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太满意地看了看来客。密勒讨厌硬领和领带，平时尽可能避免使用它们，他穿着一件白sè尼龙高领绒衣，外罩一件圆领的套头黑sè绒线衫，在这两件衣服外面他还穿着一件黑sè的运动衣。医生的表情明白地说明，探视病人时以穿上硬领打上领带更为合适。

“她的侄子？”他惊奇地重复说，“奇怪，我不知道温德尔小姐有一个侄子。”

“我相信我是她唯一活着的亲戚，”密勒说，“这很明白，我要是知道我姑姑病了，我早就来了。文策尔先生今天早晨才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看望她的。”

“文策尔先生平常这个时候就会上这儿来的。”医生说。

“我知道他被叫走了，”密勒温和地说，“至少，今天早上他在电话上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他几天之内不会回来，还要我替他来探望探望。”

“出门了？多么离奇，多怪啊！”医生沉默了一会，踌躇不决，然后加了一句，“请等一下。”

密勒看见他从他们在那儿谈话的那个前厅转身出去，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从开着的门里，他听见医生在给文策尔家里打电话。

“他真的出去了吗？……今天早上？……要几天吗？……噢，不，谢谢你，小姐，我只要证实一下他今天下午是不是不来了。”

医生挂上话筒回到前厅，“奇怪，”他咕噜说，“温德尔小姐入院以后，文策尔先生每天准时来到，真是最忠实不过的了。咳，假如他再想见她一面，那他最好得快些。她情况很糟，你知道。”

密勒装作忧郁的样子。“他在电话上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扯谎说，“可怜的姑姑。”

“你是她的亲戚，当然可以跟她一起呆一会儿。不过我必须警告你，她说话已不太有条理了，因此我必须要求你说话尽量简单明白。请这儿走。”

医生领着密勒走过几个通道，在一间卧室前站住了。这座房子过去显然是一座私人的大住宅，后来改成医院的。

“她就在这儿。”他说着，让密勒进去，在他身后关上了门。密勒听见他回去的脚步声。

房间里黑糊糊的，直到他的眼睛适应了从稍稍拉开的窗幕缝里透进来的冬天下午的暗淡光线之后，他才看清了床上那个女人枯萎的模样。在她的头下和肩下垫着几个枕头，她脸sè苍白，而身上的睡衣却又颜sè那么浅，以致整个人都跟床上的铺盖混成一片了。她双目紧闭。密勒很少有希望从她那儿探听到失踪了的伪造证件者可能的去向。

他低声叫道：“温德尔小姐。”眼皮活动，张开了。

她盯着他看，但眼睛里毫无表情，密勒怀疑她甚至根本没有看见他。她重新闭上她的眼睛，开始断断续续地嘟哝作声。他俯近过去想听清从灰白嘴chún里吐出来的混乱语句。

那些语句没有什么意义。有几句是关于罗森海姆的，他知道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村子，可能她是生在那里的。还有什么“全穿着白衣服，多漂亮，漂亮极了”，然后还有些混乱的无意义的单字。

密勒靠得更近些：“温德尔小姐，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垂死的妇人继续嘟嚷着。密勒听到说的是：“……每人都带着一本祈祷书和一束花，……全都是白sè的，多么纯洁。”

密勒皱起眉头捉摸了半天才搞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在昏乱中，她是在回忆她第一次领圣餐的仪式。象他自己一样，她曾经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温德尔小姐？”他重复说，心里不存什么希望了。

她再次睁开眼睛，盯着他，望着围在他颈上的白sè宽带，xiōng前黑糊糊的一片和黑sè的外套。使他吃惊的是她又闭上了眼睛，而她扁平的身躯却抽搐起来了。密勒着急了，他想还是把医生叫回来的好。两行眼泪从她闭着的眼睛里涌出，顺着羊皮纸似的面颊滚落下来。

她的一只手慢慢地在被子上摸向密勒俯近她时支在床上的手腕。她以惊人的力量，或者简直是不顾死活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在她十分清楚地说出“祝福我，神父，我有罪孽”这几句话之前，密勒已认定她不可能告诉他关于克劳斯·文策尔的任何事情，正打算挣脱出来动身走了。

密勒愣了几秒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看了一眼自己的xiōng膛，这才明白那妇人在朦胧的光线中认错人了。

