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走了，母亲来了，我的生活又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折。她是在一个yīn天的下午到达的，瘦得皮包骨头，两手空空，jīng神萎靡，除一个破旧的包、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份用别针别在xiōng衣吊带上的假护照，没有任何行李。她看上去好像老了二十岁，形容消瘦，眼窝深陷，锁骨高高地突起。我记忆中偶尔几丝花白的头发，现在已经变成了整绺整绺的灰发。她走进服装店时，就像一个在睡梦中突然被叫醒的孩子，茫然、困惑、陌生。似乎完全不明白她的女儿住在这里，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她也将住在这里。
我本以为那么焦灼急切地盼望来的重逢时刻，一定充满了难以抑制的狂喜。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来形容那个场景，就是悲伤。她几乎不说话，也不对任何事情表露出任何感情，只是用力地抱住我，然后一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好像生怕我再次从她身边逃走。没有笑，没有泪，也很少说话。这就是全部了。坎德拉利亚、哈米拉和我jīng心为她准备的菜，她几乎一口没动。jī肉、jī蛋饼、西红柿、欧洲鍉鱼、摩洛哥面包，全部都是我们认为在马德里早就已经吃不到的东西。她没有对我的服装店做任何评论，也没有对她的房间发表任何看法。在她的房间里，我特意放了一张橡木大床，还亲手缝制了一条印花床单。她没有问我拉米罗怎么样了，也没有对我在得土安定居下来表现出任何好奇。当然，她也绝口不提从马德里到达北非的一路坎坷，更不提起此前经历的那些恐怖岁月。
她对新的环境适应起来很慢，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看到母亲有这么一天。那个坚决果敢的多洛雷斯，那个永远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做出最佳决定的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畏缩的女人，几乎让我不敢相认。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有益于她身体和心理恢复的事情中去，基本停止了工作。不过暂时也没有什么可预见的重要活动，所以我的顾客们应该可以接受多等几天。每天早上我都把早餐送到她床前：小面包、油条、糖蘸烤面包，所有一切我觉得可以让她尽快增长体重的东西。我帮她洗澡，给她剪头发，为她做新衣服。最初她怎么也不肯走出家门，但是慢慢地，每天早晨的散步成了日常惯例。我们手挽着手走在将军街上，一直走到教堂广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陪她一起做弥撒。我带她走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强迫她帮我挑选布料，强迫她听收音机里的歌谣，还让她来决定晚餐吃什么。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她开始变回从前的自己。
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在那段漫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恢复期里，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她能主动告诉我，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我也没有坚持。当然，我并没有那么好奇。我想那只不过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解脱时产生的一种不真实感，是心酸痛苦过后下意识产生的反应。因此，我耐心地等待她自然地适应，没有给她任何压力，时时刻刻陪伴在她身边，准备着在她需要支持的时候扶她一把，而且随身带着手帕随时准备为她擦拭眼泪，但是她一滴泪也没有流过。
终于我看到了她的好转，因为她开始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决定了：今天我想十点钟去做弥撒，我想跟哈米拉一起去市场买些做米饭的材料，你觉得怎么样？慢慢地，当她听到东西掉下来的声音或者某架飞越城市的飞机引擎声时，不再显得那么害怕。弥撒和市场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慢慢地她又开始参与其他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开始缝纫。虽然我一直十分努力地引导她，但是从到来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缝纫表现出任何兴趣，似乎那不是一件她做了三十多年赖以为生的工作。我给她看从丹吉尔买来的外国服装图样，给她讲我的顾客和她们的各种奇怪想法，试图能用以前我们一起缝制任何一件衣服时的琐碎记忆唤回她对针线活的兴趣。但是我并没有成功，就好像我说的是一种她不能理解的语言。直到某一天早晨，她突然往工作间里探进身子问：“需要我帮忙吗？”于是我知道，我的母亲重生了。
她来了三四个月以后，我们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有了她的加人，我的日子也不再那么忙碌。店里的生意发展得不错，我们可以每月按时给坎德拉利亚分红，剩下的钱维持两人的生活已绰绰有余。现在的我再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们之间重又互相理解，虽然谁也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而且也都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母亲和女儿。那个勇敢坚强的多洛雷斯变得脆弱，而她的小希拉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女人。但是我们相互接受，相互欣赏，各自扮演着最适合自己的角sè，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紧张的关系。
在得土安第一阶段的生活中那种忙碌和紧张渐渐变成了某种遥远的回忆，甚至恍若隔世。现在我已经把迷茫、奔波、通宵达旦的外出和毫无理由的生活全都远远抛在了脑后。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拥有的只有平静的生活，最自然的状态。然而，回忆仍然时时在我心头纠缠。马库斯的离去带来的伤痛正一点一滴地消退，但关于他的回忆还时刻萦绕，就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伙伴，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有多少次，我后悔没有把两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有多少次我暗暗自责当时为什么要坚持拒人于千里的态度，现在我多么想念他啊！尽管如此，在内心的最深处，我还是庆幸当时没有被感情冲昏头脑。否则，他的离去可能会让我更加痛苦。
