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成分、推理的乐趣，是让大众热情拥抱这些小说，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的重要元素。战后日本也有不是推理的社会派小说，承袭了西方社会写实主义手法，bào露社会黑暗、探讨社会问题，但这样的小说从来不曾获得大众的青睐。推理小说中所具备的高度悬疑性勾住了读者，使他们愿意且必须跟着小说的情节一路走下去，读完了一本还想再读一本。
借由jīng彩悬疑的推理手法，松本清张勾到了很多读者。不过，推理从来都不是他的小说的目的，他以推理作为诱饵，数十年如一日在小说中传递严肃的社会讯息，邀请甚至是强迫他的读者关心、思考“正义”是什么。
“清张革命”
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至少在松本清张眼中，经历了扭曲的军国主义，再经历了大破坏的战争，又经历了屈辱的战败，日本过去曾经有过的任何“社会正义”基础都消失殆尽。“正义”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怎样的行为是罪，什么样的罪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然而在战后的日本，要如何判定罪行呢？杀人曾经被视为军人武勇的最高表现而被大加鼓励，然后原来高高在上的大官、将领、英雄，一夕之间成了战犯。昔日的大仇人、大对头美国一转身成了日本的占领者、实质的统治者，成了日本人应该崇敬遵奉的对象。松本清张自己半生几十年，就亲历了这种戏剧性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身边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堪的过去、错乱的行为、无法统一的人格。这是日本，这是松本清张要面对、要书写的日本现实。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有罪？谁无辜？这样的问题，在战后的日本变得如此难以回答。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回答，这个社会要怎样产生一种集体秩序，正常有效地运作下去？战争结束十年后，美军退出日本，带走了他们借着外来强权维持的表面平静。在这个关键时刻，松本清张开始创作他的社会推理小说，短短几年内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作家。他的读者遍布全日本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他成了不折不扣的“国民作家”。
借由这样的写作成就，他赚取了庞大的版税，多年维持在全日本个人纳税金额最高位置上。不过更重要的是，借由这样的写作成就，他发动并完成了日本所谓的“清张革命”。
什么是“清张革命”？他一个人一支笔，平均每天写九千字的稿子。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反复质问他数量庞大的读者：如果有人为了这样的动机，犯了这样的罪，你如何看待、如何评断？
松本清张早期的作品，有一个强悍、执着的主题——处理日本人在美军占领期的过往行为。受到战败的震撼，又在极度屈辱与贫穷的情况下，很多日本人用各种不光荣的方式巴结、依赖美国人。这其中包括不少将身体卖给美国人的日本妇女，她们以如此不堪的方式活过了那些年，然后想尽办法回到正常的人生，或许是嫁了人生了孩子，或许是拥有一点田产或一点小生意。当她们好不容易有了安稳的日子，过去的记录却如同乌云罩顶般一步步靠拢过来。为了保有这难得的正常生活，她们决心将知道她们黑暗过去的人除掉，这几乎是她们卫护自己未来生活唯一的手段。
要如何看待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如果是透过新闻或法律文件，理所当然要将她们视为罪犯，以杀人罪惩罚她们。可是在松本清张的小说里，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她们的黑暗，还看到她们的痛苦和挣扎、她们在时代中浮沉的无奈，以及她们珍惜手上难得幸福的心情，这让读者不得不有更复杂、更深刻的思考。并且，这些读者都和小说中的角sè一起经历过那样的时代，那样的黑暗与痛苦、挣扎与无奈，读着读着就再也不可能用那种无情冷漠的态度面对了。
在松本清张的小说里，犯罪的动机和犯罪的事实同等重要，甚至比犯罪的事实更重要。因而推理要推要查的，就不单是犯罪事件的经过：凶手是谁，用什么手法杀了被害者，又用什么方式逃避追查。更重要的是，要推论出凶手的动机。松本清张的小说基本上总要一路推到弄清楚了犯案动机才算结案，也因此在他手上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写法——后来社会推理小说全面继承的——那就是，破案的关键往往藏在凶手的动机里。小说的重大突破不是现实中出现了什么证物或证词，而是在心理层面上，侦探明白了凶手犯案的动机，所以才有了该到哪里去寻找证物或证词的头绪。
杀人行为和读者没有切身关系，毕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没有杀人的经验，也一辈子不会有杀了人再制造不在场证明脱罪的行为。但小说揭露的动机，却和当时的日本读者如此亲近。
那不只是凶手和被害人的事，那是我们共同活过、活着的时代中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松本清张的小说让日本人无法转过头逃避，那真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松本清张出版了八百本书，加上受他影响而投入社会推理创作行列的其他作家——如森村诚一——的杰出作品，数量是很惊人的。更惊人的是，因为有推理的形式作为强烈诱因，日本人集体地逆转了原本的逃避心态，不得不在阅读与讨论中重整自己的正义观念、罪与罚的标准。