他心里斗争了两分钟，决不定是就此离开她回到汉堡呢，还是冒一下灵魂进地狱的危险，最后寻试一下通过伪造证件者的线索来追寻爱德华·罗施曼。

他又俯向前去，“我的孩子，我准备听你的忏悔。”

于是她开始讲了，她用一种枯燥乏味的单tiáo语言叙述了她的生命史。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巴伐利亚的田野和森林里度过的，出生于一九一零年。她记得她的父亲去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一九一八年停战时才回来，对那些在柏林屈膝投降的家伙满腔怒火，恨声不绝。

她记得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动乱，记得在慕尼黑附近发动的未遂政变，当时有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街头煽动家率领了一群人企图推翻政府。她父亲后来和他搞在一起，并且参加了他的党。当她二十三岁时，那个煽动家和他的党组成了德国政府。然后是参加全德少女联盟的夏令营，给巴伐利亚地方长官当秘书，跟穿着黑制服的漂亮的金发青年们跳舞，等等。

不过她长大后很丑陋，又高又瘦头骨突出，马脸，chún上毛茸茸的。她那一头耗子毛向后挽成一团，穿着深sè的衣服，套着格格作响的鞋子。她到三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是没希望象村子里别的姑娘那样结婚成家了。一九三九年，这个愤懑不平、满腔仇恨的女人被委任为一个叫做拉芬斯布吕克的集中营的女监长。

她讲到那些遭她鞭打和bàng击的人们，讲到她在勃兰登堡的那个集中营里大权在手，任意肆虐的日子，眼泪从她两颊徐徐滚落下来。她的手指抓住密勒的手腕不放，生怕他在她讲完之前就愤然离去。

“那么在战争以后怎样呢？”他柔和地问道。

流浪了好几年——被党卫军抛弃了，受到盟军的追捕，白天在厨房里当女佣人洗碗碟，晚上住在救世军收容所里。

一九五零年，她认识了文策尔，他当时住在奥斯纳布吕克一家旅馆里，正在物sè买幢房子。她那时是个女招待。那个矮小的中年男人买好了房子，便建议她来替他管家。

“就这些吗？”当她停下时密勒问。

“是的，神父。”

“我的孩子，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忏悔你的全部罪孽，我就不能给你举行忏悔式。”

“那是全部，神父。”

密勒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么关于假护照的事呢？就是他替在逃的党卫军伪造的那些东西？”

她沉默了一会儿。他担心她已经失去知觉了。

“你知道那个吗，神父？”

“我知道。”

“我没有造假护照。”她说。

“但是你知情，知道克劳斯·文策尔干的事。”

“是的。”这话是低声说的。

“他现在已经走了，他跑掉了。”密勒说。

“不，没跑。克劳斯不会跑掉，他不会离开我，他会回来。”

“你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不知道，神父。”

“真的吗？想想吧，我的孩子。他是被迫逃跑的。他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瘦削的脑袋在枕头上慢慢摇着，“我不知道，神父。如果他们恐吓他，他就要用档案。他对我说过他要。”

密勒吃了一惊。他向下看这个女人，现在她的眼睛闭上了，好象睡着了。“什么档案，我的孩子？”

他们又谈了五分钟。这时有人轻轻敲门，密勒松开女人的手，站起来要走。

“神父……”声音是可怜的，恳求的。他转过脸来。她望着他，眼睛睁得很大，“祝福我，神父。”

音tiáo是哀求的。密勒叹了口气，那是一个大罪。他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他举起右手划十字：“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饶恕你的罪过。”

女人深沉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失去了知觉。

在外边的甬道上，医生在等着。“我觉得时间真够长的了。”他说。

密勒点点头：“是啊，她睡了。”他说，看了门周围一眼。医生送他回到前厅。

“你想她还可以活多久？”密勒问。

“很难说。两天，可能三天，不会再多了。我很抱歉……”

“呃，是的，谢谢你让我去看她。”密勒说。医生替他开了前门。

“哦，还有一件事，大夫。我们家里都是天主教徒，她求我请一个神父。临终的仪式，你知道？”

“是的，当然。”

“你可以找一个吗？”

“当然可以，”医生说，“我以前不知道。我今天下午去找一个吧。谢谢你告诉我，再见。”