我跟菲利克斯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母亲的到来适时地终结了他的夜游。从此他不再每天晚上跑到我家，给我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化课，我也失去了他那真挚而有趣的陪伴。
我跟罗萨琳达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她丈夫停留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得多，像吸血鬼一样侵占着她的时间，磨损着她的健康。不过幸好，差不多七个月以后，皮特·福克斯终于想清楚了，决定回到印度去。没人知道这个一天到晚满身酒气醉醺醺的人怎么会在突然间恢复了一丝良知，但事实确实如此，他在某一天早晨作出了这个决定，那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濒临崩溃。然而，除了暂时的解脱，他的离去并未带来更多的好处。他从来不认为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痛痛快快地离婚，尽快结束这段闹剧般的婚姻。相反，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是要回卡尔库特结束生意，再回来同妻儿永久地居住在一起，提前在和平又物价低廉的西班牙保护区享受退休生活。不过，为了不让妻儿那么早就习惯优越的生活，他决定，既然多年来都没有tiáo整过，那么这一次他也不会给他们增加哪怕一英磅的抚养费。
“如果有什么周转不开，你那位亲爱的朋友贝格贝尔会帮你的。”他走的时候说。
令所有人都庆幸的是，他再也没有回到摩洛哥来。罗萨琳达，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和煎熬之后，几乎花了半年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皮特走后那几个月，她一直卧床不起，一共也就出过三四次门。而总督先生基本上把办公地点安在了她的卧室，他们常常一起度过很长的时间，她靠在枕头里阅读，他则在窗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处理公文。
医生叮嘱她，在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前要绝对卧床休息，这虽然没有让她彻底断绝社会交往，但是也已经尽可能地减少了各种活动。不管怎么样，她刚开始感觉到身体恢复的征兆，就挣扎着向朋友们开放她的家，坐在床上开一些小型的派对。这些派对我几乎都参加了。我跟罗萨琳达依然亲密无间，但已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内战进入尾声。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国家不会再因为党派斗争、金钱利益或者势力割据而分裂。至少，胜利的人们是这么说的。母亲和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这次的和平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妈，你说现在马德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办？”
我们几乎是在不安地窃窃私语，从阳台上俯视着街上成群结队的嘈杂人群，那里不时传来叫喊声，人们尽情地释放着压抑已久的情绪。
“我也很想知道。”她yīn郁地回答。
各种各样的消息铺天盖地。据说海峡两岸的客lún又要通航了，半岛上的火车也都准备好再次通往马德里了。回到过去的路变得越来越明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必须留在非洲的理由了。
“你想回去吗？”她终于问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马德里留存着我无数的乡愁：童年和青春时期的印迹、各种各样的味道、街道的名字，还有那些挥之不去的回忆。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不知道这些是否足以让我放弃现在拥有的东西。要回到过去，我必须放弃在得土安付出了无数心血才建立起来的一切，放弃这座白sè的城市，这里有我的母亲，我的新朋友，还有赖以生存的时装店。
“也许，一开始我们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我说。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点了点头离开阳台回去工作。只有在飞针走线中她才能找到慰藉，不去想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
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新西班牙，他们说。一些人迎来了和平和胜利。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迎面而来的却是绝望的深渊。绝大部分的外国政府都认可了国民军赢得胜利的合法性，而且立刻就宣布承认这个新政权。战争的各种设施被陆续拆毁，新的权力机构也陆续告别布尔戈斯，准备返回首都。他们开始筹划新的行政管理机构，重建满目疮痍的城市。当然，清除异己的步伐也加快了，而对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则可以排着队去领取应得的那份蛋糕。战时政府还会继续行使几个月的权力，来清算一些法令、措施并维持秩序，政府的重组至少要等到夏天以后。但是早在七月份，消息还没传到摩洛哥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知道了重组的情况。那时候总督府周围还没有什么传言，更没有小道消息在得土安的大街小巷流传。很久以后贝格贝尔的名字和照片才出现在了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全世界都想知道这个戴着圆眼镜、深sè皮肤的黑胡子男人到底是谁。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已经知道了谁将被佛朗哥任命为新的外交部长，并在第一届和平时期的内阁会议中坐在他的右边。那就是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阿蒂恩扎。他也是新一届内阁中除了佛朗哥外唯一的一位军人。
罗萨琳达得知这一令人意外的消息后喜忧参半。喜的是这一职位对他来说前途更广阔，忧的是他们将要永久性地离开摩洛哥。在那些日子里她的情绪十分混乱，总督先生则不停地往来穿梭于半岛和保护区之间，那边开始一个项目，这边了结一桩公务。为三年内战期间的临时政府向永久性政府过渡而cào劳，并且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搭建第一批新的对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