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小山风上想道：这叫什么，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

出差中耳闻目睹，感慨良多。想对亲人倾诉，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只要是独自一人，就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斯塔夫罗波尔写信。通常都得过上一个星期甚至十天半月，往往我都已经到家了信才收到。然而这样的通信却可造成经常交往的错觉。

原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将这些35年前的许多信件都保存起来了。在《我希望……》一书中她公布了其中的某些片断。例如有这么一段：”……我曾经有多少次来到普里沃里诺耶，那里却在进行着关于20卢布的谈话：上哪儿去弄这笔钱，而且父亲一年到头都在干活。我真是一肚子怨气。我忍不住（说实话）要落泪。其他人又如何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父母和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人理应过更好的日子。”

人们理应过更好的日子，这就是我愈来愈关切的问题。

而生活在照常进行。出差一次接一次，有时是青年的事情，有时又是区党委的任务。我经常当众讲话，话题也五花八门。

大家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我讲，问题主要不在我的口才。当时农村大多没有通电通广播，电视更是闻所未闻，报纸要晚好多天，书籍很少。因此只要一宣布”中央” 来了个讲课人，大家就到俱乐部来了。很高兴能有个交往的机会，舒舒服眼地在长凳上坐下，后排的人悄悄嗑着葵花籽，准备坐在那里听下去，哪怕听到天亮也行。

不过共青团工作中的”教育活动” 愈来愈被赫鲁晓夫发起的一个接一个的经济运动给挤掉了。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阴险之处。它提出现成的”游戏规则”，将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正的社会工作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这个青年政治组织其实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实际上充当苏共的”分包人”。此外，共青团任何级别的任何采取独立行动的尝试，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当成危险的事情。党组织把直接领导经济的职能揽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了经济机关不算，希望共青团也照此办理。一切都通过经济成就来评价。经济上有成就，那么党组织和共青团都干得不错。要是没有成就，那么政治工作就一钱不值。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探索活跃的、人道的工作方式的做法，往往（说得轻点是）得不到各级党委的理解。我去苦山沟和当地农庄（由于命运的作弄居然冠上列宁的名字）后留下的印象，上面已经讲到。在那里呆了几天，意见听了一大堆，都是冲着经济崩溃和暗淡无望的生活。然而最让青年人感到压抑的，则是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得想想办法。

我决定就此与专家们一谈，专家基本上也都是年轻人，一致同意年轻人需要交往的意见。决定成立几个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小组，正所谓”凿开一道通向世界的窗户”。举行了最初的几次活动。参加者不仅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人。大家表示希望定期活动。坚冰打破了。出差结束后，我到区党委去找第一书记德米特里耶夫。我向他讲了我在苦山沟的所见所闻和所做的工作，将全部意见和盘托出，便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

没过一两天，边疆区党委把我叫去：你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 我说，”不过印象很糟糕。”

”据区委书记讲，边疆区团委来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他没有整顿秩序，加强纪律，没有宣传先进的生产经验，却成立了一些示范性的小组”。

我一时目瞪口呆，过后才明白过来。德米特里耶夫是这样推断的：戈尔巴乔夫到了边疆区党委，肯定会讲村里的生活情况，讲对人不关心。于是老谋深算的德米特里耶夫决定来一个”先下手为强”。至于苦山沟农民的贫穷和不幸，自然是只字不提。

同德米特里耶夫的第二次冲突，也具有这种性质。那是后来我担任边疆区团委书记时的事情。开始了又一次扩区的运动，他借此机会尽量把自己手下的红人都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下面怨声载道，我只得马上出发了。我同共青团员见面，安慰他们，后来又到德米特里耶夫那里，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改组并不是打垮现有的社会机构和任命”合适的人” 的借口。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又被请到边疆区党委那里。原来德米特里耶夫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说，这个戈尔巴乔夫来了，你们得看着他点儿，他显然在帮倒忙。

同我的共青团同事相处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的大学学历无疑使我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就共同的问题发生争议时，我按照大学生习惯马上卷了进去，并提出也许对方意料不及的什么论据，表明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带着辩论的激情。

可有一次边疆区团委开会时，有人却公开责备我”滥用” 大学的教育程度。然后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我说：

”米沙，你知道吗，我们喜欢你，尊重你，为你的知识，也为你的人品，可是机关里许多同志一旦在争论中显得象个无知的人甚至傻瓜的时候，就感到很委屈。他们只念过夜校的十年级，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我认真地对待这个意见。而主要是帮助其中许多人到大学继续深造。

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