※※※

当密勒开车回到西奥图·赫斯广场，把“美洲虎”停在离旅馆二十码的地方时，已经是傍晚时分，薄暮正在变成夜sè了。他穿过马路朝他的房间走去。在两层楼上面，麦肯逊注视着他的到来。他带着手提箱里的炸弹，下楼到过厅，付了当夜的账，说他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然后出来上了他的汽车。他把车开到一个能够监视旅馆大门和“美洲虎”的地方，然后停下来继续等候。

这个地段仍然闲人太多，使他不能到“美洲虎”上去干他的事，而且密勒随时都可能从旅馆里出来。假如他在炸弹装上之前把车开走，麦肯逊就要在距离奥斯纳布吕克几哩的空旷的公路上追上他，抢走文件包。假如密勒在旅馆里过夜，麦肯逊就要在清晨周围没人的时候装上炸弹。

密勒正在他的房间里绞尽脑汁回忆一个名字。

那是一九六一年圣诞节前半个月，他坐在汉堡地方法院的记者席上，等候一个他感到兴趣的案子开审。他赶上了前一个案子的末尾。被告席上站着一个矮小的男人，辩护律师在请求宽大处理，提出现在正是圣诞节前，而他的委托人有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

密勒记起当他朝律师席望去的时候，看到了犯人的妻子疲倦的、备受折磨的脸。法官指出，刑期本来会判得更长一些，但由于辩护律师请求宽大，故判决这个人十八个月徒刑。这时她在极端绝望中用双手蒙住她的脸，检察官曾称犯人为汉堡最善于撬开保险柜的窃贼之一。

两星期后，密勒在离雷柏大街不到两百码的一个酒吧间里跟他的几个黑社会的熟人喝酒庆祝圣诞节。他那天刚拿到一笔稿费，所以腰包里钱不少。有一个女人在屋子的另一头擦地板。他认得两星期前被判刑的窃贼的妻子那张充满烦恼的脸，出于一时的慷慨（这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后悔了），他把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塞到她的围裙口袋里，然后走了。

一月间，他收到一封从汉堡监狱寄来的信，信写得不很通顺。一定是那个女人向酒吧间的侍者打听了他的名字并告诉了她的丈夫。这封信是寄到他有时发表文章的一家杂志社去的，他们把信转给了他。

〖亲爱的密勒先生：

我的妻子写信告我你在圣诞节前做了的事。我从没见过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做了这事，但我要非常感激你。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那笔钱帮助玛达和孩子们过了一个极好的圣诞节和新年。要有机会让我能回报你的话，通知我一声就得了。

尊敬你的……〗

但在姓的末尾是个什么名字呢？库柏尔，就是他，维克多·库柏尔。但愿他没把自己再搞到监狱里去。密勒拿出记有他相熟的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的小本来，把旅馆的电话机拉到自己的膝头上，开始给汉堡黑社会的朋友们打电话。

他在七点半找到了库柏尔。由于那天是星期五晚上，他正和一帮朋友在一个酒吧间里，密勒可以听到那里自动留声机的声音，它正在放送硬壳虫音乐队的《我要握你的手》。

那年冬天成天放送这首曲子，听得他几乎要发狂了。

他稍微提示了一下，库柏尔就记起他来了，记起了两年前他对玛达的馈赠。显然库柏尔已经guàn了点酒。

“非常谢谢你的好意，密勒先生，做了大好事。”

“听着，你从监狱写信给我说，要有机会让你能为我做点什么，你就会去做。记得吗？”

库柏尔的声音是谨慎的：“是的，我记得。”

“好，我需要一点帮助，不很多。你能帮忙吗？”密勒问。

在汉堡的这个人更谨慎了：“我手头没多少钱，密勒先生。”

“我不要借钱，”密勒说，“我要为一件工作付给你钱。一件小事。”

库柏尔的声音听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哦，我明白了。是的，当然。你在哪里？”

密勒把要求告诉了他：“立即去汉堡车站，赶上第一列开往奥斯纳布吕克的火车，我在车站接你。还有件事：随身带上你干活的工具。”

“呃，你听，密勒先生，我不在我的地段以外做案。我不熟悉奥斯纳布吕克。”

密勒用汉堡俚语说话了：“是件马到成功的事，库柏尔。空房子，主人走了，里面货不少。我侦察过，没问题。你可以回汉堡吃早饭，满载而归，没人查问你。那个人要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你可以在他回来之前把东西脱手，这里的警察会以为是本地的人做的事。”

“我的车费怎么办？”库柏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