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日，正式的任命通知下达。八月十一日，政府通过媒体公布了内阁成员，这些人将要在佛朗哥将军的英明领导下完成新的历史使命。
我到现在还保存着从当天的《abc》日报上撕下来的几页内容，上面有所有部长的照片、履历和传记，虽然它们全都已经发黄，甚至用手拿起来就会碎成小片。第一页的正中间，就像红日当空一样，有一张圆形的照片，是大腹便便的佛朗哥。他的左右两边，也就是左上角和右上角，则是贝格贝尔和塞拉诺·苏聂尔，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第二页上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履历，并且用那个时代特有的吹捧方式赞颂了这些新任部长的品质。他们把贝格贝尔描述成一位杰出的非洲学家，对伊斯兰教有深人的理解，表扬他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长时间与穆斯林民族和谐共处，以及他在柏林当武官时的出sè工作。“一场战争让公众们认识了贝格贝尔上校的名字，”《abc》写道，“他一直以佛朗哥的名义管理着西班牙保护区，并在领袖的领导与协tiáo下，成功地获取了摩洛哥的全面支持，这对战争的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于是，作为回报，他得到了最重要的部委。对塞拉诺·苏聂尔，他们则高度评价他的谨慎和充沛的jīng力，他孜孜不倦的工作jīng神；还有广为传颂的威望。他累积的这些功绩所得到的回报就是内政部，负责国家在新时期所有的内部事务。
后来我们知道，寂寂无名的贝格贝尔之所以能出人意料地进入内阁，得益于塞拉诺的保荐。在访问摩洛哥期间，他被贝格贝尔的言行举止震撼，他对待穆斯林民族是如此亲厚，阿拉伯语说得如此流利，对摩洛哥文化如此狂热，还有他招募士兵时的髙效工作，以及不可思议地对摩洛哥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裙带领袖”一定认为贝格贝尔是一个勤奋而狂热的人，会多种语言，善于跟外国人打交道，对事业十分忠诚，而这样的人不会给新政权惹麻烦。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电光火石般闪现出招待会的那个晚上，我躲在沙发后面听到的那次谈话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马库斯是不是已经把我听到的那些事情转告给总督先生，但是为了罗萨琳达和她深爱的男人，我真的希望塞拉诺此时对他的信任可以历久弥坚。
在名字出现在各种报纸和广播中的第二天，贝格贝尔搬到了布尔戈斯，从此永远告别了他的摩洛哥幸福岁月。得土安所有的居民都来为他送行，摩尔人、西班牙人和犹太人，无一例外。西迪·安倍德哈拉克·托雷斯代表摩洛哥各个政治党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授予他一张镶在纯银边框里的羊皮纸证书，上面写着“贝格贝尔是穆斯林真诚的兄弟”。他看上去也非常激动，说了一番充满友爱与感谢的话。罗萨琳达还洒了几滴眼泪，但是没等他的专机起飞就已经干了。他的专机从萨尼亚拉梅尔机场起飞，在得土安上空低空盘旋了几圈作为告别，很快就消失在远处穿越了海峡。罗萨琳达虽然因为心爱的胡安·路易斯的离去非常难过，但是为了早日跟他团聚，她不得不马上着手准备各种各样的搬迁事务。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贝格贝尔在布尔戈斯从前赫尔达纳伯爵手中接过了部长委任书，加入了新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礼节性拜访。罗萨琳达则飞到马德里寻找新的住所，来为她即将要面对的新生活安营扎寨。革命胜利那一年的八月末就这样过去了，他在各个使节、主教、武官、市长和将军们中间接受祝贺，她则签下了新的租约，拆掉得土安那个美丽的家，组织运输不计其数的家什，还有五个阿拉伯仆人、十多只下蛋的母jī，以及她在丹吉尔能搜集到的所有的大米、糖、茶叶和咖啡。
罗萨琳达选中的住宅位于卡萨多·德拉丽萨大街，在瑞提罗公园和普拉多博物馆中间，离赫罗尼莫斯教堂几步之遥。毫无疑问，这栋房子跟她的身份是相衬的：所有新部长中最令人意外的那一位的情人。这栋房子的月租将近一千个比塞塔，这价格对罗萨琳达来说低得离谱，但是对战后的马德里来说已是天价。因为大部分人连肚子都填不饱，为了这笔钱他们甚至愿意被砍掉三个手指。
他们在马德里的生活将跟在得土安一样，各自住自己的房子。他住在外交部旁边一栋乱七八糟的别墅里，她则搬进了新居。但他们仍然尽可能地在一起度过大多数时光。在最终离开之前，在那栋已经空空荡荡、说话都有回声的房子里，罗萨琳达组织了最后一场派对，参加的有少数几个西班牙人、很多欧洲人，还有一些重要的摩尔人，大家都来向她道别。这个女人虽然看起来十分脆弱，却像飓风一样深人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虽然还不知道摆在她面前的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而且从欧洲传来的消息也一天比一天令人不安，但是她努力不让自己去想这些。她不希望带着遗憾离开摩洛哥，因为在这里她曾经那么幸福。她一边跟我们千杯一边承诺，一等她安定下来就邀请我们去马德里，还保证她一定会经常回得土安来看我们。
那天晚上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她在我的非洲生活中如此重要，我必须单独跟她告别。