而且很快地，松本清张就不只是透过小说来影响日本社会了，他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日本电视红极一时的“土曜剧场”，每个星期六固定上演一出推理剧，其中由松本清张作品改编的比例最高，就算不是改编自松本清张的作品，大部分也都充满了社会推理的jīng神。
“清张革命”的核心意义就在：松本清张改变了战后日本人原本错乱的价值意识，在一二十年间重建了一套新世代的正义观。正义重新回到日本人的社会视野里，成为他们日日夜夜翻开小说、打开电视就习惯接触、思考的一个主题。
社会推理的价值
社会推理小说在日本大行其道，相对就压挤了本格派推理的发展空间。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将推理小说从朝向益智游戏走去的倾向中拉回来，回归小说的本质，探讨、显现社会的异质性，解答藏在多元异质后面的各种问题。
从社会面看，松本清张的贡献在于引领日本人去思考罪与罚的道理原则；从文学面看，松本清张也有很大的贡献，将原先走得愈来愈狭窄、愈来愈游戏化的本格派推理小说推挤到边缘去，重新开发出一片回归小说的开阔推理风景。
松本清张的小说里，仍然会有凶案，有谜团，有不在场证明，然而他不依赖这些成分来形成小说中的悬疑。本格派推理小说的悬疑吊挂在“谁干的”“怎么干的”这样的问题上。松本清张却有另一层同等吸引读者甚至更吸引读者的悬疑贯串在小说里，那就是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必须杀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手法杀人。这层悬疑就不是靠线索与归纳可以解开的了，要靠对于人性、心理、时代以及社会价值的铺陈与说明，换句话说，解开这层悬疑，也就呈现了人性、心理、时代与社会价值。
接着，连带牵引出的下一波悬疑，则是一旦了解了这些来龙去脉，看待、处罚凶手的方法会改变吗？这样的悬疑不只是对小说中人物的探问，也是对读者自我的探问。我会同情凶手吗？我该同情凶手吗？我该如何处理自己对凶手的同情？如果有权力决定对凶手的惩罚，我会下怎样的决定？
本格派就是要找出凶手来，凶手就是凶手，但对松本清张而言，找到凶手不过是另一层悬疑的开始——一个人怎么会变成凶手？我们怎么能不对这件事好奇，不去找出答案呢！
社会派推理发展史
1935年，江户川乱步在《〈日本侦探小说杰作集〉序文》（“「日本探偵小説傑作集」序文”）中将一系列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称为“社会的侦探小说”；松本清张也在《推理小说独言》中回忆了青年时代爱读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獄門島）是横沟正史在战后（1947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反映了战争结束不久的社会混乱。
1958年，松本清张（点と線）、《眼之壁》（眼の壁）的单行本发行，并风靡一时。
1961年，松本清张在《文学》上发表文章，称自己的作品是“被称作所谓社会派的作品群”。“社会派”一词的来源一说是出于1960年文艺评论家荒正人的文章。
江户川乱步将社会派推理小说引发的热cháo称为“推理小说的第4山”，推理小说也由小众读物向大众读物转化。
有马赖义发表《四万人的目击者》（四万人の目撃者，1959），是以bàng球运动为题材的推理长篇。
水上勉在松本清张的触发下创作了《雾与影》（霧と影，1959）。以水俣病为题材的《海之牙》（海の牙，1959）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饥饿海峡》（飢餓海峡，1963）奠定了水上勉作为社会派推理小说家的地位。
梶山季之的《黑sè试走车》（黒の試走車，1962）以20世纪60年代日本大众的购车欲望为背景，描写了汽车制造企业之间的斗争。
黑岩重吾的（背徳のメス，1960）以医院妇科为舞台，描写人的金钱欲、权力欲，获得了直木奖。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部分社会派推理小说家远离推理小说后渐渐退去，推理作家们关注的现实也发生了改变，社会派推理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森村诚一描述军事产业和官僚勾结的作品（腐蝕の構造，1972）获得第2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他的代表作《人间的证明》（人間の証明，1976）与之后发表的（青春の証明）、（野性の証明）并称为“证明三部曲”。
夏树静子的（の悲劇，1982），采用倒叙的手法揭示犯罪，药师丸博子出演的电影版也成为了名作。
旅行推理的第一人西村京太郎初期的社会派代表作《四个终止符》（四つの終止符，1964）关注了作为聋哑人的被告因沟通不畅而导致的悲剧。
宫部美雪的（1992）描写了现代金融导致的多重债务问题，获得了山本周五郎奖；（1998）从1996年起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以纪录片式的笔法勾勒了高级公寓中的杀人事件，获得了直木奖。
桐野夏生的《out》（1997）描写了在便当工厂上夜班的主妇的杀人事件，反映了泡沫经济崩坏之后日本社会的现实。
高村薰的出道作品《抱着黄金飞翔》（黄金を抱いて翔べ，1990），讲述6个男子抢劫银行金块的硬派推理悬疑故事。2012年，导演井筒和幸将其改编为电影。
东野圭吾的（1999）所描写的横跨19年的杀人案件，囊括了日本经济从高度成长到泡沫经济破灭的图景；(2004)的故事则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和阪神大地震之后的日本为背景。