巴斯盖斯警长的真传，在询问技巧上进步神速。
“他会把难民带到哪个港口？”
“瓦伦西亚、阿利坎特、德尼亚，看情况。他会研究形势，然后设计出行程方案，最后，通过这样那样的办法，把人带到港口登上船。”
“但是这些人有证件吗，或者是许可、通行证之类的？”
“只在西班牙境内通行的话，一般都能弄到许可。但是要去往国外，我估计没有。所以，通常说来登船是整个过程中最复杂的一步。兰斯需要避开关卡，进入码头，然后躲过哨兵的视线，跟船上的官员协商，最后把难民送到船上，还要藏起来以防搜查。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加倍小心，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弄不好就会进监狱。但是就目前而言，他还从未失手过。”
我们吃完了晚饭。他用起餐具来还比较费劲，因为左手没有百分之百地恢复。即便如此，他仍吃了大半只jī、两大盘牛nǎijī蛋糊，还喝了几杯酒。而我因为一直专注于听他的谈话，盘中的鱼几乎没动几口，也没有要饭后甜点。
“您想来杯咖啡吗？”他问。
“好的，谢谢。”
其实除非晚上必须熬夜加班，我晚饭后一般不喝咖啡。但是那天我有两个很好的理由接受这个邀请，一是尽可能地延长谈话的时间，二是让自己加倍清醒，不要漏掉任何微小的细节。
“给我讲讲马德里的情况吧。”我请求他。我的声音里有些怯意，也许是因为已经预料到自己将要听到的不会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您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我垂下目光看着桌布，摇了摇头。知道了母亲将被如何转移的细节，我已经放松很多，不再那么紧张了。马库斯·洛根，虽然他遍体鳞伤，但是那坚定又充满信心的态度让我平静了下来。然而涌上心头的却不是愉快，而是一种深沉的悲哀，因为刚刚听到的一切，因为我的母亲，因为马德里，因为我的祖国。我突然感到鼻子发酸，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马德里每况愈下，基本的生活物资都很匮乏。情况十分糟糕，但是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活下去。”他的回答很笼统，但那是事实。“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他补充道。
“您尽管问吧。”我的目光仍然停留在桌上。母亲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个人手中，我怎么能拒绝？
“您看，我这边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一定会履行承诺尽快把您的母亲转移出来，您尽管放心。”他的声音更低，更近，“但是，为了促成这件事，我不得不编造了一个虚假的背景，尽管我也不知道它跟实际情形到底有几分相符。我说她目前的情况十分危急，需要进行紧急疏散。他们没有再问我更多的细节。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或者说我编的谎言到底虚假到什么程度。您的回答不会对这件事情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只不过是我个人想知道真相。所以，如果您不介意，麻烦您告诉我，您母亲现在的真实状况如何，您真的认为她在马德里有危险吗？”
一个侍者端着咖啡来了，我们加了糖，小勺子在瓷杯和瓷盘上磕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几秒钟以后，我抬起头，直视着他。
“您想知道真相吗？真相就是，我相信她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而她也是我的唯一。我们一直相依为命，一起挣扎着活着。可是有一天，我走错了路，辜负了她。而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力去挽回。之前您跟我说，您的朋友兰斯先生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在做这些事。那么您可以自己判断，让一个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母亲跟她唯一的女儿团聚，算不算一个人道主义的理由。我不知道。”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眼泪马上就要决堤。
“我得走了，明天还得早起，我有很多工作要做。谢谢您的晚餐，谢谢您做的一切……”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已泣不成声，语无伦次了，慌忙抓起手包站起来。我试图不抬起头来，怕他看到我脸上滂沱的泪水。
“我送您。”他边说边忍痛站了起来。
“不用了，谢谢。我就住在旁边，路口拐角的地方。”