“在走之前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我说。我为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阿拉伯银盒子，锻造成缝纫桌的形状。“以后我不在你身边，每当你需要钉扣子的时候就会想起我。”
她高兴地打开盒子。她喜欢一切礼物，不管礼物本身的价值有多么微小。各sè细小的线轴、一个极细的别针和小小的针盒，一把看上去像玩具一样的剪刀，还有各种花sè的珍珠、骨质和玻璃纽扣，这就是盒子里的内容。
“我更希望你永远在我身边，帮我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非常喜欢这个jīng致的礼物。”她紧紧地拥抱我，“就像那个神奇的阿拉丁神灯，只要一打开盒子，你就会从里面出来。”
我们都笑了。面对离别我们选择了用欢笑掩饰忧伤，因为我们的友谊不应该有一个苦涩的结局。第二天她振作jīng神，强迫自己保持微笑，带着儿子一起登上了飞向马德里的飞机，而她的那些仆人和家什，正乘坐着一辆军车，在橄榄绿的车篷下一路颠簸着穿过西班牙南部的旷野。但是这种乐观并没能维持多久。就在她离开后的第二天，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由于德国拒绝从波兰撤军，英国对德国宣战，罗萨琳达·福克斯的祖国正式加入了后来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
西班牙政府终于在马德里安定下来，各国的外交机构也纷纷回到首都，清洗已经落满灰尘的大使馆大楼，这些建筑因为战火和长期闲置而锈迹斑斑。正当贝格贝尔还在熟悉外交部大楼，也就是以前的圣克鲁斯宮里一个一个黑洞洞的房间时，罗萨琳达一秒钟也没有浪费，在jīng心装饰新家的同时，一头扎进了马德里最高级最时髦的社交圈。这里的奢华与讲究令人惊讶，如果说陷落以后的马德里像一片荒芜的黑sè海洋，那这个小小的圈子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指甲般大小的孤岛。
若换做另一个性格稍稍不同的女人，也许会选择谨慎地等待，等到她那个位高权重的情人跟身边的权贵们建立起联系后再开始行动。但是罗萨琳达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尽管深爱着她的胡安·路易斯，她也绝不愿意成为一个隐匿在他权势背后默默无闻的情人。她不到二十岁就开始独自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因此，尽管情人的各种关系完全可以为她开启无数的大门，她也毅然决然地再次选择了只身闯荡。她还是釆用了对她来说已经轻车熟路的战略：从旧时异地的老熟人入手，通过他们，通过他们的朋友，通过朋友的朋友，她认识了新面孔、新的职务和官衔，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名字很长的西班牙人。各种各样的邀请信很快就雪片般地飞到她的信箱里来了：招待会、舞会、午宴、jī尾酒会和狩猎。当贝格贝尔成天待在他那yīn冷的办公室里，还没来得及从成堆的公文和积攒下来的繁電事务中抬起头来时，罗萨琳达已经开始深入到当地的社会关系网中，让自己的生活像从前一样忙碌而丰富。
然而，在马德里的头几个月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如此顺利。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她天生在公共关系中游刃有余，但是唯一没能和她建立起任何友好关系的群体正是她的同胞们。当时的英国驻西班牙大使莫里斯·佩特森，是第一个拒绝与她交往的人。在他的要求下，马德里的整个英国外交圈子的成员都拒绝接受她。他们没有或者是不愿意把她看成一个源源不断的消息源，提供的全部都是来自西班牙政府成员的第一手资料，甚至都不愿意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英国同胞，礼节性地邀请她参加活动或庆祝仪式。他们只把她当做一个令人不快的存在，她跟西班牙亲德政府的部长同居似乎令他们蒙羞，因为对于这个亲德政府，他们伟大的英国政府完全没有半点儿要亲近的意思。
那段时间对贝格贝尔来说也是一路荆棘。因为在战争期间一直远离政治yīn谋，面对其他久经沙场又有深厚背景的政要时，他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比如说，塞拉诺·苏聂尔。对这位玩弄权柄的塞拉诺，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很少有人真心地对他报以同情。马德里有句俗语就是讽刺他的：“在西班牙有三样东西让我绝望，津贴、长枪党，还有伟大领袖的连襟。”而在塞维利亚，据说人们开玩笑地唱着这样的歌谣：“从下街道走来权力至高无上的先生，以前是纳萨莱诺，现在是塞拉诺。”
随着西班牙和德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再加上希特勒的扩张欲望在整个欧洲迅速蔓延，那位在访问摩洛哥时对贝格贝尔印象极佳的塞拉诺先生，现在却成了他最大最残酷的敌人。没过多久这位“裙带领袖”就开始煽风点火。英国刚刚对德国宣战，他就知道自己向佛朗哥提名贝格贝尔为外交部长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他开始觉得，这个外交部从一开始就应该是他的，而不该属于那个从非洲来的籍籍无名的陌生人。尽管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尽管多国语言都说得很流利，但在他看来，贝格贝尔实在不是外交部长的适当人选，因为他并非完全忠实于德国的事业，反而极力主张西班牙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完全无意盲目屈从于来自内政部的任何压力和要求。此外，他还有一个英国情人，那个年轻而活跃的金发女人，自己在得土安的时候曾亲眼见过。反正一句话，他对自己毫无用处。因此，新内阁组建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政府中资历最老、最有权势的部长就开始蠢蠢欲动，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别的部门，像一条贪吃蛇，霸占一切，肆意妄为，随心所欲地chā手外交部的事务，不但不征询外交部长的意见，还抓住一切机会对他横加指责，到处宣称他的婚外情会极大地破坏西班牙跟友邦之间的关系。
就在塞拉诺的想法前后矛盾、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时候，似乎没有人完全了解那位保护区前总督的真实状况。在塞拉诺的yīn谋设计下，西班牙人和德国人都对他是一位亲英分子深信不疑，因为他对纳粹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而且还把全部感情都放在一个轻浮又善于cào纵的英国女人身上。但是那些英国人也同样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是一个亲德分子，因为他属于一个狂热地支持第三帝国的政府。罗萨琳达，一如既往的理想主义，认为他有巨大的潜力去成为改变西班牙政治方向的催化剂，似乎只要他努力，就可以像变魔术一样改变西班牙政府的外交方向。而他，对自己所处的可悲环境了然于xiōng，却用令人钦佩的心态，把自己看成一个卑微的商人，并且试图让罗萨琳达明白他的真实处境。
“你以为在这个政府中我有多大的能量，可以带着它向你的国家靠拢？微乎其微，亲爱的，几乎没有。内阁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支持德国，支持西班牙参与欧洲大战，并站在德国一边，我在里面是孤掌难鸣。我们欠德国钱和人情。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远远早于他们选择我来做这个外交部长。你认为我有什么能力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引向另一个方向？不，亲爱的罗萨琳达，我完全无能为力。在这个新西班牙，我作为外交部长，既不是一个战略家，也不是一个外交上的谈判员，只是一个舶来品的商贩，或者面包市场的小店主。我的职责就是获取贷款、在商业协议中讨价还价，向其他国家提供橄榄油、橘子和葡萄，以换取小麦和石油。就算是这样，就算只为了这些事情，我还得成天在内阁斗争，跟长枪党人斗争，只求他们放我一马，让我能做成这些事。也许我能想方设法弄到足够的物资，让西班牙的人民在这个冬天不会饿死、冻死。但是要想改变政府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我完全没有一点儿办法。”
贝格贝尔的头几个月就是这样度过的，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刻面对着内部的和外部的斗争，还要提防那位弄权者的暗箭，他在内阁中越来越孤立。为了不让自己在无尽的烦恼中迷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对已经成为过去的摩洛哥的回忆和乡愁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他是如此想念那个世界，以至于在他外交部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本打开的，他会不时地用阿拉伯语大声朗诵里面的一些章节，这经常让身边的人愕然。他是多么渴望回到那片故土。部长官邸里堆满了阿拉伯服饰。每天傍晚一下班，他就脱去沉闷至极的灰sè三件套西服，换上一件丝绒长袍。有时候他会用摩洛哥人的方式直接用三个手指抓取食物，而且不停地对身边的人说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都是兄弟。有时候，在结束了一天的勾心斗角和繁重公务后，他终于有了一些独处的时间，于是从那些挤满了人的有轨电车穿过肮脏的街道时发出的吱吱嘎嘎声中，听到了竖笛和手鼓的韵律，在马德里灰蒙蒙的早晨，在下水道散发出的恶臭中，他甚至又闻到了柑橘花、茉莉花和薄荷草的香味，仿佛自己又行走在得土安的摩尔人社区那些抹着石灰的白墙之间，阳光透过细密的藤萝洒下一地碎金；远处传来喷泉的汩汩水声，风吹过甘蔗田，叶子像波浪一样起伏。
他固执地守望着这份乡愁，就像船舶失事时在bào风雨中紧紧地抓住一块小木板，但是塞拉诺的尖刻言辞却yīn魂不散地在他身后追赶，随时把他从梦境中惊醒：
“看在上帝的分上，贝格贝尔，别再提什么见鬼的西班牙人都是摩尔人了。难道我长得像摩尔人吗？难道领袖长得像摩尔人吗？别再一遍遍重复你那些胡言乱语了，他妈的我都烦透了！整天都是同样的废话。”
那的确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罗萨琳达虽然锲而不舍地想要贏得佩特森大使的好感，但是在后面的几个月中情况也并没有好转。胜利之年的年底，她在英国同胞中受邀参加的唯一一个活动就是跟其他妈妈一起，陪着自己的孩子围着大使馆的钢琴唱歌。一直到一九四〇年的五月，事情才出现转机。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相，随即决定大规模撤换英国在西班牙的外交人员。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