我转过身朝门口走去。但是没走两步就感觉到他抓住了我的手肘。
“我很庆幸您就住在附近，这样我可以少走几步路。我们走吧。”
他做了个手势示意餐厅总管把账记在他的房间，然后就跟着我离开了。他没有跟我说话，也没有试图安慰我，甚至没有对刚才我说的话做任何评论，只是默默地陪在我身边。刚走到街上，他突然停下了，拄着拐杖，抬头仰望星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摩洛哥的味道真好。”
“这附近有山，又有海。”我稍稍平静了一些，“也许是因为这个吧。”
我们慢慢地走着，他问我在西班牙保护区待了多久了，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生活得怎么样。
“我们下次再见吧，一旦有新的消息我会马上告诉您。”当我告诉他我到家了的时候，他说，“您也别太担心，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您。”
“非常感谢，真的，请原谅我的失态。有时候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世道很艰难，您知道吗？”我有些难为情地说。
他想微笑，但是受伤的脸只能扯出半个笑容。
“我完全理解，您不用担心。”
这次我没有流泪，情绪的波动已经渐渐平息。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互相道了晚安，然后我就转身上楼，心里想这个马库斯·洛根原来并非我和罗萨琳达预想的那样是个咄咄bī人的投机分子。
贝格贝尔和罗萨琳达对第二天的采访都十分满意。我后来听说，整个采访过程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两人坐在帕尔梅拉斯大街那栋古老别墅的平台上，喝着苏打白兰地，面对着肥沃的马尔丁平原和远处巍峨耸立的格尔盖斯山，那里正是里夫的边境。在这之前他们三个人共进午餐。罗萨琳达必须用她那挑剔的眼光先审查一下这位同胞到底可信到什么程度，才能决定是不是放心让他与她心爱的胡安·路易斯单独相处。贝多依，他们的摩尔厨师，准备了罐焖羊肉配布尔戈尼特级红葡萄酒。在用过餐后甜点和咖啡以后，罗萨琳达就离开了。他们两个则一人一把竹椅，抽着哈瓦那雪茄，开始深入长谈。
我还知道釆访结束以后，洛根大约在晚上八点回到酒店，而且没有吃晚饭，只是让人送了些水果到房间去。我也知道那天早晨他吃完早饭就去了总督府，知道他走过了哪些街道，什么时候回来的。总之那一天他所有的进进出出我都了如指掌，第二天也是，第三天也是。他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看了什么报纸，戴了什么颜sè的领带，我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整天忙于工作，但得益于我那几个合作者谨慎而高效的劳动，我始终能获得最新的第一手消息。哈米拉负责全天跟踪他。在每天一块钱的收买下，酒店里一个年轻的跑堂每天详尽地向我汇报洛根几点回来。再多给一点儿，他甚至能回忆起他晚饭都吃的什么，送去洗衣房的都有什么衣服，晚上几点钟关灯。
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地等了三天，时刻关注着他最细微的一举一动，热切盼望着有什么关于转移进展的消息。到了第四天，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我开始胡思乱想了。我甚至都怀疑他早就打算好了，一旦达到目的，釆访到贝格贝尔，并收集齐他工作需要的关于西班牙保护区的信息后，他就会一走了之，根本不管我这边还有事情没解决。为了避免这些不样的推测有可能变成现实，我决定最好主动出击。所以，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听到清真召唤穆斯林做第一次礼拜的钟声，我就起床细细地梳妆打扮，出了门来到国家酒店的庭院里，挑了个角落坐下来。我穿着一件新的酒红sè套装，胳膊底下还夹着本时尚杂志。脊背挺直，架着双腿，警惕地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以防万一。
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罗萨琳达已经说过了，她给洛根办了一张在西班牙保护区的临时居住许可，也已经向我保证过一定会帮助我，这一切实施起来都需要时间。如果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形势，我就会很清楚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所有的恐惧都显得毫无根据，今天在这里无谓的等待只不过反映了我内心的不安全感。我知道，这一切我都明白，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打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